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NBA莫雷评价业余球员的统计模型的事例，讨论禀赋效应、证实性偏见还有 “当前效应”在现实中的应用，从此引出人类这么多的思维偏见来自哪里，人类是理性的吗的问题。这些心理效应在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的名著《思考，快与慢》中有探讨。50年前，丹尼尔•卡尼曼和阿莫斯•特沃斯基开始研究人类的思维过程。他们发现，人类是非理性的，背离了经济学家所设计的完美模型，而有违常理的那些行为是可以被预测的。丹尼尔•卡尼曼因此获得了2002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书带给读者的是《思考，快与慢》里的伟大思想形成的全过程，可看作是《思考，快与慢》的前传。
第二、三章分别讲述的是丹尼尔在二战和以色列的成长经历，以及对心理学学习的影响，和阿莫斯在以色列从军、学习经历，为研究决策理论前往美国。阿莫斯带来的贝叶斯研究，来自军队时的疑问既然人类具有适应环境的能力，为什么对环的感知还会出错？人们是如何对不确定事件的发生概率做出判的？
大多数需要专家做判断的学科都不像心理学那样数据翔实，或者说数据至上。人类的很多活动领域都缺乏足够的数据，无法以数据为依托构建一个公式去取代人为判断。现实生活中，大多数棘手的难题都离不开某些专家的人为判断。丹尼尔和阿莫斯由此对判断机制的研究，经过研究给出了答案：大脑用经验法则代替了机会法则。丹尼尔和阿莫斯的第一个主要观点是：人的思维中存在一种机制，它既能帮助人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定，又能导致严重的判断失误。
思维中的经验法则会误导人，他们提出了琳达难题，后来也是《思考快与慢》里的一道经典问题。他们凭此可以断定，人们做出概率判断时所依循的经验法则具有误导性。“琳达是个热衷于女权运动的银行出纳”的可能性并不比“琳达是个银行出纳”的可能性更大。前者只是后者的特例，而后者包括前者。人究竟是在依据概率做理性推理，还是像丹尼尔和阿莫斯所提出的，靠直觉下结论。在文中，他们带领读者近距离地审视了人们是如何以及为何违背“概率学中最简单最基本的这条质性法则的”。他们解释说，人们之所以选择附加细节更多的那条描述——即便它的可能性更低，是因为那条描述具有“代表性”。
概率统计与心理
阿莫斯提出，人们对历史事件的认知方式，会让过往的事情表现出一种确定性和可预测性，但事实绝非如此。二人相信，借助他们在系统性偏差研究中取得的最新成果，人类的决策判断准确性有望得到提升。丹尼尔说，“我们认为，决策分析有朝一日会成为主流，而我们能助一臂之力”。
73年赎罪日战争中，他们回到以色列参战。以色列军事心理部门比起创建之初更为壮大和发挥更多实际作用，丹尼尔和阿莫斯借此机会在战场上的调研。其中以色列空军飞行员的表现备受非议，然而丹尼尔和阿莫斯的研究表明所有表现都会回归平均值，第二次的表现与第一次并无因果联系，直觉性预测需要校正是由于它并不具有回归性，因此是带有偏见的。这种均值回归在《思考快与慢》有讨论。
赎罪日战争之后，以色列政府官员的判断能力遭到了民众的质疑。丹尼尔和阿莫斯意识到，他们真正应该做的，是改良现有的教育体系，以便给下一代领导人灌输一些有关科学思考的知识。
对决策理论的研究
他们发现，如要让人们甘愿接受固定损失，则损失额度还得往下降。在从确定和不确定两者间做选择时，人们规避风险的需求超过了获取收益的需求。这反映出了人类的一个普遍特质：以快乐为最终目标。对大部分人而言，他们宁可放弃因得到梦寐以求的东西而产生的幸福感，也不愿体验因失去同样的东西而产生的痛苦感。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对痛苦的高度敏感有助于生存。在收益面前，人们的确会规避风险。他们选择确定收益，不愿冒险去赌。丹尼尔和阿莫斯认为，若是经济学家少关心些经济问题，多去研究研究政治、战争或者婚姻问题，也许他们会对人性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价值理论对经济学家的挑战
人们不是在选择事情，而是在选择对这件事的描述。经济学家以及任何认为人类是理性动物的人，都应该为损失规避做出合理解释。但是，如何才能做出合理解释？经济学家认为，你可以从人们的选择中看出他们想要些什么。可如果人们想要的东西随着选项的呈现方式不同而发生改变，那该怎么办？
《思考快与慢》中心理学家所了解的经济人与人类不同，他们认为人类拥有系统1。人类的世界观受制于眼见即为事实的原则，因此他们不能像经济人那样有一致性和逻辑性。
面对风险，我们不是理性的经济人。人们的各种选择并非基于金钱价值，而是基于各种结果的心理价值，即它们的效用。如此说来，一个风险的心理价值就不是对可能会得到的金钱收益量的平均加权，而是这些收益效用的平均值，每项收益都要乘上自身的概率。
尽管他们曾经是非常密切合作过，但丹尼尔与阿莫斯在性格上的显著差异后来在80年代导致了分歧，丹尼尔为生存，尽量避免冲突，阿莫斯则是斗士型的人格，在战场上一往无前。面临别人的挑战他们两人的表现迥然不同，阿莫斯觉得丹尼尔懦弱，由此产生分歧，曾一度不再联系，直至后来阿莫斯患上恶性肿瘤，他第一个告知的人就是丹尼尔。
70年代末各路专家深感威胁对他们的攻击，80年代丹尼尔和阿莫斯的理论在美国受推崇，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多人都认为应该让经济学家与心理学家互通有无，增进了解。但事实上，这两方并不愿意增进对彼此的了解。经济学家刚愎自用，心理学家则缜密多疑。 尽管传统意义的经济学家并不感兴趣，但有对心理学感兴趣的年轻一代经济学家，丹尼尔和阿莫斯的研究启发了他们。理查德•塞勒是第一个误打误撞走进丹尼尔和阿莫斯研究领域的经济学家，自那以后，他开始一心一意探索心理学理论对经济学的影响，并帮助创立了一个新学科，名为“行为经济学”。桑斯坦的工作多多少少受到了丹尼尔和阿莫斯研究成果的影响。不能说总统奥巴马是因为丹尼尔和阿莫斯的研究才推出禁令，禁止联邦政府工作人员开车时发短信，但至少这两者之间是有关联的。如今，联邦政府对于损失规避和框架效应高度敏感，因为人们不是在选择事物本身，而是在选择对此事物的描述。桑斯坦最感兴趣的，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选择构架”问题。人们做何种选择，取决于这种选择以何种形式被呈现出来。对待无家可归者的不当态度，让整个多伦多医疗行业付出了代价。所谓好的科学，不仅是要看见别人业已看见的，还要思考别人未曾说出的。阿莫斯曾经说过的这句话已经印在了雷德梅尔心里。
本书的结尾是1996年阿莫斯逝世，2002年丹尼尔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本书记录了丹尼尔和阿莫斯对人类如何决策的研究，他们的研究成果主要在《思考快与慢》中论述。在此研究的影响下诞生了新的学科——行为经济学，丹尼尔也成为第一个获经济学奖的心理学家，阿莫斯未能在生前获奖可谓是一大憾事。本书在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以色列建国头30年的历程，两位专家皆经历过数次战火，战争给他们带来了思考，而且丹尼尔对于他和阿莫斯之间的激烈辩论解释说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可见民族文化对他们的影响。阿莫斯说：“并不尽然，我们不研究人工智能，只研究人之愚昧。”揭示了他们的研究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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