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盘点了中国古代疫情录（先秦—唐朝），下面继续盘点北宋到明朝时期发生的疫情。
尸横遍野 瘟疫横行
十一、北宋时期（960年-1127年）
963年，太祖赵匡胤时期：
“湖南疫”。
太宗赵光义时期：
“京师疫，遣太医和药之”。
北宋时期，瘟疫并不频繁，从公元960年至公元1127年间，整整167年中，只发生14次，平均12年一次。
瘟疫发生次数少原因之一是北宋朝廷防治措施及时得当，这14次瘟疫中，12次有政府派医官分坊治疗并发药，得以有效的控制。
古代瘟疫防治
十二、南宋时期（1107年-1276年）
南宋恭帝德祐二年：
“德佑二年闰三月，临安府大疫”。
南宋时期，瘟疫较为猖獗，共达28次，占宋王朝流行病总数的65％左右，每隔5年多就有一次流行。南宋朝廷对于疫情控制重视程度明显不够，虽然国土面积没有北宋大但是瘟疫发生次数却多了，可以影射出南宋朝廷的无能。
南宋抗疫的主要医学著作
公元1186年，刘完素著《素问玄机原病式》。该书深入阐发了火热病机等有关理论，重视以寒凉药物治疗外感火热病。
唐宋时期，已有公共卫生系统。对于疫情的防控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十三、元朝时期（1308年-1331年）
元武宗至元文宗时期瘟疫频发（1308、1313、1331）：
公元1308年
“春，绍兴、庆元、召州大疫，死者二万六千余人”。
公元1313年
“京师大疫”。
公元1331年
“衡州连岁大旱，又发生疫灾，死者十九”。
元末时期，由于朝廷昏庸，加上战事频发，造成腐尸骸骨遍野引发疫情大流行。
战事频繁瘟疫大盛行
十四、明朝时期（公元1408—1414年）
明成祖执政时期，境内频发瘟疫
公元1408年
江西建昌、抚州，福建建宁，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
七月江西广信府，玉山、永丰二县疫民死者千七百九十余口。
从公元1410年到1414年，连续4年
登州、临海诸州县、河南、陕西、浙江乌程等三县、湖广、武昌等府皆发生民疫。
朝廷颁布法令，“颁方赐药，急行埋葬”。
公元1453年-1456年，明代宗朱祁钰时期频发瘟疫。
公元1453年
“冬，建昌府属县大疫，死者八千余人，武昌、汉阳疫死万余人”。
公元1455年
“四月，西安、平凉疫，死者二千余人”。
公元1456年
“桂林疫，死者二万余人，湖广黄梅县春夏瘟疫大作”。——《明实录》
公元1457年，明英宗天顺朱祁镇一年发生大瘟疫。
“顺天等府、苏州、遵化等州县春夏瘟疫大作，一户或死八九口，或死六七全家倒卧无人扶持，传染不止。”——《明实录》
公元1470年-1475年，明宪宗朱见深期间瘟疫频发。
公元1470、公元1471年，连续两年发生疫情
“十二月，河间、天府、真定、保定……饥疫”，“五月，京城饥民疫死者多”。
公元1475年，福建发生疫情并发生传染扩散
“八月，福建大疫，延及江西，死者无算”。——《明实录》
明朝主要抗疫著作：
公元1481年，朱丹溪后继者著《丹溪心法》书中总结了朱丹溪治疗瘟疫的方法：
“瘟疫众一般病者是，又谓天行时疫。治有三法：宜补，宜散，宜降。”
丹溪心法
公元1507年-1521年，明武宗朱厚照期间瘟疫频发。每隔三年境内便发生一次大瘟疫流行。
公元1507年
“是岁，湖广靖州等处自七月至十二月大疫，死者四千余人”。
公元1513年
“江西瘟疫流行”。
公元1517年
“十月，泉州大疫”。
公元1521年
“北直隶山东、河南俱旱，福建、福州等府亢早疠疫流行，府县官病死者四十余，军民死者无算。”——《明实录》
公元1522年-1565年年间，明嘉靖期间瘟疫频繁
特别是1554年和1565年，京城发生两次大规模瘟疫事件：
“都城内外大疫，死亡塞道”、“京城饥目疫”。——《明实录》
公元1580年，万历八年山西大同现大瘟疫
“大同瘟疫大作，十室九病，传染者接踵而亡，数口之家，一染此疫，十有一二甚至阖门不起者”。——《山西通忘》
公元1633年-1643年，崇祯时期瘟疫频发极其严重。
据明史统计，共发生大瘟疫达六次，尤其是公元1643年，北京、天津两地，分别于二月和八月发生流行性鼠疫。
“死亡枕藉，十室九空，甚至户丁尽绝，无人收敛者。”——明史实录
明朝又一部关于瘟疫著作，于公元1642年吴又可著的《温疫论》
吴又可，被称为“治温证千古第一人”。他在1642年著成《温疫论》一书，创制了不少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治疫方剂。
瘟疫论
公元1633-1644年，鼠疫或是致明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明末鼠疫始发于公元1633年的山西，并于1641年蔓延到华北地区。公元1644年，鼠疫在北京达到流行高峰，累计已造成北京两到三成的人口死亡，出现了人间地狱现象：
“人鬼错杂，日暮人不敢行”
鼠疫导致北京防备松弛，李自成大军轻易攻陷北京，崇祯帝自尽，明朝灭亡。
从北宋至明朝，虽有系统的防疫措施，但是因为战事，疫情愈发严重，可以看出一旦发生战乱，朝廷方面是没有能力控制疫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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