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与竹简的世界——司马迁对历史的征服，[美]侯格睿（Grant Hardy），丁波译。商务印书馆，2022。约170千字。
本书为“海外司马迁与《史记》研究丛书”中的又一本，作者为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埃塞维利亚分校教授、汉学家侯格睿，原版著作出版于1999年。
如果说该丛书中的《朦胧的镜子：司马迁笔下的矛盾与冲突》（杜润德，1995，中译本出版于2023）让我们看到了司马迁个体生命的主旋律及其变奏，他的困厄、悲喜和使命，这本《青铜与竹简的世界》的作者则通过对《史记》结构安排和文学塑造进行研究，让我们看到司马迁的“野心”，看到司马迁用文字构筑的足以与秦始皇的“青铜世界”抗衡并战胜之的一个“竹简世界”。
《史记》“好像故弄玄虚让你不容易读懂”（页8）。侯格睿的这部著作试图向读者展示《史记》独特的构建世界的方式，即司马迁如何“表现世界”（第二至四章），如何“塑造世界”（第五至七章）。司马迁表现和塑造历史的方法，打破了西方传统历史表达的“关键要求”，如框架上的统一性和内容的一致性。比如，项羽为什么败在高祖（作者在书中一直称刘邦为“汉高祖”）手下，在《史记》全书中共有13个人（包括司马迁自己）发表看法（页71）；汉高祖和项羽之争，更是分散在25卷中，对同一事件的描述不尽相同（页74）。对于这种“不统一”和“不一致”，侯格睿注意到了杜润德的解释，但他提出自己的解释：“我们在《史记》中看到的碎片化和重叠的叙述，是故意的安排，服务于深思熟虑的史学目的。”（页77）这种“不确定”的“特殊的功用”，既“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作者的安全”（页92），又“强迫读者变成他们自己的历史学家”（页94）。
《史记》的读者，并不处于一个只能接受或拒绝作者的位置。他或她不得不前后联系和解释，与文本进行对话并形成一个试探性判断，在其他地方遇到类似的材料时，这个判断可能需要修订；对于可能出现的差异和类似情况总是要保持警惕。。。《史记》的结构不但要求而且描述了一种特殊的阅读模式，这种阅读模式构成了后世中国人试图理解世界的基础。（页94）
司马迁的历史之网（第三章）是由同一事件不同版本的“多重叙述”构建而成的。突出的例子，书中详举了州吁的故事（一年表和四世家提及）和魏豹的故事（九卷提及，包括一本纪三年表三世家和二列传）的不同版本。这种方法用中国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互见法”。侯格睿引用了朱自清在《史记导读》中的观点，认为《史记》碎片化的结构容许司马迁既尊重他的主人公。又能批评他们，还能在不违反文化传统的范围内提供新的解释（页123）。第四章聚焦汉朝建立这一重大事件，围绕《史记》中20多卷中项羽和刘邦的相关“戏份”以及相关议论，罗列出构成二者鲜明对比的7种可能性解释（编号从A到G），比如A.项羽是奸诈的、不值得信任的，而第七种（G）的小标题竟然是“五花八门的解释”。侯格睿认为可以借用李约瑟的“有机主义”来阐释司马迁的这种表现世界的方法：“总的趋势是考虑尽可能广泛的促成因素，并集中精力于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而不是尽可能多地消除（如西方历史学中寻找有效原因的尝试）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事件必须放在整卷的上下文中解读，各卷必须被集群式地解读。（页119-120）
司马迁不宣称提供历史的最终真相——他能做的就是成为一个有用的向导——但读者必须同意保持阅读和分析。（页122）
如果说司马迁的历史之网是普遍联系的“有机主义”，那么“塑造世界”（第五章）则是他使用文学手法，通过他的叙述引导读者的感知和理解（页168）。这种感知和理解指向儒家传统，关注人类行为的道德解释。比如在第一个列传（侯格睿把《伯夷列传》看作是整个列传部分的前言）中，司马迁通过他的书写，从历史遗忘中打捞出伯夷叔齐，指出历史最终能证明天道公正（页127）。 第六章分析了司马迁将史料用于文学叙事的6种手法（选择、并置、重复、并行、对比以及情景化），用来举例的包括卷120《汲政列传》、反映吴国阖庐政变的三卷（卷66《伍子胥列传》、31《吴太伯世家》、86《刺客列传》），特别是按《孔子世家》的顺序从孔子出生到死亡一生中11个阶段（编号从A到K）的经历（相关内容涉及多达37卷）。
虽然历史事实可能无法充分表现奖善惩恶的天道，但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识别有价值但被遗忘的个体，通过谴责那些因行为损害了良好声誉的人，增加宇宙中正义数量的累积。历史学家可以通过他们自己的工作来验证天道。（页204-205）
第七章“争夺世界”点明了书名的含义。司马迁笔下的秦始皇缔造了一个“青铜世界”，“通过武力，也就是青铜铸成的武器，他成了已知世界的主人”（页250），当上了“始皇帝”，并给这个“新世界”的所有东西重新命名，在侯格睿看来，命名行为既表示起点也包含统治权（页253）。他建造宫殿和自己的陵墓，寄望于长生不老，但是十多年后，他的帝国结束了。而司马迁“用墨水和毛笔塑造了秦始皇的另一座墓碑，虽然是写在脆弱的竹子上的，却比石头和青铜更长久”（页266）。秦始皇无所不用其极地力图与他前朝后世的君王拉开距离，到了司马迁的笔下，他“迫使秦始皇回到了王朝的周期体系，与天命相呼应”（页268）。在侯格睿“导演”的这一争夺世界的虚拟“比赛”中，司马迁最终赢得了胜利。
秦始皇和司马迁似乎是两个极端——独裁者和受害者，君主和官僚，法家和儒家，历史的破坏者和历史学家——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两个人实际上参加了同一个比赛，他们都试图通过重新排序历史、命名和分类以及控制基础话语来定义世界。（页266）
事实上，由秦始皇建立的政府模式一直持续到1911年中国最后一位皇帝退位。正如卜德所写的那样：“标志从国家向帝国转变的公元前221年，是本世纪革命性变革之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间”。（页265-266）
正如本书在结语中所说，司马迁成功地创作了一个可以持续有趣的文本，不只是特定时代的遗物，而且还是一个一代又一代人可以进入、争论和解释的世界。（页14）。
这套海外《史记》研究丛书还在陆续翻译出版中，就拿刚出版的这两本著作来说，了解作者的中心思想和观点不难，甚至可以说，书名已经很好地反映了著作的核心。但是如果要对那些论证感兴趣，需要对《史记》的内容相当熟悉。所以，熟读《史记》可以在这样的著作中找到更多的乐趣，生发更多的讨论和思考，而对于像我这样初读《史记》的读者，则是激发出阅读《史记》的更多兴趣，这也是不小的收获。
2024-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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