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由教育、文化、媒体，不断之去压榨另外一个人或一个族群，就是暴力。”
清初的康雍二朝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盛世。十六，十七世纪从西方来中国奉命传教的“耶稣会士”对中国众口交赞。中西方文明至此和谐相融，取长补短，相互借鉴。
可短短几个世纪过去，中国宫廷愈加腐朽，清朝统治机器老化，不堪一击。昔日文化的绝对地位被西方后起之秀无情抢了去。夺取东西罗马政权，使“基督教”真真正正地确立了其在西方乃至世界的领袖地位。
十九世纪，欧美传教士再次涌入中国。这时的他们同中国民众一样固执。两个极端文化碰在一起，冲突争执也就在所难免了。欧美传教士有种族和文化上的优越感。他们把中国当成了一个变身罪恶，满身顽疾的十足异端。的确，此时经甲午重创后的清朝大厦摇摇欲坠，坐等自灭或是国际分割了。欧美传教士认为，只有让中国全盘西化，接受“上帝独大”的基督教，才能得救，才能赎罪。
可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是水与油的关系，难以相融。中西文明结合共进的畅想变成了乌托邦式的空幻与虚无。外国教会在中国建起一座座教堂，教民依仗着使中国丧权辱国的“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为所欲为。
“要知东西文化，原无优劣；而时间今古，则长短分明。”
“基督教原为排他性极强之宗教，对异端之‘敌我矛盾’界限分明。”“然亦中国文明宽容之一面也。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发源于“四战之区”――中东的基督教，强调战斗；而中国的儒佛之道却宣扬反战。
论国家综合实力：甲午战争后，被中国培育五十年的国防军队，一蹶不振，毫无保国能力；工业化后的英美俄德日等大列强，凭其强势的帝国主义，称雄天下。论国家政治结构：清朝政府腐败无能，官僚机构力图私利，哪管什么“以民为本”；西方众国历经政治现代化的成功转型，进步水平一下赶超中国。
从这强弱势力的分析对比中，也就不难得出，为什么晚清时的中国，受人欺辱而愈加无能了。全面西化了中国被实施了“文化软暴力”，被压榨得彻彻底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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