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籍信息

一切显而易见
作者: 邓肯·J·瓦茨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原作名: Everything is Obvious: Once You Know the Answer
出版年: 2014-9-1
ISBN: 9787300186818

一切显而易见

叩问本源不仅仅是社会学家们做的，事实上，是一切科学研究者们想做的。

本书以常识为题，谈论了许多方面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人们而言似乎显而易见，但进一步的社会学、心理学研究却常常打脸，证明这不过是大家的想当然耳。不过纵观全书，作者并没有对“常识”做出一个定义。“常识”似乎包括了一切原以为真的错误见解，或者个人和集体常犯的各种错误和迷思。因此本书虽然处处不离“常识”二字，但内容颇显得无的放矢，没有重心。从心理学的角度看，作者提出的种种现象似乎都属于“认知偏差”，即我们的认识偏离了实际的结果。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都对“人的问题”做出了解答，但方法和取向却有所不同。我和研究社会学的同伴讨论时，也发现许多研究话题都有共同之处。作者每一章其实都写得别有风味，向我们科普了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和意义，证明社会研究并非无病生吟没事找事。在我们习以为常的现象下，实在有许多不明所以的地方。

序言 一位社会科学家的致歉

我们常常会认为社会学的研究结果理所当然，“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一个规模庞大、成本高昂的研究去告诉我本来靠我自己就能想象出来的东西呢？”

比如拉扎斯菲尔德列举了几个研究：相比于城市里来的士兵，出身于农村的士兵在军队中展现出了更好的精神风貌；在炎热的南太平洋群岛执行任务时，来自南方的士兵比北方的士兵表现更好。读者很容易接受这一结论，并很快找出理由。比如从农村出来的人更能适应艰苦环境，南方人更耐热。

然而，事实恰巧相反。这是拉扎斯菲尔德在论文中耍的一个花招，就是为了证明很多所谓的「显而易见的常识」，其实根本就不是什么常识，只是我们自己脑补出的结论而已。只要告诉人们一个结论，他们立刻就能编造出一堆理由，觉得这个结论属于「常识」，然后说，「哎呀这种研究有什么意义，很显然，不研究我也知道结论」。

拉扎斯菲尔德谈论的是有关社会科学，而本书将会讨论，他的观点与政治、营销、慈善、商业等等，同样相关。与人相关的问题并不比火箭研究更简单，尽管他们看上去似乎是一个“常识性问题”。作者认为，这一悖论的关键就是常识本身。常识适用于处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复杂情况，但涉及到更大尺度的公司、文化、全球化等问题时，常识常常会误导我们，将身边的经验过度推广到不适合的地方。常识帮助我们快速认识世界，但也阻碍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

因此，“我们应该把它们(常识)拿到聚光灯下，并以怀疑的态度来看待它们。”作者的目的并不是告诉读者一些反常识的“常识”，而是希望能够帮助读者“像一个社会学家那样思考，意即，学会就事物如何运行等问题有的放矢地叩问自己的直觉和本能”。

卷一 常识

第一章 常识的神话

潜意识、潜规则、非形式化的规矩，尽管没有老师教导，也没有明确的文字说明文字，我们却能不知不觉地融入到一个全新的社会环境中。自闭症患者就不行哈

作者将这些维持日常生活正常运转的“人类智慧之处”，通通称为“常识”。例如上班场合如何穿搭、路边/地铁中的举止、维持和谐的人际关系。它和一般性的知识不同在于（1）重于实践而轻视机理，（2）特化于某一场景。

常识的特殊性之一：随着时间更替、文化交流而改变。例如最后通牒游戏的公平感在不同文化中不一样。跨文化 常识只有在相似的社会文化经历中才显得平常。

既然“对某人不言自明的事情对另一人言之却愚蠢至极”，我们为什么能够把常识作为理解世界的基础呢？我们不用于理解世界，而用于生存世界 我们对于不同事件有不同地自由主义、保守主义倾向。为什么充满矛盾和观念可以融合在一起？

常识的误用 常识固有的碎裂、冲突、自我矛盾的属性，在日常生活中并不总是出错。因为不同情景中的问题已经相互独立，不需要我们的思维产物将他们“串联成逻辑链”，也不需要解释。但是涉及到更广阔的时空中的问题时，例如政治、军事、经济、管理，常识就不足以帮助我们推论、分析。这里不是说我们如何“应用常识”，而是说我们“用常识论证他人在不明朗条件下的行为”，也就是想当然地解释经济危机、贫困问题等等。

在这里，作者把“常识”的概念又扩展到了某个领域中专门的知识，如技术型官员认为可以用一切科技手段解决各种城市规划、资源配置等问题。当然这可能只是用来举例子，毕竟政客们的常识太难以归纳和描述了。

不过，我们愿意在物理学、生物学等科学领域应用耗时耗资的“科学方法”探究已知事物所以然的观念，但在社会学领域似乎毫无必要。因为每个人都是人的专家

作者随后提出了常识的三大错误。第一类是过于相信行为背后的主观因素，第二类是将集体行为人格化，用“代表性群体”来解释整个群体的发展，第三类是事后寻找解释，因而忽略了真正的原因。历史解释

第二章 有关思维的思考

选项的默认设置会极大影响，高捐献率（奥地利）默认参与，选择退出，低捐献率（德国）默认不参与，选择参加。

当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研究人如何思考时，本能地采纳了理性行为地框架，总是寻求背后地原因。但事实上人不总是理性的。我们把自己带入到别人的情景中时，也常常忽略真实的情景因素而强调动机、偏好、信仰等等。。

决策研究、心理学研究也发现很多影响我们决策的情境。

分析问题时，考虑哪些因素相关是一个“常识”，但掩盖了我们如何做决策这个复杂问题。

奖励并不能促进我们提高工作效率阻碍表现

直觉让我们理解问题，但是并不能够帮助我们预测。因为我们理解的并非真正的“原因”cause，可能只是相关。

第三章 大众智慧（与癫狂）

为什么蒙娜丽莎如此出名？ 除了其本身的特质以外，还有与之相关的各种事件，如被盗、被毁、被模仿。当我们试图解释《蒙娜丽莎》的成功时，很容易执果索因，陷入循环论证。但这一点是极难意识到的。在回答历史问题时尤其如此，因为我们都知道了结果。“X成功是因为X有X的特质——充满了对于为什么某事物成功而其他失误失败的常识性解释。”这里作者的意思应该是，我们仅仅重新描述了一遍这个事物的特质，然后就用作解释。如《哈利波特》之所以出色是因为他描述了一个xxxxxxx

“常识性解释的循环论证是极有必要的，因为这个命题发源于社会学论证上的核心智能问题——“宏观-微观问题”。即从个人到一群人的问题。如何从个体的交互出发得到整个群体的动向是极其复杂的。然而，常识却能够掩盖这种复杂性。他们用代表性群体来描述整个群体的行为，如某国决定、家庭打算。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曾经用一个模型描述暴动群体中一些人如何影响到整个群体的暴动。两个群体分布相同，但个体-个体关系不同，最终是否暴动的结果也会有差异。这说明了“代表性代理人”方法的不足之处。

常识性解释关注事物本身，用其本身特质来解释其成功。与之相反，“暴动模型”假设个体受到周围人群的影响；“累计优势模型”则假设一旦某个事物积累了优势，就会相较于同类更加流行。初始的随机扰动会随着事件推移变得庞大。大多数人很难承认这一点，当某种结果不能够由其特异性质解释时，我们往往退而求其次，假定是由少数重要的人或事来决定的。这也是第四章的内容。

第四章 特殊的人

六度分隔理论。米尔格兰姆发现，不是所有的信息传递者都是平均的，存在一个“社会之星”，最后一步都要经过他。不过，作者后来的大规模电子邮件研究没有发现这种现象，真实的社交网络更加复杂也更加平均。不过，我们在解释社交问题时，很难避免用“特殊的人”来解释某些现象。平均表征？

和网络理论相关但不同的“社会传染(social contagion)”理论认为，信息沿着网络连接路径来传播。有些节点可能影响力比其他节点更大。这里的特殊人物法则有2个：存在影响力更大的人，这些人的影响力会被网络进一步放大。然而，数学模型发现，其实并没有那么大。就如同森林大火需要风势、结构一样，网络结构以及人群易感染性更加重要。

对推特网红的研究也发现，大部分信息传播链根本就没有传播。

这里，“常识”是有特殊的人具有更加特殊的影响力，可以影响事件和结果。但这只是一种简化，声称“某事因为发生是因为一些特殊的人让他发生”，只不过是另一个循环论证。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

第五章 历史——变化无常的老师

“前三章告诉我们，常识性的解释通常是以循环论证为特点的......这些事实陈述也许属实，但它真正告诉我们的，只不过是我们已经知道发生了的事情确实发生了”恐怕是相关而非因果吧。解释很多情况是换个说法，这和研究中“专业名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为了真正寻求“原因”，我们需要科学实验。然而社会学领域往往很难，没法重复实验。历史上每个相似事件，微观-宏观情境都不会完全相同。从历史事件中分析而来的经验很难说能够就是真相。人们倾向于把实际发生的事情看作必然会发生的，然后寻求解释，从而发生事后归因谬误。心理学家们总结为“马后炮现象”。分析历史时，也很容易存在抽象偏差，以及想当然的归因。

在没有进行实验的情况下，我们可以肆意发挥讲故事的能力，只是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在对历史的讲述会选择性挑选证据。希望历史能够遵照科学解释的标准是不现实的。

第六章 预测之梦

预测很难。拉普拉斯妖只能处理“简单系统”，对复杂世界的预测只能限于特点范围、方向，给出一个“概率”。黑天鹅事件也会极大地影响预测。

卷二 非普通常识

第七章 精心的策划

预测市场可以利用“大众智慧”。市场传递的信号能够帮助广告商、博彩公司更好地预测，但少数不在乎输赢的操盘手却可能使市场机制失效。

不过，简单模型和市场模型对于比赛的预测结果从长期来看没什么区别。影响模型的主要因素只有历史胜率、历史交手胜率等几个，剩下的只能做出微小改进。

无论多么小心多么准确地预测，根据预测结果制订的战略规划都很容易失败，即“战略悖论”。例如，索尼为录像电视节目打造的录像机败给了录像电影的需求，录音整个CD的音乐光盘败给了网络音乐的到来。所有的公司都在做预测和规划，但只有少数几个能够成功。失败者并非自身素质有差，而仅仅是预测做错了。不好的战略会造成持续的平庸，而好的战略带来大胜或大败。

雷诺尔认为，解决战略悖论的方案就是承认预测的局限性，制订出各种可能方案，使战略富有灵活性。不过即使这样，灵活战略也没能解决最初的问题，公司还可能自以为考虑周全而陷入更大的泥潭中。于是，另一种思想产生了——少做预测分析，多做即时反应。

第八章 万物的量化

亨利·明茨伯格在“应急战略”的概念中预见了量化并做出反应的方法。Zara凭借这种快速反应，成为了商学院研究案例中的快销时尚公司。

互联网中，“水桶测试”已经无处不在，用来优化各种元素。新闻媒体也会使用这种方式，将博文少部分推送，根据用户的反馈决定接下来是否进一步推送。

不过还有很多地方难以量化，比如电视、街道上的广告。由于不可能做实验，很难量化一次广告活动的真正回报

政府决策也无法基于完全的量化，因此必须要有局部的灵活性。市场就是这样的调节模式。另一种非市场方式就是“有奖竞争”，中央提出目标，激励地方或者学校、企业竞争。“亮点法”则是完全不去制订方法，而是观察那些处理好的案例（亮点 bright spots），然后将其推广到其他地区。其背后的思想是，任何混乱的体系内，经常会有某个人和群体能够想出具体问题的可行方法。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 丰田生产体系中的“自助法”要求某个部分出现问题时，整个系统都必须停止运转、主动排查，直到问题得到解决。

第九章 公平与正义

人们对正义的常识性认知是，造成多大伤害就要承担多大罪责；如果没有造成任何伤害，人们就倾向于慈悲为怀。这种结果论和行为论——做了错误行为，即使没有严重后果就要惩罚——实际上是两种思路。因此，社会学家们认为，管控人们行为的正式规则实际上很少有人遵守，真实的人际互动是一片混沌之地。没有造成严重后果就不一定受到惩罚。但是社会还是需要时不时对某些以身试法者予以惩戒，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尽管实际立法中对违法行为的后果也会看重，但不能认为两种观点可以达到一致。

结局对于我们的判断有着巨大影响，尽管它可能很大程度上是由偶然性引发的。这和“光环效应”有共通之处。我们需要避免仅用结果一种维度来评估过程。例如在评定个人业绩时，如何区分大环境、运气和他真实才能呢？一种方式是延长考核周期，并将业绩和同侪挂钩。

金融业至少有标准普尔等数值评定，但娱乐圈、商界、政界更难量化了，很难公平。马太效应也更重，无论是科研界还是其他领域的职场生涯，都是如此。

才能和成功是两码事，但常识性评判往往相互验证。

公平和正义的另一方面，是个体贡献和群体表现能否分开。罗尔斯认为，不公平本质上是由家境、人脉、机会等偶然因素造成的，公平社会要能把这些偶然因素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辛勤劳动和充分发挥个人才能，使得整个社会变得更好，才是公平社会的上升途径。

从这个观点推导出来，个人报酬应该由个人层面上决定，而非行业瓶颈。如果银行家的报酬太高，不要调入调控个人收入的泥沼，而是限制金融业的回报率即可。现实中，财富的每一次分配都反应了社会做出的一组选择：某些技能的定价高于其他技能。因此，财富分配并非是“自然”状态，政府通过政策调整再分配也是理所应当的。

某个行业从社会中获利的同时，是否需要对造成的风险负责呢？例如银行业，经济好时他们希望自己被看作独立的风险承担实体，有权拿到劳动部分的全部成果；但出现危机时他们又希望被当作整个大系统中的一部分，大而不能倒，让政府伸出援手。这种双标是可耻的。要么就做完全的自由主义者，成败自负；要么就做罗尔斯主义者，向照顾他们的那个制度付费。

桑德尔认为，我们个人的行为不可避免地卷入社会关系网络之中，所有关于公平、公正地问题都必须根据人们彼此依赖程度判定（《正义》）。你是大群体的一部分，分享利益的同时也需要承担成本，不然二者都无法得到。例如，你不能既为自己的祖先而自豪，又拒绝承认历史上的污点。

桑德尔的这一观点引申出道义和道德的问题。如果一个人没有对相矛盾的观点在道德层面上评估的话，那他就不能判断何为公正。例如，没有先确定婚姻内涵，就不能判断同性恋是对是错。桑德尔还认为，我们用来判定公平的价值观必然是社会的产物。

第十章 对人类的恰当研究

社会科学明显不能像自然科学一样，用数学等式写出来，也很难提出像物理学那样普适的法则。

按照物理学标准来评判社会学的做法最早可以追溯到奥古斯特·孔德。这位19世纪的哲学家通常被认为是社会学之父。孔德认为，社会学应该是人类经验的“总括理论”，它包含了其他所有的科学，并将其进一步拓展，以解释文化、政治、经济、制度等一切事物。他的实证主义哲学——认为社会中的物体和力可以像物理学中的物体和力一样进行描述和分析——为后来出现的所有一般理论（grand theory，又称为巨型理论）奠定了基础。

赫伯特·斯宾塞提出，社会可以理解为一个有机体，作为个体的人可以看作是这个有机体的细胞，制度扮演着器官的角色，而社会发展的动力则是由类似自然选择的过程推动的。他的基本主张（即社会是为了发挥某种整体作用而按特定方式组织起来了的）与孔德的实证主义不谋而合。

对一般理论的神话直到二十世纪中叶才出现。哈佛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其著作中提出了著名的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帕森斯认为，社会制度是由能产生连锁反应的网络系统构成的，而这些连锁反应又是由受理性目的驱使的个人做出的。但是，个人的行为同时也受到了社会规范、法律和其他控制机制（这些控制机制内嵌在社会制度中，而个人又是社会制度的一部分）的限制。帕森斯不厌其烦地把与不同类型的行为能够达成的所有不同目的，以及这些不同行为发生的不同社会背景和文化背景进行分类，这简直是对整个社会进行描述！其理论确实是“一座巨型大厦”，帕森斯也被认为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社会理论家之一。但是与其前辈斯宾塞和孔德一样，帕森斯的“一般理论"墨迹未干，批评家们就把它批得一无是处了：这东西只不过说出了“人们之所以做某事，不过是因为他们想这么做"而已，它根本称不上是什么理论，只不过是“一组概念和定义”，而且它也太过于复杂，没有人能搞懂这套东西。

和物理学比起来，社会学缺少一段漫长的、持续的、训练有素的研究时间。社会学家们不是先积累观察数据、小的公式，再到统一理论。莫顿描述的社会学理论家却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想在一开始就提出整个思想体系，然后为自己究竟需要测量一些什么这个问题而烦恼。莫顿叹道：“也许社会学还没有准备好迎接自己的爱因斯坦。因为它还没有发现自己的开普勒，更不用说自己的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维尔或普朗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