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的余光中，是台湾中山大学的镇校之宝，尽管他教外文，翻译过许多书，但余光中总是不断提醒他人母语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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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是东，西是西，东西永古不相期！”诗人吉卜林早就说过。
约瑟夫·鲁德亚德·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1865年12月31日—1936年1月18日），英国作家、诗人。
1865年12月31日，出生于印度孟买。1877年，进入联合服务学院学习。1883年，出版处女作诗集《学生抒情诗》。1896年，出版小说《丛林之书》及《丛林之书续集》。1900年，创作长篇小说《基姆》。1907年，出版小说《老虎！老虎！》；同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1926年，获得英国皇家文学会的金质奖章。1936年1月18日，因脑溢血在伦敦逝世。
早在17世纪，大诗人德莱顿就曾经指出，对翻译这么一大门学问，世人的赞美和鼓励实在太少了。
德莱顿“翻译三分法”
约翰·德莱顿 John Dryden 英国诗人、剧作家、文学批评家。一生为贵族写作，为君王和复辟王朝歌功颂德，被封为“桂冠诗人”。主要作品有《时髦的婚礼》(1673)、《一切为了爱情》(1667)、《阿龙沙与施弗托》（诗作）、《论戏剧诗》、《悲剧批评的基础》等。
他也是英国古典主义时期重要的批评家和戏剧家，他通过戏剧批评和创作实践为英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发生、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玄学诗人一词就是他最先提出来的。在欧洲批评史上享有极高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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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原作者是神灵，则译者就是巫师，任务是把神的话传给人。翻译的妙旨，就在这里：那句话虽然是神谕，要传给凡人时，多多少少还要用人的方式委婉点出，否则那神谕仍留在云里雾里，高不可攀。译者介于神人之间，既要通天意，又得说人话，真是“左右为巫难”。
Don't cough more than you can help. 能不咳，就不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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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说“军人应该忠于国家”，用英文说，就成了A soldier should be loyal to his country。如果要这类精确主义的译者再译成中文，一定变成“一个军人应该忠于他的国家”。增加了“一个”和“他的”两个修饰语，表面上看来，似乎更精确了，事实上一点意义也没有。这便是思果先生所谓的“译字”而非“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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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笔记
一些幸福的家庭全都一样，每一个不幸的家庭却有它自己的不幸。
“幸福的家庭全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幸”，省去九个字，不但无损文意，抑且更像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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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5 笔记
something wonderful，果然，则“某件”完全多余，他要讲的故事里会出现‘奇妙的’东西”。
family member这个词做例子吧，时至今日，我敢说十个译者之中至少有七个会不假思索，译成“家庭的一员”或“家庭的一分子”，竟忘了“家人”本是现成的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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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法国作家拉伯雷（François Rabelais）简洁有力的作品，到了17世纪苏格兰作家厄尔克尔特爵士（Sir Thomas Urquhart）的译文里，受了当时英国散文风格的影响，竟变得艰涩起来。
相反地，1611年钦定本《圣经》的那种译文体，对于后代英国散文的写作，也有极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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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果先生不但是一位翻译家，更是一位杰出的散文家。
他的散文清真自如，笔锋转处，浑无痕迹。他自己也曾悬孟襄阳的“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为散文的至高境界。思果先生前后写了三十多年的散文，译了二十本书，编过中文版的《读者文摘》，教过中文大学校外进修部的高级翻译班，更重要的是，他曾经每天用七小时半的工夫结结实实研究了七年的翻译。
思果先生的研究正好对症下药。他给译者最中肯的忠告是：
翻译是译句，不是译字。句是活的，字是死的，字必须用在句中，有了上下文，才具生命。欧化分子的毛病是：第一，见字而不见句；第二，以为英文的任何字都可以在中文里找到同义词；第三，以为把英文句子的每一部分都译过来后，就等于把那句子译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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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8 笔记
林语堂先生一看到“人们”就生气。思果先生也指出，这个“人们”完全是无中生有，平常我们只说“大家”。“先生们”经常出现在对话的译文里，也是畸形欧化的一个怪物。平常我们要说“各位先生”。如果有人上台演讲，竟说“女士们、先生们”，岂不是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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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10笔记
例如，“奋斗了五年”不说，要说成“作了五年的奋斗”；“大加改革”不说，要说成“作重大改革”；同样地，“拿老鼠做试验”要说成“在老鼠身上进行试验”；“私下和他谈了一次”要说成“和他作了一次私下谈话”；“劝她”要说成“对她进行劝告”；“航行”要说成“从事一次航行”。
193页，在“代名词”项下，作者讨论中译的另一个危机：
“They are good questions, because they call for thought-provoking answers
中国人会这样说：‘这些问题问得好，要回答就要好好动一下脑筋（思想一番）。’”这样的翻译才是活的译句，不是死的译字，才是变通，不是向英文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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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欧化分子用起逗号来，也照样十分“节省”。下面的译文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同时，史克鲁治甚至没有因这桩悲惨的事件而伤心得使他在葬礼那天无法做一个卓越的办事人员以及用一种千真万确的便宜价钱把葬礼搞得肃穆庄严。”数一数，六十二个字不用一个标点，实在令人“气短”。
作者为了矫正畸形欧化的流弊，处处为不懂英文的读者设想，有时也未免太周到了。
例如209页所说：“譬如原文里说某一个国家只有美国内布拉斯加州那么大。中国省份面积最接近这一州的是江西。不妨改为江西省。这种改编谁也不能批评。”恐怕要批评的人还不少，其中可能还有反欧化分子。因为翻译作品的读者，除了欣赏作品本身，也喜欢西方的风土和情调，愿意费点精神去研究。
这段虚拟的文字，无疑是“戏仿体”（parody）的杰作，欧化分子看了，该有对镜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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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作践《红楼梦》，使人笑完了之后，立刻又陷入深沉的悲哀。这种不中不西、不今不古的译文体，如果不能及时遏止，总有一天会喧宾夺主，到那时，中国的文坛恐怕就没有一寸干净土了。
张爱玲、吴劳、余光中：谁把《老人与海》翻译得更好？
来源：《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最近《老人与海》人丁兴旺的译本家族又增添了一员，也就是译林出版社推出的余光中译本。说是新出，但据译序所说，译文早在1953年初便已完稿，1957年由重光文艺出了繁体字版；这次由译林推出简体字版，余光中“大加修正……全书所改，当在一千处以上”（第4页）。余先生似乎较为谦逊，自称他最初的译本“能得七十分”，至于这个改过“一千处以上”的译本能得多少分，倒是没有提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新译本知所取舍，读来就顺畅多了”。
考虑到余先生在海峡两岸文名素著，其代表诗作《乡愁》近乎家喻户晓，兼且著有《余光中谈翻译》，与蔡濯堂（思果）先生遥相唱和，俨然有译界指路明灯之状，他这个译本应该是准确优雅兼而有之，如他在谈翻译的书中所期许的，成为英汉文学翻译的典范。但可惜的是，就业已付梓的译文来看，读者恐怕难免会产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慨。
这个改过“一千处以上”的译本第2页就出现了明显的纰漏。在小说的开头，男孩打算请老人去喝酒，于是说：“Can I offer you a beer on the Terraceand then we’ll take the stuff home.”（引文出自Scribner’s Sons在1965年出版的原著，第11页，以下仅注明页码。）余先生给出的译文是： “我请你去平台上喝杯啤酒，好不好？喝过了，我们再把这些东西拿回去。”
书中的Terrace其实是一个酒吧，它的原型是哈瓦那柯希玛尔湾的La Terraza酒吧。这个地方如今已成为当地名胜，许多热爱《老人与海》的游客都喜欢去那里缅怀海明威。此处余先生似乎将首字母大写的专有名词Terrace看成一般名词terrace，所以才会译错。张爱玲（今日世界出版社，1972年1月初版，以下简称张译）和吴劳（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2010年4月第10次印刷，以下简称吴译）的译本各自译成“露台酒店”和“露台饭店”，虽然有些出入，但也都算译对了。
由于这个露台酒吧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具体地点，余先生这个无心的疏忽导致了一系列连锁的反应，后面就出现了这样让人费解的译文：
男孩把这些食品盛在一个双层的金属盒子里，从平台上带来。他袋里装了两副刀叉和汤匙，每副都用纸做的餐巾包好。
“谁给你的？”
“马丁老板。”（第10页）
由于余先生将露台酒吧误译成“平台上”，后面这个“马丁老板”显得特别突兀。张爱玲和吴劳的译本都将最后一句译为：“马丁。那老板。”这样读者就能知道马丁是露台酒吧的老板，而不会感到摸不着头脑。
如果说上面这个错误是疏忽所致，那么另外一个错误应该归咎于余先生对加勒比海地区的不熟悉。老人和男孩在酒吧喝过啤酒，便把鱼具搬回老人住的棚屋，随后男孩问老人晚饭吃什么，老人回答说：“ A pot of yellow rice with fish.”（原著第16页）余先生将其译成： “一罐糙米拌鱼。”（第7页）
rice诚然有大米的义项，但米拌鱼怎能下咽呢？而且yellow rice并非糙米，它是加勒比海地区常见的菜肴，跟东南亚菜的咖喱炒饭或者长三角地区的扬州炒饭差不多，主要原料也是大米，只不过添加的作料是藏红花或者胭脂树籽榨的油，所以是黄色的。为了增加营养和改善口味，当地的人们往往给黄米饭添加鸡肉、鱼肉等配料。吴译作：“有锅鱼煮黄米饭。”张译作：“一锅黄米饭，就着鱼吃。”它们虽然和原文有点出入，但并没有余光中先生的译文离谱，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令人意外的是，同一页的最后一行又出现了一处明显误译。我们先来看看原文是怎么写的：“I’ll be back when I have the sardines. I will keep yours and mine together on the ice and we can sharethem in the morning.”（原著，第17页）余先生译为： “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把你的和我的一同冰起来，明早就可以一同吃。”（第7页）
无论是前文还是后面的叙述，海明威都明确地告诉读者，这些沙丁鱼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当鱼饵的。原文的share也并无一起吃的含义，余先生曾任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长达十五年之久，以他的英文造诣，绝对没有可能看不明白这层意思，他何以会这样译，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半句吴译作：“明儿早上就可以分着用了。”（第10页）张译为：“我们早上可以一人一半。”（第8页）他们就都没有误将鱼饵当作口粮。
在余先生翻译的这本《老人与海》中，此类错误并不少见。比如第18页有这么一句话：“他划过渔人所谓巨流的洋面，看到水里‘湾草’磷磷闪光；该处海床陡降七百英寻，湾流撞在海底的峭壁上，形成漩涡，所以各种鱼类都在此汇集。”就算撇开“洋面”这种奇怪的表达方式（汉语常用的说法是“海面”）和“湾草”这个奇怪的词语，读者也很难理解分号前后的文字到底有什么联系，对用字极其在意的海明威为什么要写这个奇怪的句子呢？还是先来看看原文吧：
He saw the phosphorescence of the Gulf weedin the water as he rowed over the part of the ocean that the fishmen called the great well because there was a sudden deep of seven hundred fathoms where all sorts of fish congregated because of the swirl the current made against the steep walls of the floor of the ocean.（原著，第28页）
为了便于讨论，我先把这个句子译成中文：“他看见磷光闪闪，那是水中的马尾藻，此时他划过的这片海面，被渔夫称为‘大井’，因为这里突然变得很深，有七百英寻，各种各样的鱼儿因为水流冲击海底陡峭的岩壁形成的漩涡而聚集在这里。”
余先生将“大井”误为“巨流”，后面那些解释这个名称的文字当然显得很突兀，于是这个由双重原因状语从句构成的复合句不再层次分明、环环相扣，而是变成两个前后看不出有任何联系的分句。相较之下，将gulf weed错误地（抑或应该称为“创造性地”？）译成“湾草”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余先生的译本还有不少类似的错误，这里就不一一展开论述了。如果仅有这些疏忽或者误读引起的错误，或许也可以称得上瑕不掩瑜，因为译著要做到完全没有差错是很难的。毕竟译者在工作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比如说接一通电话，或者被太太喊到楼下喝茶，都有可能影响对正在翻译的字句的理解。但这个译本的问题在于，它对原著文体的再现几乎完全是失败的，吴劳和张爱玲的译本也是如此，尽管它们的这类错误相对少一些。这恰恰是翻译经典文学作品的难处所在：并不是说把原文的每个单词都看懂了，就能准确地将其翻译出来。
就以刚才提到那个句子为例，吴劳的译文是：
他最近《老人与海》人丁兴旺的译本家族又增添了一员，也就是译林出版社推出的余光中译本。说是新出，但据译序所说，译文早在1953年初便已完稿，1957年由重光文艺出了繁体字版；这次由译林推出简体字版，余光中“大加修正……全书所改，当在一千处以上”（第4页）。余先生似乎较为谦逊，自称他最初的译本“能得七十分”，至于这个改过“一千处以上”的译本能得多少分，倒是没有提及，只是轻描淡写地说“新译本知所取舍，读来就顺畅多了”。
考虑到余先生在海峡两岸文名素著，其代表诗作《乡愁》近乎家喻户晓，兼且著有《余光中谈翻译》，与蔡濯堂（思果）先生遥相唱和，俨然有译界指路明灯之状，他这个译本应该是准确优雅兼而有之，如他在谈翻译的书中所期许的，成为英汉文学翻译的典范。但可惜的是，就业已付梓的译文来看，读者恐怕难免会产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感慨。
这个改过“一千处以上”的译本第2页就出现了明显的纰漏。在小说的开头，男孩打算请老人去喝酒，于是说：“Can I offer you a beer on the Terraceand then we’ll take the stuff home.”（引文出自Scribner’s Sons在1965年出版的原著，第11页，以下仅注明页码。）余先生给出的译文是： “我请你去平台上喝杯啤酒，好不好？喝过了，我们再把这些东西拿回去。”
书中的Terrace其实是一个酒吧，它的原型是哈瓦那柯希玛尔湾的La Terraza酒吧。这个地方如今已成为当地名胜，许多热爱《老人与海》的游客都喜欢去那里缅怀海明威。此处余先生似乎将首字母大写的专有名词Terrace看成一般名词terrace，所以才会译错。张爱玲（今日世界出版社，1972年1月初版，以下简称张译）和吴劳（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8月第1版，2010年4月第10次印刷，以下简称吴译）的译本各自译成“露台酒店”和“露台饭店”，虽然有些出入，但也都算译对了。
由于这个露台酒吧是小说中最重要的具体地点，余先生这个无心的疏忽导致了一系列连锁的反应，后面就出现了这样让人费解的译文：
男孩把这些食品盛在一个双层的金属盒子里，从平台上带来。他袋里装了两副刀叉和汤匙，每副都用纸做的餐巾包好。
“谁给你的？”
“马丁老板。”（第10页）
由于余先生将露台酒吧误译成“平台上”，后面这个“马丁老板”显得特别突兀。张爱玲和吴劳的译本都将最后一句译为：“马丁。那老板。”这样读者就能知道马丁是露台酒吧的老板，而不会感到摸不着头脑。
如果说上面这个错误是疏忽所致，那么另外一个错误应该归咎于余先生对加勒比海地区的不熟悉。老人和男孩在酒吧喝过啤酒，便把鱼具搬回老人住的棚屋，随后男孩问老人晚饭吃什么，老人回答说：“ A pot of yellow rice with fish.”（原著第16页）余先生将其译成： “一罐糙米拌鱼。”（第7页）
rice诚然有大米的义项，但米拌鱼怎能下咽呢？而且yellow rice并非糙米，它是加勒比海地区常见的菜肴，跟东南亚菜的咖喱炒饭或者长三角地区的扬州炒饭差不多，主要原料也是大米，只不过添加的作料是藏红花或者胭脂树籽榨的油，所以是黄色的。为了增加营养和改善口味，当地的人们往往给黄米饭添加鸡肉、鱼肉等配料。吴译作：“有锅鱼煮黄米饭。”张译作：“一锅黄米饭，就着鱼吃。”它们虽然和原文有点出入，但并没有余光中先生的译文离谱，仍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令人意外的是，同一页的最后一行又出现了一处明显误译。我们先来看看原文是怎么写的：“I’ll be back when I have the sardines. I will keep yours and mine together on the ice and we can sharethem in the morning.”（原著，第17页）余先生译为： “我弄到了沙丁鱼就回来。我把你的和我的一同冰起来，明早就可以一同吃。”（第7页）
无论是前文还是后面的叙述，海明威都明确地告诉读者，这些沙丁鱼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当鱼饵的。原文的share也并无一起吃的含义，余先生曾任台湾中山大学外文系教授长达十五年之久，以他的英文造诣，绝对没有可能看不明白这层意思，他何以会这样译，真是让人百思不得其解。最后半句吴译作：“明儿早上就可以分着用了。”（第10页）张译为：“我们早上可以一人一半。”（第8页）他们就都没有误将鱼饵当作口粮。
在余先生翻译的这本《老人与海》中，此类错误并不少见。比如第18页有这么一句话：“他划过渔人所谓巨流的洋面，看到水里‘湾草’磷磷闪光；该处海床陡降七百英寻，湾流撞在海底的峭壁上，形成漩涡，所以各种鱼类都在此汇集。”就算撇开“洋面”这种奇怪的表达方式（汉语常用的说法是“海面”）和“湾草”这个奇怪的词语，读者也很难理解分号前后的文字到底有什么联系，对用字极其在意的海明威为什么要写这个奇怪的句子呢？还是先来看看原文吧：
He saw the phosphorescence of the Gulf weedin the water as he rowed over the part of the ocean that the fishmen called the great well because there was a sudden deep of seven hundred fathoms where all sorts of fish congregated because of the swirl the current made against the steep walls of the floor of the ocean.（原著，第28页）
为了便于讨论，我先把这个句子译成中文：“他看见磷光闪闪，那是水中的马尾藻，此时他划过的这片海面，被渔夫称为‘大井’，因为这里突然变得很深，有七百英寻，各种各样的鱼儿因为水流冲击海底陡峭的岩壁形成的漩涡而聚集在这里。”
余先生将“大井”误为“巨流”，后面那些解释这个名称的文字当然显得很突兀，于是这个由双重原因状语从句构成的复合句不再层次分明、环环相扣，而是变成两个前后看不出有任何联系的分句。相较之下，将gulf weed错误地（抑或应该称为“创造性地”？）译成“湾草”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余先生的译本还有不少类似的错误，这里就不一一展开论述了。如果仅有这些疏忽或者误读引起的错误，或许也可以称得上瑕不掩瑜，因为译著要做到完全没有差错是很难的。毕竟译者在工作的过程中很容易受到外界的干扰，比如说接一通电话，或者被太太喊到楼下喝茶，都有可能影响对正在翻译的字句的理解。但这个译本的问题在于，它对原著文体的再现几乎完全是失败的，吴劳和张爱玲的译本也是如此，尽管它们的这类错误相对少一些。这恰恰是翻译经典文学作品的难处所在：并不是说把原文的每个单词都看懂了，就能准确地将其翻译出来。
就以刚才提到那个句子为例，吴劳的译文是：
他划到海里的某一片水域，看见果囊马尾藻闪出的磷光，渔夫们管这片水域叫“大井”，因为那儿水深突然达到七百英寻，海流冲击在海底深渊的峭壁上，激起了旋涡，种种鱼儿都聚集在那儿。（吴译，第21页）
张爱玲的译文是：
他看见墨西哥湾的海草在水中发出磷光，那时候他正划到海上，渔夫们称为“大井”的地方，因为那里突然深至七百寻，各种鱼类都聚集在那里，因为潮流冲到海底的峭壁上，激起了漩涡。（张译，第18页）
表面上看，两者的译文似乎都没有明显的错误，虽然译法各有不同，但表达的意思大体上是一致的。它们能够被称为好的翻译吗？答案是不能。
文学大师和寻常作家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无不是仔细推敲的结果，译者往往必须经过殚精竭虑的思考才能彻底理解他或她的写作意图。老人出海时天尚未亮，所以他不可能看到gulf weed（马尾藻），只能看到phosphorescence（磷光）。身为当地久经风浪的渔夫，老人看到磷光，当然知道是马尾藻发出来的，而马尾藻的出现，则意味着他把船划到了“大井”这片海域。老人知道“大井”有许多鱼，但他却决意到远海去抓大鱼，这强化了全书的悲剧色彩。简单来说，phosphorescence、gulf weed、great well（大井）和all sorts of fish（各种各样的鱼儿）这四个关键词的次序是不容更改的，否则就会与书中构建的现实相悖。从这个方面来说，无论是吴劳还是张爱玲的译文，都是失实的，哪怕原文的每个单词他们都没有误解。就好比给人画像，把鼻子画到了眼睛上面，虽然鼻子和眼睛都画对了，但这不能称为好的肖像。
但文学翻译的艰苦之处在于，哪怕译者完全明白作者的意图，也总有些难关是跨不过去的。还是以刚才这个句子为例，是不是把上述四个关键词的次序都处理对了，就可以称得上完美的译文呢？显然不可以。
也许细心的读者早已发现，这个句子很长，明显不符海明威标志性的“电报体”风格。事实上，《老人与海》原著每个句子的平均长度约为14.7个单词，而它长达60个单词，足足是平均长度的四倍。
原书中典型的句子是这样的：“The old man went out the door and the boy came after him.”（原著，第26页）这个长句所处那一段开头两个句子则更短：“Sometimes someone would speak in a boat. But most of the boats were silent except for the dip of the oars.”（原著，第28页）这种写作技巧在文体学上被称为“局部变异”（internal deviation），它的功能是通过文体的突变来强化作品中的某种氛围或者人物的情绪。
比如说在这里，海明威虽然没有描写老人的心情，但这个复杂的、信息密集的句子如同一阵战鼓，成功地传达出大战在即的紧张氛围，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由于语言结构的本体差异，现代汉语缺乏相同的表达形式，译者很难找到恰当的长句来传达这种文体上的微妙之处，所以读者可以看到，无论是余光中、吴劳还是张爱玲，都不得不用若干断开的短句来转换原文这个没有标点的长句，虽然他们是久负盛名的诗人、翻译家和作家，虽然他们的汉语写作能力毫无疑问应该处于中上水平。
但话又说回来，正是由于文学翻译中有这种不可翻译的层面，译者才应该更加用心地去解读原文，力求把那些可翻译的含义完整地传达出来。遗憾的是，余光中先生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可以从一个简单然而并非不重要的例子看出来。
在小说的开头，海明威这样形容老人的船帆：“it looked like the flag of permanent defeat”（原著，第9页）紧接着，他又如此描绘老人的双眼：“they were the same color as the sea and were cheerful and undefeated”（原著，第10页）这两个句子虽然很简单，但它们用一对反义词（defeat和undefeated）
奠定了全书的基调：老人尽管一贫如洗，关于他的外表的一切（由船帆象征），无不表明他是个失败者，但他的精神（由眼睛象征）却是永不言败、不可战胜的。
实际上，海明威能够获得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人与海》；而《老人与海》能够得到斯德哥尔摩那些评委的青睐，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它一扫二战后欧美文坛衰糜颓唐的悲观主义风气，用雄壮阳刚的音调发出乐观主义的呼声：“But man is not made for defeat. A man can be destoyed, but not defeated.”（原著，第103页，意思是“但好汉不是为失败而生的。好汉可以被毁灭，但不会被打败。”）正如瑞典学院的安德斯·奥斯特灵在当年颁奖典礼的演讲中所说：“这个故事是一曲颂歌，它提倡哪怕结果一无所得也永不屈服的奋斗精神，赞扬失败之中的道德凯旋。”
上述两个反义词体现的二元对立在书中无处不在，它是海明威在构建这种乐观主义倾向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最明显的是老人在海上捕鱼时似乎化为两个分身，他自言自语说出的话和心里默默的思考完全是相反的。但余光中先生对这个两个句子的翻译分别是这样的：
就像是一面长败之旗。（第1页）
他的眼睛跟海水一样颜色，活泼而坚定。（第1页）
读者可以看到，原文那种强烈的对比被余先生消解得无影无踪。吴劳将后面一句译成：“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显得喜洋洋而不服输。”（吴译，第4页）也再现不了原文的深意。张爱玲对这句话的翻译倒是差强人意：“眼睛和海一个颜色，很愉快，没有战败过。”（张译，第2页）不过用“没有战败过”来形容眼睛，多少显得有点怪异。
张爱玲
在张爱玲和吴劳的译本中，读者随处可以看到一种初学翻译的新手容易犯的毛病：时刻不忘将不定冠词翻译出来。比如小说的第一句，原文如下：
He was an old man who fished alone in a skiff in the Gulf Stream and he had gone eighty-four days now without taking a fish.（原著，第9页）
以中文写作在海内外文学爱好者中享有教母般声望的张爱玲居然译为：“他是一个老头子，一个人划着一只小船在墨西哥湾大海流打鱼，而他已经有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了。”（张译，第1页）
海明威向来惜字如金，对赘辞深恶痛绝，假如他是中国人，很难想象他会这样写小说。张爱玲译文中的“一个”、“一个”、“一只”和“一条”完全可以删掉，其实译成这样就可以了：“他是个老人，独自划着小船，在湾流中捕鱼，八十四天来，他没打到鱼。”至于余光中先生的译文，则全然看不出译者的诗人风采，读者甚至会看到“阳光晴好”（第3页）这样叠床架屋、不知所云的词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原文中，海明威以代词指称大鱼时，总是用拟人化的人称代词he及其变体（包括him和his）。海明威这么写的意图很明显，因为书中老人屡次将大鱼称为自己的“朋友”和“兄弟”。但是余光中、吴劳和张爱玲不约而同地将这个人称代词译成了“它”。这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实在是煞费思量。
总而言之，无论是最新出的译林版，市面上最畅销的译文版，还是绝版多年的今日世界版， 都不是The Old Man and the Sea的理想译本。由于海明威在其爱达荷州寓所饮弹自尽的事情发生在1961年，按照伯尔尼国际版权公约，从2011年开始，国内的出版社可以不经海明威外国版权基金会的授权而名正言顺地翻译出版这位20世纪文学大师的作品，我相信《老人与海》陆续还将有不同的新译本问世。
多一种译本终归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读者多一个选择。普通读者唯一的希望也许是，新译者能够认真参考原有的译本，尽可能避免前人犯过的差错；又或者新译者不屑站在前辈的肩膀上，那么至少责任编辑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就拿余光中先生的译本来说，编辑要是在审稿的时候比照其他译本，诸如“平台上”、“糙米拌鱼”“巨流”之类低级的错误肯定是可以避免的。倘使这个小小的希望能够成真，则庶几是那些将来看到新译本的读者之幸。
划到海里的某一片水域，看见果囊马尾藻闪出的磷光，渔夫们管这片水域叫“大井”，因为那儿水深突然达到七百英寻，海流冲击在海底深渊的峭壁上，激起了旋涡，种种鱼儿都聚集在那儿。（吴译，第21页）
张爱玲的译文是：
他看见墨西哥湾的海草在水中发出磷光，那时候他正划到海上，渔夫们称为“大井”的地方，因为那里突然深至七百寻，各种鱼类都聚集在那里，因为潮流冲到海底的峭壁上，激起了漩涡。（张译，第18页）
表面上看，两者的译文似乎都没有明显的错误，虽然译法各有不同，但表达的意思大体上是一致的。它们能够被称为好的翻译吗？答案是不能。
文学大师和寻常作家的区别在于，前者的谋篇布局、遣词造句无不是仔细推敲的结果，译者往往必须经过殚精竭虑的思考才能彻底理解他或她的写作意图。老人出海时天尚未亮，所以他不可能看到gulf weed（马尾藻），只能看到phosphorescence（磷光）。身为当地久经风浪的渔夫，老人看到磷光，当然知道是马尾藻发出来的，而马尾藻的出现，则意味着他把船划到了“大井”这片海域。老人知道“大井”有许多鱼，但他却决意到远海去抓大鱼，这强化了全书的悲剧色彩。简单来说，phosphorescence、gulf weed、great well（大井）和all sorts of fish（各种各样的鱼儿）这四个关键词的次序是不容更改的，否则就会与书中构建的现实相悖。从这个方面来说，无论是吴劳还是张爱玲的译文，都是失实的，哪怕原文的每个单词他们都没有误解。就好比给人画像，把鼻子画到了眼睛上面，虽然鼻子和眼睛都画对了，但这不能称为好的肖像。
但文学翻译的艰苦之处在于，哪怕译者完全明白作者的意图，也总有些难关是跨不过去的。还是以刚才这个句子为例，是不是把上述四个关键词的次序都处理对了，就可以称得上完美的译文呢？显然不可以。
也许细心的读者早已发现，这个句子很长，明显不符海明威标志性的“电报体”风格。事实上，《老人与海》原著每个句子的平均长度约为14.7个单词，而它长达60个单词，足足是平均长度的四倍。
原书中典型的句子是这样的：“The old man went out the door and the boy came after him.”（原著，第26页）这个长句所处那一段开头两个句子则更短：“Sometimes someone would speak in a boat. But most of the boats were silent except for the dip of the oars.”（原著，第28页）这种写作技巧在文体学上被称为“局部变异”（internal deviation），它的功能是通过文体的突变来强化作品中的某种氛围或者人物的情绪。
写作中的海明威
比如说在这里，海明威虽然没有描写老人的心情，但这个复杂的、信息密集的句子如同一阵战鼓，成功地传达出大战在即的紧张氛围，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由于语言结构的本体差异，现代汉语缺乏相同的表达形式，译者很难找到恰当的长句来传达这种文体上的微妙之处，所以读者可以看到，无论是余光中、吴劳还是张爱玲，都不得不用若干断开的短句来转换原文这个没有标点的长句，虽然他们是久负盛名的诗人、翻译家和作家，虽然他们的汉语写作能力毫无疑问应该处于中上水平。
但话又说回来，正是由于文学翻译中有这种不可翻译的层面，译者才应该更加用心地去解读原文，力求把那些可翻译的含义完整地传达出来。遗憾的是，余光中先生似乎没有做到这一点，这可以从一个简单然而并非不重要的例子看出来。
在小说的开头，海明威这样形容老人的船帆：“it looked like the flag of permanent defeat”（原著，第9页）紧接着，他又如此描绘老人的双眼：“they were the same color as the sea and were cheerful and undefeated”（原著，第10页）这两个句子虽然很简单，但它们用一对反义词（defeat和undefeated）
奠定了全书的基调：老人尽管一贫如洗，关于他的外表的一切（由船帆象征），无不表明他是个失败者，但他的精神（由眼睛象征）却是永不言败、不可战胜的。
海明威手稿与获得的一战勋章
实际上，海明威能够获得195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老人与海》；而《老人与海》能够得到斯德哥尔摩那些评委的青睐，很大程度上则是因为它一扫二战后欧美文坛衰糜颓唐的悲观主义风气，用雄壮阳刚的音调发出乐观主义的呼声：“But man is not made for defeat. A man can be destoyed, but not defeated.”（原著，第103页，意思是“但好汉不是为失败而生的。好汉可以被毁灭，但不会被打败。”）正如瑞典学院的安德斯·奥斯特灵在当年颁奖典礼的演讲中所说：“这个故事是一曲颂歌，它提倡哪怕结果一无所得也永不屈服的奋斗精神，赞扬失败之中的道德凯旋。”
上述两个反义词体现的二元对立在书中无处不在，它是海明威在构建这种乐观主义倾向的过程中必不可少的要素，最明显的是老人在海上捕鱼时似乎化为两个分身，他自言自语说出的话和心里默默的思考完全是相反的。但余光中先生对这个两个句子的翻译分别是这样的：
就像是一面长败之旗。（第1页）
他的眼睛跟海水一样颜色，活泼而坚定。（第1页）
读者可以看到，原文那种强烈的对比被余先生消解得无影无踪。吴劳将后面一句译成：“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显得喜洋洋而不服输。”（吴译，第4页）也再现不了原文的深意。张爱玲对这句话的翻译倒是差强人意：“眼睛和海一个颜色，很愉快，没有战败过。”（张译，第2页）不过用“没有战败过”来形容眼睛，多少显得有点怪异。
张爱玲
在张爱玲和吴劳的译本中，读者随处可以看到一种初学翻译的新手容易犯的毛病：时刻不忘将不定冠词翻译出来。比如小说的第一句，原文如下：
He was an old man who fished alone in a skiff in the Gulf Stream and he had gone eighty-four days now without taking a fish.（原著，第9页）
以中文写作在海内外文学爱好者中享有教母般声望的张爱玲居然译为：“他是一个老头子，一个人划着一只小船在墨西哥湾大海流打鱼，而他已经有八十四天没有捕到一条鱼了。”（张译，第1页）
海明威向来惜字如金，对赘辞深恶痛绝，假如他是中国人，很难想象他会这样写小说。张爱玲译文中的“一个”、“一个”、“一只”和“一条”完全可以删掉，其实译成这样就可以了：“他是个老人，独自划着小船，在湾流中捕鱼，八十四天来，他没打到鱼。”至于余光中先生的译文，则全然看不出译者的诗人风采，读者甚至会看到“阳光晴好”（第3页）这样叠床架屋、不知所云的词组。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原文中，海明威以代词指称大鱼时，总是用拟人化的人称代词he及其变体（包括him和his）。海明威这么写的意图很明显，因为书中老人屡次将大鱼称为自己的“朋友”和“兄弟”。但是余光中、吴劳和张爱玲不约而同地将这个人称代词译成了“它”。这到底出于什么原因，实在是煞费思量。
总而言之，无论是最新出的译林版，市面上最畅销的译文版，还是绝版多年的今日世界版， 都不是The Old Man and the Sea的理想译本。由于海明威在其爱达荷州寓所饮弹自尽的事情发生在1961年，按照伯尔尼国际版权公约，从2011年开始，国内的出版社可以不经海明威外国版权基金会的授权而名正言顺地翻译出版这位20世纪文学大师的作品，我相信《老人与海》陆续还将有不同的新译本问世。
多一种译本终归是好事，因为这意味着读者多一个选择。普通读者唯一的希望也许是，新译者能够认真参考原有的译本，尽可能避免前人犯过的差错；又或者新译者不屑站在前辈的肩膀上，那么至少责任编辑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就拿余光中先生的译本来说，编辑要是在审稿的时候比照其他译本，诸如“平台上”、“糙米拌鱼”“巨流”之类低级的错误肯定是可以避免的。倘使这个小小的希望能够成真，则庶几是那些将来看到新译本的读者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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