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94年，平安，开始成为一个著名时代的称谓。
自那时起，历经一千多年的风流，从平安京到京都市，成就世间一个侘寂唯美的背影，令人目眩神迷。以致尚未一见钟情，已然一往情深。
京都，堪称“美”之归宿。平安，或为“美”之故乡。
这大概是以今日京都为具象的平安时代，在历史长河中映衬出来的固有印象。
但是，单从某一角度看，这个时代，也可以与任何美及风情完全无关。
比如，继续政权政治角度的既定话题。——从此角度，自然看不到美之形神，但可以直透脊骨，直面人之历史的底色。
平安时代，套用一种怀旧的表述方式，可以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两个关联的层面来观察、理解。
这里的上层建筑，自当聚焦于金字塔顶的政权变换，这里的经济基础，依然是基底的土地制度唱主角。
400年平安时代的政权政治脉络，可以较清晰的分为几个阶段，并与日本历史上几个最著名的姓氏家族休戚相关。而决定不同形式政权之形成与政治势力之成败的关键因素，无一例外的，在于庄园制主导下对于土地资源的争夺与占有。——还是那句话，政治的本质在于资源的占领。这个简单粗暴的道理，在政权形式多变的平安时代，表现得更为直观。
第一阶段：桓武、嵯峨天皇与皇权律令制的维持。
与世界帝制历史中的众多君主相比，日本的天皇算是一种奇特的存在。
中国应是帝制存续时间最长的地区，但是纵观几千年历史，皇帝其实是一种职业，是一种泛指的称谓，只有限制到某个朝代内，皇帝才会指向某一具体的人和家族，而从任何朝代开始回顾前朝，都可以很容易的理解，被称为皇帝的这个家族也只是暂居帝位，所谓皇帝轮流做，明日到我家。即使身处当朝的臣民，虽然张口闭口皆是万岁，也并不就相信此一家一姓会永世为帝。并且，大家对于持此心理是坦然的，孰不闻儒家教导：君当仁政爱民，否则，民推翻君是理所当然的。
但是，在日本，天皇是一种很具体的称谓，提到天皇，就是特指独一无二、万世一系的“那一家人”。像中国那样要加上李家、赵家、朱家、爱家、巩家等类似的定语才能知道皇帝是谁，或是像欧洲那样要用墨洛温、加洛林、霍亨斯陶芬等等来区分皇室家族的不同，这样的情况，在日本完全没有必要。“天皇”称谓的独占性是如此之强，以至于这一家人连给自己取个姓氏也省了。
这或许因为，一方面，从统治者的角度，或可简单的认为，日本君主历来的神化宣传非常成功，根深蒂固。而另一方面，深层次的原因或来自臣民自身的角度。
比之中国的地理条件，日本在具有现代海洋意识并成就海洋强国之前，长期的历史中，在小而闭塞的岛国严峻环境里求生的人们，如同在无限亦无所可依的大海里、在一条粗陋浮船上各自挣扎营生又不得不和衷共济的人类生物，对于“神”的需求和信奉有着更为迫切和现实的必要。除了各行各业成千上万、五花八门的虚拟神灵之外，人们还需要一个共同的、崇高的而且具体的神，并与之约定永恒的誓言来使自己在频繁的困境面前摆脱恐惧，维持活下去的信心。这个契约类似：我尊你为神，你佑我生存。——天皇家族（即便不是他也会有另一个具体的家族），很幸运的出现在最恰当的位置，充当人们急需的签约对象。而且这个位置具有一次性特点，一旦有人捷足先登、首先占据了人们对于“永恒“、”不变”的誓求空白，就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天皇因此不用担心被人取代，坚忍偏执的岛国民众已经与他、并只与他签订了契约。任何变更行为，都将严重消弱誓约的严肃性，性格隐忍内向的民族习惯于反求诸己，会因此而怀疑自身的忠诚，对违背誓约而失去佑护感到不安，进而又将陷入独自面对生存困境的原始恐惧。这是绝不可以的。因此，任何想要消灭天皇或者取代天皇名分的人，哪怕权柄再大，也不会被接受，也就不能使民心安定。
是故，历代的实权霸主，即使那些曾饱受天皇算计的，即便强势如织田信长、室町足利氏等，也不敢甚至不愿将天皇一族赶尽杀绝。他们反而大都会尽力维护天皇名义上的权威，保留天皇的名分，以此换取万民的认可和社会的稳定，从而获得饲牧群氓收取实利的权力和机会。在日本，这实在是为了成就霸权而不得不做的事。在日本，因为有这样的民众基础，才有这样独特的政权形式，才有这样独特的万世一系之天皇。日本没有“彼可取而代之”、改朝换代自立为皇的土壤。王侯将相可以无种（如摄政王、关白、征夷大将军等），天皇则必有种。
总之，成就日本式独特帝制的首要因素，并非统治层的主观意愿和强势手段，而是源自庶民绵密且顽固的意志力不断汇聚而成的巨大历史动量。
虽说天皇的名分是别人抢不走的，但是既然贵为天皇，哪个不想掌握实权呢？为此，基于公地公民制（土地、人民皆为天皇所代表的国家所有）的律令制就成为天皇集权于一身的有效手段。
律令制下，天皇是唯一的产权人、个人全资控股家族企业的大股东，其他所有人，从庶民百姓到公卿贵族，皆是打工仔。但是，律令制实施之前曾经可以和天皇家族相提并论的大贵族的后裔，以及长期身居要位立下汗马功劳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对于天皇的独占岂能不心生不平？岂能不心生觊觎？而不平之意、觊觎之心在得到满足之前，先期的表现就是消极怠工与转嫁矛盾。本应管理层承担的工作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到基层员工身上，于是导致底层民众税役加重。自公民公地制分配所得的土地入不敷出，工作反而比不工作的结果更差，农民得自国家的土地反而成为巨大负担，自然无法为天皇提供维持公司运行的产出基础。
面临这样的危机，作为天皇，要么继续坚持独占的地位，坚持公地公民制，坚持与底层的共济或称对底层的直接剥削，同时全力整顿吏治，全面打击中间管理层的贪腐、怠工与破环行为。这样做，是维护律令制畅通有效（或说维护天皇实权地位）的必然选择，但是，若是处于积重难返的情势下，这样做也可能因此使皇权立时处于危险之中。极端的例子，比如朱元璋可以这样做，张居正勉强可以活稀泥，而崇祯就完全做不到。
要么就分权。重新分配资源（土地），给于中间管理层以股权（庄园），承认其对底层剥削的权力和收益，调动其积极性并发挥其作用。这样做，可能使底层民众的压力进一步加重，但更可能使之至少获得生存保障甚至焕发活力，并且这种做法阻力小，可以较快扭转现时困境。但是，这样做对于皇权的不利结果，将使中间层站在与自己性质相同的食邑地位上，并培养成为自己直接的利益竞争对手，天皇的实权必然逐步消弱直至有名无实。律令制也将前功尽弃。
采取何种方式，产生的结果是好是坏，无法一概而论，而与各种因素有关，比如各个阶层势力的强弱对比、君主的能力性格、重大突发事件的刺激、以及时代发展大趋势等等。
所以，自从大化改新开始实施律令制，经过飞鸟时代、奈良时代，因为大势所趋，因为大贵族势力自相争斗而相继衰落，因为多个强势且有能力天皇的持续推进，律令制下皇权的力量于国家的正常运行发挥了主导作用。但是到了奈良后期，因为佛教势力的入侵，又因在帮助皇权剪灭旧贵族势力中成长起来的新的强势权臣渐成气候，政治势力此消彼长，律令制到了接受新一轮考验的时候。而支撑律令制效力的关键——公地公民制，正在向庄园制转变，进而由初期庄园（私有但无特权）向寄进地系庄园（私有且拥有完全独立于国家律令之外、免交税赋的特权）发展。这既是力量变化的结果，也是强化力量消长而使皇权继续消弱的原因。
进入平安时代的前50年（至承和之变），是皇权律令制勉力维持的阶段，桓武天皇、嵯峨两位强势的天皇维护了古代皇权律令制最后的尊严。
桓武天皇力主迁都平安京而开创平安时代，消除了佛教势实力首先对律令制皇权构成的威胁，但却无法阻挡庄园及其特权的持续扩大。
嵯峨天皇允文允武，对律令制进行了有益的修正，但是使之继续发挥效力的关键还是在于嵯峨天皇本身的霸道，一旦嵯峨天皇去世，被他压制的各种矛盾集中爆发，导致承和之变，已是私有大庄园主身份的大贵族势力正式开始夺权，皇权律令制彻底走上衰败之路。
（连载待续）
第二阶段：藤原氏摄关家与摄关政治，以及律令制的衰败。
第三阶段：白河、鸟羽及后白河上皇与院政，以及武家势力的参政。
第四阶段：平氏、源氏与公家向武家政权的过渡，以及律令制的彻底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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