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厂不久，我就认识了袁朋。因为一位同事借了我的《世界文学佳作百篇》，看完后却没有还给我，他说袁朋见了这本书，很喜欢，想据为己有，并愿意用他的书和我换。袁朋是谁呢？几天后的一个清晨，我正在刷牙，一个背着旅行袋，神情忧郁的小个子青年经过宿舍门口时，叫了声魏丹。我一口泡沫疑惑地望着他，不认识。
“你的书我拿了，不还了呵。”不用说这就是袁朋，我爽快地漱了口水，说：“没问题。”
听人说，袁朋很清高，看不起人，因为闹着要走，被“下放”到了食堂。最让大伙津津乐道的是他追女孩的故事：提两斤猪肉去女孩的家，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谁想却被人家的父母赶了出来，狼狈极了。对人们的议论我没有表态，心里却在小心地为袁朋辩解，因为我知道，嗜书如命、爱好文学的人，清高是正常的，不合适宜也是正常的。但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一个堂堂的大学生，会“下放”到食堂呢？该不是犯了错误吧！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袁朋放不下架子，还是不屑这个岗位，反正我极少在食堂见到他。那天下午打饭我去的迟，食堂外边只有袁朋在整理饭卡，因为不熟，我和他都只是点了点头，我是微笑的，他却有些冷漠，弄得我心都凉了半截。在我看来，他拿了我的书，就是欠我的一份人情，没有笑容也不应该冷漠呀。我有些不快地翻找自己的饭卡，他却把饭卡递给我，冷不丁地说：“今晚来一下我房间，八点钟。”没有商量的余地似的，我居然“嗯”的一声答应了，其实我还有点生他的气。
去了他的房间，我真的糊涂了，凭什么他就能住一间房？袁朋说：“我可是厂里的元老啊。”说完成床底下拖出一个大箱子，打开让我任拣里边的书，说是和我换。我没答应，说：“那书能有人喜欢，对它来说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他的书可真多，有近代、现代的文学作品，还有很多哲学性的书籍。老实说，看到这些书我觉得自己不配和他坐在一起谈天说地，他才是真正的读书人，我呢？只不过是附庸风雅的下里巴人而已。
那一晚袁朋说了很多的话，他说他是湖南人，在一家化工厂工作，因我们公司到内地大做广告招人才办厂，他动了心思，就来了。他是怀着真诚来的，从筹备到建厂，采购招工什么都干过，目的只有一个，好办这厂，可现实却玩弄了他的真诚。
这时我打断了他的话，问他：“是理想和现实的差距吗？”我想他能明白我所指，愤世忌俗总是以悲剧结尾的。
他摇了摇头，说：“不是的，说了你也不懂，这里太黑了，我不能同流合污。”他可能是嫌我小而不愿深谈。
“我始终是要走的。自从市委的调函一来，李总便不让我好过，所以我进车间、看仓库，现在到食堂，都是李总的杰作。”袁朋平静的话语让我不寒而栗，都什么时候了，还是演文革那一套。
“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脚啊？他这么拖你整你，你经得起吗？”我为他的孤军奋战捏一把汗。
“都这个时候了，我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袁朋苦笑道：“看他还能有什么招数？”这时他突然双手捂着脸，抽泣地说：“因为他不准假，我连我妈的最后一眼都没见着。”
屋子里静极了，几只飞蛾在灯光下自由地乱窜。我有些手足无措地呆坐在那里。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那天清晨他是那么的忧郁，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我感觉到了袁朋的孤独—在寂寞峡谷里踽踽独行。
毕竟是个大学生，食堂里善良的阿姨对袁朋就特别地关照，淘米洗菜什么都不用他干，只是象征性地整理饭卡记记账就行了。袁朋偶尔也会拿起饭勺，装给职工的饭，只多不少，所以那些食量大的小伙子就专找他装饭。我笑袁朋那是假公济私，他却说：“这算什么？！真正的大鳄你还没见过呢，何况职工现在吃的是自己的。”因为工友的照顾，袁朋拥有许多属于自己的时间，看书，跑调动的事，好像成了厂里最自由的人。有时我担心他能否撑下去，劝他是不是就低一低头，过了这关再说。可他不，还充满傲气地说:“走的时候一定要把头抬得高高的。”那神情好像成了得胜将军。
袁朋不屑于和别人来往，他说那些人没意思，无聊。我不知道他和我说这些是不是表示作为朋友他接受了我，反正有时候我也捉摸不透他，老让我去他的房间，什么都会和我说，可平时见面打招呼又是一副爱理不理的样子。有时我也赌气想不理他，让他孤傲去吧，可又想他也难，也就罢了。就是在这样的处境下，袁朋居然还有闲情逸致搞什么文化市场调查，并就政府对当地文化投资的一些建议写给了市委书记，结果市委书记还真作了批示，并转给了有关单位。这些事厂里人不知道，袁朋只给我看了市委书记的批示。他也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要写小说，一定。
好事多磨吧，袁朋到底离开了厂，如愿以偿地成为市委办公室的秘书，这是市委书记出面才解决的。我想日理万机的市委书记居然会为一个无名小辈说话，看来袁朋不仅仅是一介书生。他脱离了苦海，我高兴，又有些如释重负，作为他唯一的听众，有时我也觉得累。
袁朋走后不久的一个下午，我居然接到了他的电话，邀我晚上去他那，说请我吃饭。难为他还记着我，傍晚我下了班就去他的单位找他，别人说他刚刚还在这里，等等吧。我心里有些高兴，该不是为我买饭吧？等了许久，仍不见袁朋，我一赌气就走了，谁知却在大门口碰见了他。正高兴，他却劈头一句话：“怎么这么晚才来？”弄得我挺委屈，再怎么快也要骑半个多小时的单车呀，你又不是不知道？正想辩解，他又关心地问：“吃了饭没有？”似乎全然忘了上午的许诺。对这样的性情中人，我还能说什么？我第一次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快，把他晾在了一边。也许是我的有意疏远，慢慢地，他给我的电话少了，直至我最后离开那座城市。
多年后，我参加省里的一个笔会，意外地见到了袁朋，当时俩人惊愕地思维都转不过弯来，好半天才蹦出一句话：这世界真小！是啊，世界真小，将时空的距离拉的那么近，俩人似乎又回到了从前。
从袁朋的谈话中，得知他结婚两年就离了婚，一直单身过，因为性格的缘故，他在市委办公室工作得也不那么开心，后来他自愿去了文化局专事文学创作，在那里算是找到了自己。袁朋问我：“为什么我离开厂后你就不理我了？”我说：“你有你的世界，我有我的生活，何况那时你在市委工作。袁朋不语。我想经过了这么些年，他应该明白他属于怎样的人。
后来他给了我一本他的小说集，作品中我看到了不少我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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