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时期（指东汉瓦解后，三国到两晋的时期，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前一阶段）。
这个时期，为了避开复杂的政治斗争，有一帮以嵇康为代表的一代名士风范，被鲁迅誉为“魏晋风度”，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话题。
其中比较出名的还得算竹林七贤（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和王戎）。他们无一例外名闻京师，因为七人常在云台山下的一片竹林聚会，人称竹林七贤，对于他们竹林仿佛是一片净土，七贤在此对酒当歌、吟诗作赋，他们身着褒衣博、宽袍大袖、酒酣耳热之时，或袒胸露背、或脱帽气侧，不拘礼法。
可惜他们并没有能够清净太长时间，随着司马氏集团加快篡魏步伐，开始对天下名士进行招安，迫于形势，昔日参与林下之游的名士一个个离开了竹林，回到了朝廷。
阮籍当起了有职无权的步兵校尉，依然在酣醉中度日；山涛凭借与司马氏的特殊关系，平步青云，仕途坦荡，公元261年，原本担任吏部郎的山涛要再次升迁，想让嵇康来接替自己的职位。
但嵇康写下了绝交书，用了最严厉的辞藻表明自己的拒绝态度和立场，绝交了以山涛所代表的司马氏政治集团，信中所写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更是一种时代的呐喊和抗争。
一封绝交书，让嵇康与当权者彻底决裂了，他选择了自我放逐在自然山水之间。这一期间，他创作了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被称为“嵇氏四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琴曲。他写了一篇音乐理论文章“声无哀乐论”对于魏晋清谈影响颇大，嵇康认为喜怒哀乐从本质上讲不是音乐的感情，而是人的情绪。音乐是客观的存在，而感情是主观的存在的。人的哀乐之情遇和声而发，和声起媒介作用。
无论弹琴作曲、为文做诗，嵇康都堪称大家，从优游从容、游行太玄，引领一代清俊、源远的玄学风致。不肯屈身仕进的嵇康成为洛阳城内众士人追捧的对象，这位大名士公然不与司马昭合作的决绝，自然也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所以后面司马昭找了个由头，把他处以死刑了。
一代名士，就这样赫然离世。而他的《广陵散》，也失传了。
其他竹贤，也早已不同于当年竹林时代的他们了，阮籍在醉酒酣睡中与世长辞。山涛则在朝廷里飞黄腾达，14年后，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迫于司马氏的权威不得不到洛阳应郡举，途中，向秀特意绕道山阳嵇康故居凭吊。时已日薄西山，向秀回想起昔日与好友嵇康游宴竹林的美好时光，不仅悲从中来，“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含泪写下《思旧赋》。
竹林净土，再无。
到了西晋末期，竹林风范被一帮自以为旷达不羁的八达士人扭曲了意思，当年嵇康留下的《嵇氏四弄》也沦为上层士族附庸风雅的玩物，文士们沉醉于纸醉金迷，炫财斗富之风大行其道。
政治家们只知谈玄，不专心治国。清谈渐渐变成了误国（清谈：名士们一起研究玄理的活动，也是谈玄。魏晋时期最富代表性的口号就是：越名教而任自然）。如官僚玄学家王衍，善吐玄言，以议论老子、庄子为能事，因为他一直以来身居要职，后进之士无不仿效他谈玄，造成整个朝廷矜高浮诞的风气。最后被后赵石勒所杀。临死时，王衍叹到，我们虽不如古人，以前如果不崇尚玄学，而是合力匡扶社稷，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个田地。
于是，西晋王朝，就这样在不合时宜的清谈中宣告灭亡了。司马家族带大批士人南渡长江，定都建康，建立东晋政权，名士的流风遗韵，也被士大夫带入东晋。
这个时期，也涌现了一些玄学名士，如王羲之、谢安、陶渊明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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