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新加坡川金峰会风头渐过，国人关注热点无不转向逐渐升级的贸易摩擦，这里不说“贸易war”是可能为时尚早，“战事”尚未发生，说不定到时烟消云散，“不战而屈人之兵”了呢(无论哪方屈及如何屈，对双方或影响的更大的群体来说，未必不是次好的选择)？另外，“摩擦”这个词汇近两年流行，用这个词更形象，“动不动把对方按到地下摩擦”很有画面感。
对贸易摩擦的前因后果，双方各执一词，各自方内部也有许多不同声音，战未起，舆论已硝烟滚滚。可能许多专家和官员们或屁股决定脑袋，或人云亦云，而吃瓜群众（其实会是摩擦的受影响者）更是莫衷一是。要想从各种舆论观点中确定应该支持哪一方，需要根本上从自身，从个体主义出发而不是人云亦云、大而不当地理解贸易和贸易保护的赢家和输家。
接下来就分几个部分梳理一下。
第一部分 贸易保护的实质
一、国际贸易的双赢及其中的输家
1、比较优势及双赢
其实国际贸易问题，在经济学中早已成为不是问题的问题。从差不多200年前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开始，大部分古典经济学家就深刻认识到重商主义的国际贸易观的谬误，对此进行了彻底的批判，并认为以保持贸易顺差来增进本国的金银拥有量是枉费心机的。因此，他们反对政府实行保护贸易政策，主张以自由贸易政策来扩大对外贸易。
大卫李嘉图所开创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国际贸易的基本驱动力就是贸易方之间的“比较优势”及“机会成本”，因为一个企业或经济体不能生产所有的商品，只有按照自身优势及机会成本来组织生产或产业布局。所以国际贸易的好处显而易见，而贸易双方都是赢家。买方买到了相比较自己生产来说价格更低的商品；卖方扩大了生产，赚取了利润——注意，利润是企业生存之本及的经营目的，而不是赚取外汇。
2、国际贸易的输家
国际贸易对买卖双方来说虽然是双赢的，虽然有着人数最多的受益群体——进口国的消费者，但并不是说之间完全没有输家。最常见的输家，就是进口商品的国内竞争者，这些竞争者不愿意或者没能力生产具有与国外竞争者相竞争的低价优质商品，而成为竞争失利者。如果竞争者只是在国内对手之间展开，他们就输得无话可说。而因为对手是境外“敌人”，于是失利者总会以对手人工或其他成本过低及其他理由来申请政府予以“保护”。
另一个输家可能是贸易赤字国的政府。贸易赤字可能会影响到该国政府的发债额度及成本（赤字影响主权债评级），影响到政府发行货币及法币注水的能力（如某国发钞和扩张信用的能力是与外汇“挂钩的”），影响到政府对市场和社会“乱作为”的干预能力。
二、贸易保护的实质
1、贸易保护实质上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动
国际贸易以及对它的干预，一直不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学问题。因为贸易就是贸易主体之间的自由交易，是买卖双方之间的事儿，这里面“国家”根本不需要掺和。而实际上限制贸易，使国际贸易看起来比国内贸易更特殊的那些政策制订者，他们的这些行动都是政治行动。
贸易是双赢的，但并不是所有的利益相关者是全赢的。于是那些市场竞争中的失败者就会利用各种政治方式来游说政府，进行贸易保护。当然不同政体下或不同的国家，方式不同，可能这个输家也不同（后文会针对性分析）。
2、贸易保护的论调或借口
而政府对国际贸易的限制，无论是关税还是非关税壁垒，均是以保护国内产业及平衡贸易的想法（或者是借口和口号）来实施的。而贸易保护主义的论调无外乎：
国家安全考虑：对国防安全的警惕，需要对防卫业及所谓的战略产业进行额外支持；
对幼稚产业保护：免得国外大鳄把国内蹒跚学步的行业一下子干得怀疑人生；
反倾销以保护就业；可以使得国内企业与廉价的外国劳工进行竞争；保护国家文化； 阻止富裕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对低环保安全标准的处罚，等等。
3、贸易保护的借口实则经不起论证
一般的经济学教科书上都会有一些章节来论证：关税只会缩减贸易量，对贸易平衡得作用有限。而至于上述的贸易保护主义的其他论调，经济学也早有大量研究，以上说法都是经不起推敲的。例如（限于篇幅，只能点到为止）：
国防安全：属于国际孤立主义的臆断，而实际在战争时期，没有一个行业不会对国防做贡献；另外即使考虑支持战略行业，政府补贴也是个更有效的策略（本人也反对补贴，另论）。
幼稚产业保护：虽此论调来源于看似合理的“动态比较优势”及“边干边学”（learning-by-doing）的理念，但是这个要保护的产业，其发展壮大的好处基本上只会给这个行业的人员（员工、股东等）所独享，而不会给其他行业带来“溅射作用”（spill over）；另外，政府补贴也是个更有效的策略。
保护就业：首先，自由贸易不会减少工作机会，只会创造新的工作。国际贸易带来了就业的国际化，以及劳动资源向更高价值领域的配置转移；其次，进口产生新工作（如太阳能光伏行业，美国在进口大量低价光伏组件后，带动了家用光伏系统的大发展，而仅光伏系统EPC上就产生了数万就业岗位）；保护一定程度上确实会挽救特定工作，但成本高昂（如美国近几年光伏产业和2005年前的纺织行业，都有权威数据证明这些）。
美国关税长期趋势图看上面美国关税长期趋势图，可见美国80年来的关税税率变化，税率显著增加是1930年通过了臭名昭著且加重了大萧条的《Smoot-Hawley 关税法案》，而显著下降是1947年美国与另外22个国家签订了《关贸总协定》一直到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产生。基本上关税下行都是伴随着之前及之后的经济发展的，而关税增加却是伴随着经济下行及随之而来的政治诉求的（抱歉，没有相关分析表或与GDP对比图）。
4、贸易保护的政治动因
关税问题最大分歧源于党派之争，而不是关税本身的问题。关税容易成为美国国内政治竞争的焦点，任何新关税法案的推出都会引起反弹，并对发起法案的党派和主导任务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而政府增加关税或设置非关税壁垒的根本诱因来源于：
关税会增加政府收入；
]满足在进口竞争行业中的特殊利益群体；
寻租。自由贸易虽然增加了平均而言的消费概率，但每个人的得失并不相同。虽然最大的受益群体是进口国的消费者，此群体的总数量要远远大于其他群体的人数，总效应大于总成本，但贸易保护给大量的人带来的很小的损失对一小部分人来说却是一个巨大的收益（Trade protection brings a small loss to a large number of people and
a large gain per person to a small number of people.），而竞争失利者相比人数要大得多的消费者群体，更有着付诸政治行为的动力。
第二部分 以前有无违反贸易公平原则
一、只有自由市场贸易才会双赢
国际贸易虽然是双赢的，但这个贸易是指自由国际市场间的自由贸易，也就是在国际市场上的企业间行为。如国际贸易不是完全由市场间的利润所指引或由企业的相对比较优势促使，而掺和了其他因素，甚而由其他因素所主导，仍是双赢的吗？
二、WTO规则遵循到位了吗？
世界贸易组织WTO及以前的关贸总协定数十年来无疑对推动国家间的贸易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贸易方是否违反公平原则，首先要看贸易方是否违反了WTO规则，或者在中美贸易摩擦中，中方有无全面兑现了入世承诺，这方面的分析文章很多，虽然多数文章有着近似的结论，但也有不少文章在辩解中方在此方面的清白——甚至引用了WTO官员的意见。其实，清白与否，只需要简单地从进口关税和市场准入等方面，即可感知或判断。确实，这里有着不少问题给人以口实。
三、除了WTO规则，更重要的是公平贸易的原则
符合WTO规则的就是公平的吗？因为WTO中有“保护弱者”的原则及其相应规则，而自由市场的公平交易需要考虑强者弱者吗？正如自己是低收入阶层就可以要求淘宝卖家降价来照顾吗？另外，这里还有几个方面需要思考：
1、出口退税何时休？
出口退税，就是政府对出口企业进行补贴，使其可以更低的价格参与国际市场竞争。但政府不是市场竞争主体，这个竞争力也不是企业自身所产生的。实质上就等于中国纳税人掏腰包，让这些没有竞争力的国内企业进入了国际市场，而给美国或其他国家消费者的低价消费买单。出口退税总额在2012年就突破了1万亿元，估计2017年度在1.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2016和2017年度的确切数字没查到）。按照就业人口计，每个人每年要拿1800元人民币为老外的低物价买单。而单独匡算对美5056亿美元出口的退税额，就高达4000多亿元人民币（17%及11%的出口退税率为主）。而反过来，美国并没有在联邦政府层面的出口退税政策。但问题是，这个出口退税的最大受损者是我国纳税人（包括间接纳税人），第二是美国制造业。而最大的受益者是美帝消费者，第二受益者是市场竞争力一般的特殊利益集团（中资出口企业）。
2、是否关税对等？
中国加入WTO前后，1996年至2005年期间，其关税下降了约60%。自那以来，中国的关税一直徘徊在比美国高约两倍的水平。根据WTO数据，近几年来，按照最惠国条款，美国的平均关税在3.7%左右，而中国约为10%。另外可以拿出同样的产品进行比较——已经炒作的沸沸扬扬的汽车是2.5% Vs.25%，而家电是3% VS.6%-30%，结果不言而喻。
3、是否存在出口退税外的国家行为？
包括对重点企业特别是制造业的各种投资补贴、研发补贴、项目补贴；贷款倾斜支持；在对外股权和资源并购以及先进技术（敏感行业）的获取上，提供了重要的政府指导和资源，如政策、外汇、资金支持等，这些无不彰显了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子甚至国家意志（也许战略好听点）。
是否存在一系列不断演变的干预政策和做法，旨在限制商品的进口及服务和企业的市场准入，从而通过制造不公平的做法来保护其国内产业。
是否存在国家层面的战略帮助企业进行竞争，并且正在制定计划 (比如什么“制造2000+25计划”，据说这已成敏感瓷)
4、知识产权有无保护？
从软件、影视、出版物，到出口产品的专利等IP，这个单纯从个人的经验，即可得出结论。
第三部分 贸易保护或摩擦对不同人群的影响
这里首先看中美双方的贸易量。按照美国商务部统计数字，2017年度对中国出口1304亿美元，从中国进口5056亿美元，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
美对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为运输设备、机电产品、植物产品和化工产品，2017年出口295.1亿美元、250.0亿美元、149.3亿美元和111.9亿美元，分别占其对中国出口总额的22.6%、19.2%、11.5%和8.6%。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出口国，占其出口总额的8.4%。
美国自中国的进口商品以机电产品为主，家具玩具、纺织品及原料和贱金属及制品分别居第二、第三和第四位，2017年分别进口2566.3亿美元、605.8亿美元、389.9亿美元和253.8亿美元，占进口总额的50.8%、12.0%、7.7%和5.0%。中国是美国的第一大进口国，占出口总额的21.6%。
应该说随着双方的贸易量逐年增加，受益者也在与日俱增。但记住，自由贸易虽然是双赢的，但也有利益受损的部分群体。虽然在伦理层面，利益受损不能成为他们利用政治工具要求政府贸易保护的理由，正如产品成本竞争不过，不去找自身原因并找解决办法，而是寻求政府来钳制对手阻止竞争是不道德的一样。但政治就是政治，虽理由在逻辑上并上充分，但在现实中却屡屡上演。而且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双方贸易确实一直存在着明显的非市场成分，这个更加给人以口实。
以下就分析贸易保护（单方行动）及一定程度的贸易摩擦（双方行动）对不同群体的影响。
USA
一、 消费者
消费者无疑是最大的利益受损者。中国对美出口产品大部分是终端消费产品（按照上面数据，基本上近8成是普通中端消费类产品），仅2018年至今，从1月份基于201调查的光伏产品和大型洗衣机加税开始，到后来的500亿美元加征25%关税，再到加码2000亿美元，可能有一半的出口产品成为加征关税的对象（如摩擦加剧，加税范围会更大）。如此以来，如果中企保持同样的出口量，美国消费者要付出多至少300亿美元的成本。原来自中国的低价商品使美国物价水平降低的1-1.5个百分点，将会消失过半。
二、 进口相关行业
对竞争行业（利益群体）暨游说群体的影响，中美不同研究机构有着相差悬殊的研究结果。但简单来看，以目前5000多亿美元的进口对美国制造业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而贸易保护会给美国蓝领带来更多机会，但鉴于美国失业率已达到17年来最低，加之贸易保护对来自中国的产品增加关税后，相关产业会有替代的东南亚及其它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来，所以这个对增加就业的利好是相对有限的。
三、 出口相关行业
因为贸易保护会引起对方反制，甚至双方全面开火。但是出口中国的数字只有进口的四分之一，且许多产品（如芯片、航空航天器、大豆等）的进口国替代性并不高，可能只会对特定行业带来冲击。这也是美方敢于亮剑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 对政府及政策制订者（政客）
政府并不是个群体，其实是其背后的人及政策制订者。但为了便于理解，这里就一并说了。因为对消费者带来的影响在感知度上并不是太明显（如物价提高不到一个百分点），且其它经济负面影响是长期和隐形的，所以在此情况下，满足更多民意的政策会得到更多支持。鉴于此，实施贸易保护的川普政府无疑是个大赢家。
五、 民众
这里不再分析对同时是消费者身份或进出口相关产业就业者群体的那部分影响。因为政府增加了数百亿美元关税收入，这些财政收入的增加的对民众来说，可能会有几方面的好处：1）带来其他方面的降税空间；2）增加公共产品的提供；3）政府降低财政赤字。虽然这些并无强相关性，但是由于美国有着严格的财政预算制度（要不然联邦政府或地方政府动不动就因没钱而关门停摆），以及川普政府减税的动力和动作，可以对此有合理预期。
而负面影响则是，如酿成全面长期的贸易war，无疑在中长期，会对其经济有明显打击。另外，由于双方相互投资及加工贸易非常广泛，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单方面或相互的贸易保护措施在中长期内，无疑对双方经济都会带来很大不确定性。这些肯定不是民众所愿意看到的。
CHINA
一、消费者
中国消费者也会会百害而无一利。如中方增加关税或设置非关税壁垒，无疑会增加中国消费者的支出或商品选择——虽然没有美国消费者增加消费支出那么明显。但根据对美进口结构来看，前几位的汽车、电子产品、肉制品、农产品、石油等，都与日常消费息息相关。
二、进口竞争行业
看上去貌似有好处，但贸易保护或贸易摩擦对这些行业所带来的收益也有限。美对中出口的子项中，位列前几位的电子和芯片、飞机、汽车、大豆、石油及石化产品，国内并无太多像样的替代者，或国内就没有相对有竞争力的产品或生产能力。不买波音，只有选择空客；不买美国大豆，只能增加阿根廷和巴西大豆；不买美系车，也只会换成德系、日系，也基本上不会考虑国产车——包括那些民主主义鼓吹者在内。另外，即使这些行业中，国产品牌具有一定市场份额，但多数的竞争优势主要是价格，而以前选择进口货的消费者最看重的不是价格，而是品牌和质量。所以，这些进口产品即使增加关税，而价格敏感度低的客户也很少会去转向国产货。
所以，这个不像对手，直接得力的制造业屈指可数。
三、出口相关行业
负面影响会非常显著。出口受到遏制，直接后果就是销售锐减，开工不足，员工失业，企业经营亏损或关门。
四、对政府或政策制订者（政客）
反制性的增加关税，表面上会增加财政收入，但金额相比较每年的预算收入来说却是微不足道。而负面问题却多多：出口相关行业的就业受到影响，增大社会不稳；创汇和外储减少，会直接影响货币发行能力，持续注水能力会打问号；外储减少过快，货币发行又不敢跟上，市场流动性会受到考验，加速金融风险到来……（所以，此国不会主动挑起贸易war，本人推测应战也无足够资本）
五、民众
好处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因为政府的反制措施，可能增加200亿美元关税收入（1300多亿美元进口中，1000亿美元增加25%的关税也就是250亿美元，1600亿人民币，还不如北京、上海、杭州一年的土地出让金多），但众所周知，此国并没有财政预算的硬约束机制，这些财政收入的增加很可能只会带来政府支出的增加，而对减少群体方面的税负、增加公共产品提供或降低财政赤字就不要期望过多了。
负面影响则很明显，如出口锐减甚至酿成全面长期的贸易战，无疑在中长期，存在经济下行、萧条和危机的可能，作为社会一员肯定会深受其害。
个人对待贸易保护及摩擦应持有的态度
从以上分析可知，作为中方民众的普通一员，其最大利益是：
1、 贸易war对个人来说，虽然不是“百害而无一利”，也是害远远大于利的。所以不支持打，也不支持反制。让步和妥协比战争好，经济战争如此，军事战争往往也是如此（利不在民，民却要为之牺牲）。
2、 呼吁公平贸易，降低或取消出口退税及对出口企业的其他补贴（至少要分步实施）；减少对出口企业或所谓的战略行业的倾斜政策，如信贷和政策支持。
3、 呼吁加大市场经济中市场的支配作用，而减少另一只手的角色，减少国有经济的比重。这样不但利于市场的公平和产品的创新，还会减少国际贸易伙伴的敌意或戒心。
4、 无论美国如何主动加大关税，我方都不应该增加关税和设置非关税壁垒，而且还要全面兑现入世承诺，降低进口关税，取消市场准入限制（特别是影视、出版、金融服务等），鼓励国际竞争。只有自身遵循贸易规则了，具有自由贸易精神和实质了，对手及更多的贸易伙伴更愿意把提高的关税降下去。
5、 如双方升级为全面持久的贸易war，对个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虽然最严重的社会后果上隐隐有着一个否极泰来的可能，但是这个与确定性很大的负面影响相比，应该是容易取舍的。
6、 如金融风险避免不了，则不破不立，泡沫早破比晚破更好。因为许多社会及经济问题，并不是或主要是由出口受限所导致，出口这架马车只是表象，经济规律迟早会发生作用。
第四部分 贸易摩擦的升级——贸易war的动因及可能性
前面第二部分已经对贸易方在规则遵循及公平精神方面进行过分析，美方自从今年1月22日启动201调查结果以来，川普团队方面多次强调了对中方违反贸易规则及对贸易不平衡的不满，另外对中方在知识产权保护上的不力甚至窃取IP行为大加挞伐，而且对这里的国家主导的经济行为（某“制造#战略”及“1带1路”等）也有微词。
我们这里不去分析美方的担心是否过虑，其指责至气愤是否必要，只分析对方如此言行的原因，以及最终结果会不会升级为一场经济体老大和老二的战争可能性。
一、主动挑起战事者的动机
历来，无论是人与人之间的打架搏斗，还是群体间乃至国家间的战争，没有一个是最终的胜方，在战时或搏斗期间不需要付出任何疼痛或成本的。甚至战斗后一段时间内，胜者的疼痛也会持续。就像一场拳击或搏击比赛，虽双方实力相差很大，但只要不是悬殊到如徐晓冬把“太极传人”雷雷一下KO，正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最终获胜方也会挨上不少拳头。所以，战争发起人的目的不是不挨打，而是制服对手——当然少挨打或者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为上策了。甚至很多情况下主动攻击者根本不顾及对手实力，不计后果的情况也不少。从心理学上归纳下来，发起攻击者基本上处于以下原因：
教训对方。这个出发点是因认为对手的不良行为而使自己利益受损，需要给对手颜色，让对方害怕后改正。既然是教训，肯定是自认为有实力的。
愤怒而发泄。认为自己没有被平等对待，对方的恶行损害了自己的利益。出于愤怒而发泄情绪时，是不计成本的。有时候集体情绪反映到政治行动或军事行为上同样如此。
炫耀实力。如对方对自己不够尊重或挑战了自己的权威——可能习惯做老大的会有此思维。此种情况下，未必对方真的侵犯了本方利益，但是老大自由老大的逻辑。
遏制对手。对不断壮大的潜在敌人的咄咄逼人的形势予以迎头痛击，以遏制其进攻态势。
做给别人看。别人，有可能是自己人，是选民或是背后的利益集团，也有可能是潜在敌人，要“杀鸡骇猴”。
二、不可低估对方采取高压政策的决心
1、贸易摩擦发起者的直接心理因素
从贸易保护的本质来看，是特殊利益集团付诸政府干预的政治行为，政府贸易政策反映了背后选民及利益集团的声音。但除此之外，同时也反映了特定决策者的个人或集体判断，决策者的思维和华语也会影响背后选民的判断。为何现在川普团队选择了如此强硬的姿态，甚至要剑拔弩张？一定程度上他们是在“顺民心”，有着“中期选举”的压力。另一方面，与川普个人及其智囊团的个人认识及价值判断有关。其采取的攻击态势，可能以上五个原因都存在，所以对其的决心和意志不可低估。
2、贸易摩擦发起者的间接心理因素
政府制订者的思维都是受观念影响的，而观念并不是统一的。除了对国际贸易的主流经济学观点外，对某些决策者或政策建议者来说，可能还会受其它重要因素影响，如对不受节制的国家资本主义的担忧等。
耶鲁大学教授大卫·布罗姆维奇（David Bromwich）最近就讲到：“美国人很容易陷入道德恐慌，这是我们清教主义传统的遗留，这涉及政治的方方面面。1950年代的麦卡锡主义有类似的地方。我成长的年代已是麦卡锡主义强弩之末，还记得那种气氛。如果有人觉得你说话的方式不太对，他们会说你在读communism垃圾”。
布罗姆维奇的言论说明了一个问题：一个族群，对共同体外的异质文明所持有的戒心，或者对外来威胁的担忧和戒备。虽然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且五十年来受到席卷欧美的所谓“多元平等”的思潮影响颇深，但相对欧洲来说却有着右翼保守主义更为浓厚的土壤。面对异质文明的扩张，戒备乃至遏制可能是越来越多人的内心选择，所以对他们来说，贸易war不单纯是一种经济上的选择，可能是长期安全性的心理因素在支撑他们做出主动施压的姿态。
另外，除了大众思维，对于决策者来说，一个层次是川普及其团队，另一个层次是国会议员们的理念。川普作为给成功的商人出身，应该是常规的经济利益博弈的思路居多——如更多是从贸易平衡和就业，或者是贸易的公平性及对规则的尊重程度去作为价值判断基准。而为数不少的保守主义者和共和党议员，并不是以经济思维而是从国家安全角度去判断问题。从纳瓦罗、莱蒂泽、班农等几位足够有影响力的现任或前任的政府决策人士最近的言论，就可知华府的思路，而这些言论并不是谈判策略如此简单。另外，仅从近日中兴通讯的解决方案在美参议院遇阻的事件，以及5月17日和23日众议院拨款委员会和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通过了限制行政当局与中兴达成和解的条款上看，国会层面在国家安全方面的考虑也值得关注。
三、全面贸易war的可能性有多大
一个世纪以来，声势浩大的贸易战只有四次，而实际上只有一次经济大国间互不让步的贸易战：上世纪30年代斯穆特－霍利贸易战，而美国人本想靠贸易战摆脱经济危机，结果从大危机打出个持续5年的大萧条。而60年代的美欧之间的“鸡肉贸易战”只是在鸡肉和汽车产品上展开；70-80年代的美日贸易战，基本上是以日方让步为主线；本世纪初美国与28国的“钢铁贸易战”也只是在钢铁产品上展开。
全面的战争大部分只会在不计后果且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展开。目前，从中美双方的贸易额、贸易结构及产品替代性，到经济的体量来判断，双方的子弹可以说相差悬殊。
至于可能的后果，国内有些砖家认为，对方是民选政府，后果对方更不愿意承担，因为弄不好下届政府会由象变驴，或者今年底就成了“瘸腿鸭”。其实这些砖家可能错估了对方从民众到议员到华府人员的个人心理层面的价值因素。另外，砖家们也可能高估了虚胖拳手的抗击打能力（实际击打并非全部来自对手，有时是自己把自己玩虚脱了）。
决策者们的想法应该不同于砖家和激进民族主义者的叫嚣，他们明白虽然“国厉害了”，但仍禁不起一场与“大客户”的较量。最近两年很火的桥水基金的达里奥，在其文章《中美之间的误解、争端和战争》中提到：一位聪明的中国领导人告诉我，通过找出对方最需要的方式，试图把它交给他们，并让他们回报，这样的协商是值得的，而不是找出会伤害对方的东西并强加在他们身上。因为小战争有快速失控的倾向，而成为大战争。任何曾经陷入过大战争的人都希望他们不会有大战争，因为战争真的太可怕了。
所以，我认为不会有一场旷日持久的全面贸易war，要不然只会变成强者对弱者的“一顿摩擦”。但是，没人会对此百分百打包票。因为，在金字塔组织和决策模式下，由于信息流动的效率和过滤问题，最终的决策往往是不理性的。但愿最后不至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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