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看父亲是仰视还有深切的感情。
现在是旁观角度。
当年他从小山村走出来，靠考试，从山脚下的文泉村去了县中学，从县城到了省城，用考试分数完成了城乡跨越。
他上大学之后才第一次看到香蕉，他好奇为什么叫香蕉，其实也没有香味的啊。工作前都没穿过棉裤毛线裤。农村家庭不能给他任何其他支撑，他上学也是全家支撑，他父母和叔叔一起支撑他，给他支付学费。所以他一工作，整个家族都期待。
大一的时候，省里拟成立矿冶院，培养原子弹人才，从化学系选三个学生，高价专门培养，他是其中之一。他和我说起过他第一次去上海。几个同学彻夜在外滩狂欢，惊讶看到上海比省城也好多了。也感受到巨大的差别。
一年之后他们几个，又被安排去了北京读中国科技大学，后续在北京五所上班学习。
他去复旦读书的时候还未结婚。婚姻的选择上他听从了父母的安排。国家粮的对方，眉清目秀身材高挑，是上海人，基本就算满足了他的需求，有个安稳的家就行，就定了。
北京和省城
因为上大学就和省矿冶局签了合同，所以之后上海、北京的学习和工作都被默认为为了工作跟班学习，而且已经结婚生子，农村孩子本分，根本不想在北京争取更好的机会，回省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何况签约单位条件好，安排家属，分配套间住宅，大院里有幼儿园到小学初中高中一条龙的附属子弟学校。所以终于在省城有个家，让一家四口有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家，而不再四个人分三地生活，依靠两边父母。
当时矿冶局新成立，工作地址选在边远的新建县，今天的新建区的某厂。后来国家统一收编改为某部，当时某部的第三研究所。 当然，因为双职工家庭，两个孩子小，还是顾不全，仍然时常把我寄养到上海外婆家，每月给外公外婆家25元生活费。
从前中国人就一直有挣钱大于家庭的传统。从前我外公虽然在上海工作，外公外婆6个孩子，还是把两个孩子放在乡下老家和祖辈一起生活。到我父亲这一辈做到让全家团聚就是很不容易了。
衡阳长沙深圳
80年代有两次机会重新选择，一个是去长沙工业学校当校长，中专学校本身没有吸引力，没去。深圳呢，因为那边成立的是公司，而这边是研究所，职位也是上升趋势，事业也达到顶峰，虽然负责全所技术、科研，跳出自己专业平衡全局，荣誉、职位、著作都是可见范围的最佳，一切都是现成的 熟悉的，他自己专业的项目、团队也稳步和有意义。而且两个孩子也在衡阳工作了。
总体来说，在婚姻和工作及定居城市上都是求稳的底层逻辑。求学过程中工作中，见过太多奢华和朴实，出席太多大场面，但本质上就是穷学生出生，能做的就是省吃俭用和努力发展自己，能做的就是求其次和稳定。这样才能全力以赴在专业业务上发展。节俭，比如去西湖游玩，大热天，一根冰棒都舍不得吃，坚持回招待所喝水，让我妈抱怨他一辈子。比如在国外、在国务院会议上都坦坦荡荡做普通科研人员。
婚姻上没太多要求和想法，结婚就一心一意，即使有不如意，也将就。孩子培养上只能靠对方，自己根本没时间管，不懂也操之过急。也就认命。或者说他的心思都在工作上。经济的压力无法平衡的时候他也抱怨。比如两边家庭一直都提出需要回报。所以每月35+27.5的工资还需要两边家里各支付5元。新家一无所有也要给两边家里钱，一直两边给，同时认为给父母钱是天经地义，而且家里弟弟妹妹及亲戚大事小情也要钱，也会希望借光，所以沉重的家庭负担也让他感慨，父母家里条件不好，你们当然不能和那些家里条件好的孩子比，等你们长大了，至少我们不问你们要钱用了。
我母亲工作上很上进，虽然没有正经上学，却好学，好强，一直自学，在计财的岗位上也很努力。 生活上不能干而且脾气大，在家庭内部总是制造紧张气氛，但父亲觉得自己也没有给母亲带来什么，结婚后也一直跟着过着节约的苦日子，工作之余还照顾家和孩子，虽然两人争吵时间多，内耗很多，总的来说父亲还是觉得自己不够强大，没有给母亲带来荣华富贵。
工作上还算如意。 让父亲骄傲的就是自己总是第一。 上中小学当然是第一，不然走不出小山村。中学去了名校，大学也是。视野范围内工作单位也算高大上了，农村孩子还有啥不满足的？
他追求第一给我很大的影响，觉得人生就是应该这样永争第一，努力向前。我也一直走不出他的逻辑，除了努力学习和工作，人生还有啥可以选择。他那个年代，他的出身，他只有踏踏实实地学习和工作，才能生存，然后才是在此基础上的发展。然后他60岁的时候才有底气选择去昆明过退休生活。 而这个选择也让我真实感知世界这么大。
昆明和上海和老家
99年他选择移居昆明。其实同时在上海也看了一套40W的房子。 但相比而言，昆明的房子大，同样40万，还可以完成装修，而且小区很美很方便，而且宜居，适合养老。总之是轻松和稳。当马后炮来说，两相比较，选昆明是投资失败，当时对他们来说最稳妥的选择。即使从投资角度来说，也是翻了几番。2006年再次感觉要到上海买房，但我妈反对，就作罢。 其实那年还有一个选择，老家就他名气，无偿给地让他起房子，他放弃了，说多年以来不习惯了。
就我妈来说，从小在海门乡下长大。回到上海父母身边之后，作为长女，要为家里分忧，各种事情都做，只要挣钱就行。去外地也是冲着可以有国家稳定工作去的。所以整体上来说，她骨子里是农民思维，成长的最初20年都是在贫困的地方，影响她的人，周边环境其实都是农村人，她自己的爷爷，她公公婆婆，都是农民。即使是在上海，她也是要负责要努力。那个年代人生活的真苦，吃饱是唯一的要求和愿望。
每次她回上海探亲，家里房子小，亲兄弟姊妹就有六人，各种烦恼 各种忧心 那个年代人没有意识住宾馆，也不舍花钱。所以总是匆匆回衡阳。对上海其实是隔膜的。 或者说她骨子里根本没有享受过上海的美好，她一生都在贫困中挣扎，即使拥有很多钱之后也是不配感很强。除了紧紧抓住钱之外，她缺乏人生的智慧和感恩。当然她不懂怎么支配钱。
就父亲来说，靠自己努力是他在世上行走的法宝。他一生的成就斐然，他身边环绕的跟随者后来者大多佼佼者。我们兄妹生活在他的光环下。作为家人，我们马后炮地看他生活方面，不如意主要是来自选择的问题。这主要是他自身条件和小农思维的限制。就现代人来说，看过了繁华的大都市怎么可能蜗居小城？而作为一个大学生，选合适的对象怎么可能不多挑挑？所谓总是第一，这个也是小范围内的第一，而且这个做了第一才安心的思维，也是限制自己发展的一个因素，没有坦然不做第一的底气。比如说当年吴晓波父亲也差不多的情况，从梅县考到上海交大，和同是交大的同学一起分配到炮兵207所。 单位也是一直搬迁，吴晓波就要出生的时候母子借住到宁波亲戚家。吴晓波6岁回到父母身边。78年恢复招研究生，吴晓波父亲38岁高龄考到浙大，然后留校，一家人才到杭州定居，那时候吴晓波都上初二了。 吴父的考量是要去更好的地方生活，有了孩子，更加要带领孩子们自己努力争取好的生活。
从吴父的做法来看，在关键点的选择上做了向上推动生活的决定。比如选了学船舶的同学结婚， 比如带领全家离开山西祁县的单位去了杭州生活。
两相比较，我们父亲的婚姻仅仅是让他有家有孩子，没有互相推动互相支撑，而是有了一个互相消耗互相打压的家庭小氛围。实际上我母亲的经济家庭条件是强过我父亲的，她的问题是个性不好。
我只是更客观的看到父亲。作为父亲，他也是不容易的，也是才华横溢的。我们感激他。也很希望能做的更好，告慰他。但他去世后，我知道告慰也仅仅是亲情上的，我自己各方面平平，只是个好老师，平凡普通。同时也看到他的局限性，也看到自己身上来自他的影响，好的，坏的都有。要打破父辈的影响，走出自己的路，在个性上，在方向上都调整。
20220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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