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末年，身穿西服，头剪短发的，往往被认为是维新人士，与传统社会格格不入。广州的《赏奇画报》上，刊登了一则趣闻：“有两人服西装，其一剪发，同在云来阁品茗。”西装与剪发，都是现代性的符号，而上茶楼饮茶，是传统性的标志。当两者在同一个背景框架中出现时，便成为新闻了。
民国以后，崇尚西方文化，成了一股潮流。人们以模仿洋人为时髦，城里的西餐馆多起来了，越来越多的人以吃过西冷牛排、芝士面包、葡国鸡为傲。穿一身笔挺的西服，衣袋露出手帕一角，头戴白色拿破仑帽，手持一根士的（中国人称之为文明棍），说话夹一两句“骨摸宁“，是现代”文明绅士“的标准形象。
有时这个形象还会加上一根香烟，香烟是从外国传入的玩意，很多人吸上了瘾，终日手不离烟。富商大贾、缙绅先生、政府官员、豪门少爷和江湖猛人，最初喜欢三炮台牌，后来民族主义兴起，抵制洋货了，便转向金龙牌、七星牌、无双牌、喜鹊牌、百雀牌，而一般小市民和学生喜欢地球牌、多宝牌、金字牌等。
为了迎合民族主义的潮流，香烟广告往往刻意淡化”洋味“，让人觉得香烟天气就是本土的，比如美丽牌香烟广告以游荔湾这种乡土活动作为卖点：”偕伴侣游荔湾，携美丽牌香烟，可增添无限风光。“珠江牌香烟广告雅得像唐诗宋词：”欲寄相思无红豆，斜晖归掉买珠江。“而孖圈牌香烟广告则相反，俗得像广州市井的口语：“孖圈抵食，抵食孖圈。”让人一听就记住。后来，美丽牌香烟推出新广告，也换了更贴近市井的风格：”日长无事，麻雀消遣，一物莫忘，美丽牌香烟。“宝塔牌香烟的广告，直接把吸烟与救国联系起来：“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这宝塔牌香烟，是救中国命的。诸君见了这七级浮屠，更当想想救国的责任。”百雀牌也是诉诸民族主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睇戏睇成套，食烟食味道。我们大众奋起，争点气味来！”（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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