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中国转向内在》有感

日本之内藤假说昔曾风靡一时，至今于学术之林影响仍是甚大。由此，诸多学者探寻到中国赵宋以来之近代表象，但百思不得其解，为何这种近代化之路在中国迟迟未得质之发展，以致之后为西方所超越耶？李约瑟之难题究竟何解？汉学家刘子健于其书《中国转向内在》中作出有力之解答，或可为诸君解惑也。

刘君问题意识极强，于书首提出一种文化发展之理论，即各国无固定之发展模式，中国之发展之路，亦不必仿如西方。由此吾辈最该关心之事即在中国传统之本身，窥察其发展之本来轨迹，而非用类比之方式来探查表同实异之特质。于此指引下，他重点强调两宋之差异，由此找出两宋之际中国文化的转向之线索。

在之后的探讨中，刘君并未抛却前人之研究。前人之研究，对南宋之探讨或有偏失，然刘君一一发掘其中的精髓，从而为其自身之研究找出相应之线索。接着，刘君在文学、经学、史学、儒学上对两宋的文化作一比较，在具体事例上让吾辈察觉此中差异。然后，书中花大笔墨从道德保守主义和专制政体对转向之因进行探讨。首先道德保守主义经受靖康之耻后，纷纷把此遭遇归于北宋之变法。由徽宗的元祐之祸推起，一直可追溯到王安石变法。由此在道德保守主义者之倡导下，南宋变法之门逐渐关闭。北宋灭亡时金对汉人尤其皇家贵族之迫害以及诸多士大夫当时表现的诸如叛国之无耻行为，让儒生士大夫十分寒心，他们不禁探讨起道德救赎之措施。而南宋建基之初，受局势之影响，高宗皇帝表现出对大臣的不信任，进而加强专制，打破北宋与士大夫共治之局面。此时高压的政局，是不容士大夫们再风言闻事了。再加上此中还发生一场所谓对“伪学”的打压，更使儒士们逐渐转向内在求索了。再之后，道德先验论的理论虽被诉诸正统，但也是成为政治权利之工具，中国向外探求之活力至此逐渐耗尽，或者说，当这种向内求索之文化渗入民族之基因，中国便失去改革之动力。

余觉此书最大之价值与意义便在于发现两宋之际中华文化之转向问题，即儒学从先前强调“外王”，至之后的强调“内圣”之道。这种转向在之后刻进文化之基因，以至于中国没有自觉产生似西方的近代革命。

然余亦有所困惑，书中所言之道德保守主义者，到底是哪样一个群体，刘君并未给出严格限定。余便想，儒学内部似乎一直就可分成改革和保守二派，非宋之特例。即便到了明清之际，儒学中亦有倡导变革之人，如黄梨洲、顾亭林等人。另外，余觉中国自南宋以来之走向，除了文化转向内在这一原因外，很大程度亦取决于元明清之政治。当知道，元明清之政治继承地是北方游牧民族那一套，由此发展出更加专制之特点，这与宋朝那一套制度是不同的。由此，关于中国此后未出现近代之转型之探讨，就因把更多笔墨来探讨元明清三朝之特质。余觉刘君对这后三朝之探讨有些不足，而他须解决之问题却十分之巨大，这或许让我不能完全信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