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所关注的两个领域——艺术圈和经济圈——分别上演起了撕B大战：
艺术界的闻松、朱其、俞心樵、吕澎等十余位知名学者、批评家纷纷加入到一场因学术观点分歧而开始的网络骂战当中。
经济学领域则是知名学者张维迎和林毅夫正在为“当今中国需不需要一个国家主导下的经纪政策”而发生非常激烈的争论，引发了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热议。
两场争执从外表看起来毫无相干，然而联想到当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我认为这些反常的举动很可能与这种大的背景有密切的关系。
“新常态”之下，学术界暗潮汹涌
中国经济已经实际进入了“新常态”，实业领域的颓败已成为事实，而且逐步蔓延到了金融、文化等诸多领域。艺术市场同样未能幸免，今年春拍成交量大幅下滑，大批画廊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成交额下降，这些统统构成了学者们PK的外部大环境。
那么，为什么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艺术圈和经济学圈的学者们依然不甘寂寞，上演了这些撕B大战呢？我个人认为：
这是因为学者们感受到了中国市场和艺术市场正在发生的结构性变化，产生了某种下意识的、哄抢未来学术话语主导权的行为。
在守望者关于艺术市场的系列分析文章中，曾经多次提到过我们对未来中国艺术市场变化趋势的独立判断：这次衰退并不是单纯的市场周期性调整，而是一场将会旷日持久的市场结构性变迁的序幕。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经济新常态”将会催生中国艺术市场的一场大洗牌，中国艺术市场的游戏规则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我们凭什么这样判断呢？
在这个判断背后，我们有两个对环境变化趋势的假设：
中国将会经历前所未有的经济结构转型，从而加深社会结构的转型，原有的“井田”经济结构将会逐步过渡向“亩田”结构，有产阶级将会逐步形成一个固化的社会阶层；
新生有产阶级的文化消费习惯与第一代财富积累者有巨大的文化断层，这将会催生未来5～10年艺术市场交易趋势和行为的剧烈变化。
下面，我们就分别分析一下这两个变化。
一、经济结构转型
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经历了一个非常快速的现代化过程。但是这种经济发展本身，却是依托于中国2000多年来的一种特别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制度，我们延用周朝的称呼，叫它“井田制”。
谈到中国艺术市场的体制现象，就不得不从中国经济的体制现象说起。众所周知，中国现在的经济是以国有企业为主导，以民营企业为补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在经济学历史研究领域，对中国这种特有的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形态研究，一直可以追述到周朝时期的“井田制”。
所谓的“井田制”是周天子设立的一种理想的经济制度。具体来说，周天子要求将田地等分为九块，其中间的一块叫做“公地”，其余的八块叫作“私地”。
这九块地都要由佃农来耕种，其中中间的一块地的全部收入归为“公”有，这个公或是王侯或是封地之主人。而其余的八块，其收入的10%的也要作为赋税交给中间的封地主人。这就是井田制。
一部分历史学者甚至认为，井田制就是我们与西方的社会制度传统存在本质区别的地方。
在中国，国家在经济制度当中并不仅仅是西方那样的“牧羊人”角色，而是一个统领全局、居于核心而且直接“与民争利”的角色，这个模式直到今天都还可以解释很多现象。
以中国过去20多年形成的艺术市场为例，它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井田”结构，国有企业一直占据着艺术市场中心主导的位置，而民间资本只有围着国有企业跟风的份额，从本质上说它就是一个政策导向性市场。
为什么中国的艺术市场发展了20多年，至今仍然缺少西方那种以契约为基础的健康的商业环境呢，归结根本就是因为这种中国式“井田”结构，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被划分了“楚河汉界”，政府通过国有企业的方式直接参与了大批艺术品的交易，导致民间弱资本的契约制度根本难以形成。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中国艺术市场“一级市场弱，二级市场强”这样的怪现象，但是我们没有解释过导致这种现象背后的结构性原因，实际上“井田制”这种特殊的国民经济结构就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孱弱的一级市场
过去30年的时间里，这种“井田”结构曾经是非常有效的。因为它的游戏规则可以自圆其说地有效运转，通过体制化的带动，国家资本的领头，海外和民间资本跟着一起煽风点火，这个行业热热闹闹。
由于这个市场的领导者是国家机构、国有企业与大资本，于是中国的二级市场——拍卖——就获得了异常迅猛的发展，据不完全统计，中国本土的大型拍卖公司几乎不是国企就是与大型国企关系密切的“半民营企业”。
而中国的一级市场——那些民间的画廊和尚未出名的艺术家——在这样的结构下就根本得不到公平的市场发展机会。如果你去宋庄、黑桥和艺术家们接触一下，看看他们对过去的艺术市场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大体就能理解我所说的意思。
在西方已经比较完善的艺术品市场，画廊业与拍卖行业通常是按照1:1的比例平分市场份额。在英美这样的发达国家，画廊、早期藏家和学术机构所共同组成的一级市场群体，完全可以和拍卖、艺术博览会这样的大型二级交易平台相制衡。事实上后者的学术顾问几乎全部来都自于前者，话语权的强弱足可见一斑。
然而在中国大陆，拍卖公司借助自身的资本优势，敢于推出那些完全未经一级市场验证的艺术家。近年来，拍卖公司甚至开始跨过一级市场，直接去包装那些刚从大学毕业的年青人。
直到2014年左右画廊行业的成交额都才只占中国艺术品成交总量的不到20%，这其中还包括了来自海外资本以及非民营的画廊。可见民间资本支持的画廊在竞争中处于多么弱势的位置。
在这样的体系下，艺术品的价格几乎可以像房价那样被整个垄断体制非常有效地把控，其中甚至存在着一些肆意的人为操纵。艺术品和文化市场的绝大部分内容IP都被纳入到类似古代的“盐铁”专营范畴内，成为国营企业或国营企业合作单位控制下的垄断资源。
转机：“井田”到“亩田”的变化趋势
中国艺术市场这种体系化的运作，最近几年正在出现越来越严重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一些艺术板块被恶性炒作得过高，水分太多，即使是那些原来的投机者也感到不安，随着近两年实业的下滑以及房地产的火热，一些原有的投机资本纷纷离开中国大陆的艺术市场。
如今，已经没有什么人愿意为那些恶性炒作的国内艺术品埋单了，“接盘侠”的缺失导致这些艺术品已经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另一方面，中国国民经济的这种“井田”结构也遇到了巨大的发展瓶颈，经济体系的深度改革迫在眉睫。
我认为，中国的经济体系不太可能直接从“井田”跨越到西方那种“牧羊人”完全市场机制。而是会逐步形成一种类似“亩”字的特殊市场结构。政府将逐步从“井田”中央的角色，转移成为市场旁侧的一个监督的“点”，同时通过法律手段和市场划清“界限”，最终形成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政府－市场关系。
未来中国政府比如仍然会对经济有着比较强的领导作用，但是，这种领导作用将会从“直接参与竞争”转向“监督市场、建立法规、通过投资的方式间接参与竞争”。
或许最近在艺术圈发生的撕B现象恰恰是这一过程在背后推动所涌现出来的现象：有了新藏家群体的关注，学者们正在从过去的学术期刊、研讨会上撤出，通过在微信、微博这样的媒体上互相PK来达到更好的公众影响力。
二、消费升级换代
与此相呼应的，就是中国的新一代有产者的社会地位将会得到巩固。新兴一代有产者们当中，有一定比例的人已经接触过系统的美育，他们不再愿意为过去这种投机式的、缺乏艺术本身价值的“金融性艺术品”埋单了。
市场正在逐步转向那些更为成熟或者更具艺术魅力的市场板块。而相应地一些原来被冷落的艺术品鉴赏观念将会得到市场的重视，艺术市场将会经历一次巨大的洗牌，而类似的情况在全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可借鉴的先例。
在这样剧烈的市场变革之下，学者们、批评家们当下如果只是抢一抢眼球，那格局未免太小了一点。在艺术和文化市场结构性的升级换代大背景下，江湖恩怨无非是一些鸡毛小利，大可以一笔勾销，抓紧时间向前看。
此时此刻，如果我是那些学者，我就会停下来，静静地思考和反省。如果过去把赌注押在了错误的艺术家、板块身上，我就大胆承认自己在过去游戏规则中所犯的错误，勇敢地面向未来。
当消费升级换代来临的时候，艺术品经营者们过去那些看起来非常正确的做法可能都会变成错误的坏习惯：
比如，高昂的场地投入和关系投入；
比如，对艺术品知识产权（IP）价值的忽视；
比如，粗糙的、缺乏数据支撑的客户关系管理；
比如，不包装艺术家而只想等着从二级市场获得虚假的上涨信号；
比如，不考虑市场而只考虑人情的虚假学术研究……
这些可能都会导致画廊迅速地跟着过去的那一轮艺术市场而“大江东去”。现在，是时候思考一些实质性的经营问题了：
比如，怎样借助互联网来有效地推广艺术；
比如，艺术市场的知识产权和契约问题；
比如，市场数据库建设和利用数据提升消费体验的问题；
比如，艺术品交易当中的金融和法律保障的问题；
比如，学术该怎样与市场相互结合的问题……
这些在原有规则下被忽视的问题，在未来的艺术市场将会变得十分重要，万分关键，它们就像是基石和梁柱，构成了中国未来艺术市场运作的基础。率先看到这一趋势的经营者、学者、企业，将会有机会抢占先机，获得未来市场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把学者们的PK，视作中国的艺术市场环境巨变的明显征兆，那么藏家消费模式的升级转型在不远的将来就会来到。
你做好准备迎接这一切了吗？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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