父亲上不起学了，就在东市市场卖烟卷，结果刚卖几天，就让坏人用假钞买了两条上好的烟给骗得血本无回，奶奶帮着他好不容易才还上借的钱。
他又开始卖报。每天起大早拿到报，就往市场人多的地方挤，一边喊着“卖报卖报！特大新闻！”一边卖。
卖报需要起太早了，卖了一个多月，正值冬天，外面太冷了，父亲的棉袄又不保暖，他此时又正是长身体的年纪，每天困得爬不起来，有时奶奶扒拉他起床他也不起来，最后，奶奶心疼儿子，就不让父亲去卖报了。
一家子穷得吃不上饭，父亲就到城外撸榆树钱儿，穷孩子们都爬树撸这个东西，所以最后就看谁爬的高才能撸到，父亲总是爬的高高的，其实他心里特别恐惧，但是没办法，撸不到回家就吃不饱，他把这些榆树钱抱回家让奶奶掺苞米面里蒸窝头吃。
后来跟着一个朱大叔收破烂，他挑担，父亲打鼓。
1949年，朱大叔找了个工作上班去了，母亲就拜托他帮父亲找个学徒的地方。
那时父亲15岁，个子小小的，奶奶说能找到个吃饱饭的地方就行。
还别说，朱大叔有一天兴冲冲地过来告诉奶奶和父亲，有一家工厂正在招学徒工，每月给30斤小米的工钱，管吃管住。
父亲和奶奶欢喜得不得了。
朱大叔带父亲去了那个黄老板家，他家住四合院，黄老板正坐在一棵大榆树下的躺椅上看报。朱大叔毕恭毕敬地向他打过招呼，让父亲给他行礼。
黄老板坐起来看看父亲，问了一下他的学习情况和家里成员，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就让父亲回去了。
这把父亲和奶奶搞得心里七上八下的。到了第四天，朱大叔终于过来了，他通知奶奶，父亲可以去上班了。这个朱大叔托人给黄老板说了很多好话，黄老板才勉强同意的，因为父亲的年纪还不够，长的又瘦小。
奶奶和父亲对朱大叔千恩万谢。
上工的这天父亲起得特别早，奶奶觉得儿子好像要远征一样。只是家里一贫如洗，也没有什么好东西给父亲拿，她给父亲拿了一床黄军被、一双旧胶鞋、几件洗换衣服、家里唯一的一条新毛巾，用一根绳打成行李卷让父亲背在肩上。奶奶送父亲出门，依依不舍，对着父亲渐行渐远的背影流下了眼泪。
从此父亲就开始承担起照顾这个家的责任。
他坐上有轨电车，一大早，电车上没几个人，它逛里逛荡地开了大约20里地。
到了目的地，走进胡同口，父亲不知道往哪走，就问旁边的一位老大爷，他刚好是厂里做饭的杨大爷，大高个儿，精神抖擞，挎一个筐子，里面装着刚买的菜和肉。
他问父亲是不是新来的学徒，便让父亲跟着他走。
穿过一个胡同，到了后桃园，西头就是新北京电锯木材厂，它靠北城墙根儿，大门在胡同里，正北朝南，占地面积挺大。
院里堆满了原木和木材。
老板交代父亲，每月给30斤小米按市价折合成钞票作为工资，让父亲在柜房先学徒，跑跑腿儿，再收拾收拾卫生。
柜房有三位先生，一个会计，两个经理是正副老板。
这里没有床，就让父亲睡在拉门的柜台里。
父亲蜷在里面，盖上奶奶给他带来的小黄被，用鞋做枕头，好在把门拉上倒是不冷。
父亲的活计就是早起扫地，收拾烟灰缸、水杯，把它们挨个擦洗干净。冬天生炉子烧水，客户来了给沏茶倒水，买烟买酒，买水果、糖块儿等。
他出去买东西有个破自行车，父亲很是高兴，每次都骑得飞快。
有一次在胡同口，因为骑的太快，要躲一位上了年纪的老大爷，他往右边一闪，就把一位老太太的水果摊给撞翻了，他连忙下车赔不是，帮着老太太捡水果，有些柿子被摔得稀巴烂，父亲摸摸兜里装着的奶奶送他时塞给他那仅有的几个铜板，他恋恋不舍地掏出来全部赔给了老太太，这几个铜板对父亲来说是一大笔钱，对老太太的水果摊来说微不足道，好在老太太挺好说话，也没为难父亲。
没几天，黄老板买了五头小猪崽让我父亲养，算是厂里的副业，也想给大家改善改善伙食。
他们在院墙角变压器下修了一个猪圈，刚好隔壁邻居家就是豆腐房，买豆渣很方便，加上厨房里的剩饭剩菜，足够喂猪的。
喂了半年猪不长个，光长肥膘，黄老板就让厨房杨大爷给杀吃肉了。
杨大爷告诉父亲:“娃呀，你不会喂呢，喂猪要喂泔水加青菜，把骨架先撑出来，然后追肥时才能喂粮食。”
父亲方才恍然大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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