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多么喜欢写信呢，除开小学时要求的书信作业不算，到现在送出的信，恐怕早已到了十万字的标准，我也奇怪我怎么有那么多话要写，大概是我的语言表达能力实在太弱，言语说不清的，便以写信代替了。
通常是生日祝福。与我亲近的朋友，每年生日都会收到我的信。许多写得絮絮叨叨，洋洋洒洒好几长页，真是辛苦读信的人了。听说曾经有专门替人写信的职业，若我生在那个年代，恐怕也会门庭若市，财源广进。
实在是一门好差事。
有一次我曾频繁地向同一个人写信，试图挽回一段恋情，那都是一些破碎琐碎的文字，甚至不能称作是信。我在看海的黄昏写，路过高山的凌晨写，刚刚日出的窗边，我狭小的宿舍，各种不同颜色不同种类的笔，我不停地倾吐自己，尝试着表达自己，把所有的情感都重重地抛散在那些字句中。
无论如何，我打磨自己真心的手法都太笨拙了，那时候的我并不在意是否妥帖，实际上，写信的我，收信的人，都无处安放这些“突如其来”的信，它们自己更加局促，由谁创造，又由谁抛弃，都不得而知。
我将它们一起塞入一个信封，交给它们的主人，那个过程特别像中学的女学生第一次写信给暗恋的学长，需得四肢孱弱，满脸通红地双手呈交。我倒不至于那么夸张，毕竟我也过了那个年纪，不过我仍然是极度紧张，极度僵硬，几乎是落荒而逃。
给完信，如释重负的我决定徒步走回几公里外的宿舍，台北的冬天来得很晚，那时候终于笃定地有了一些凉意。台北人十分怕冷，穿着薄风衣的我与穿大衣的他们格格不入，又或许是因为些微凝滞的寒风，我在这条漫长的路上毫无征兆地哭了起来。我知道它们不会带来任何改变，就像我知道，即便我跳下了这个悬崖，悬崖下也没有人会接住我。
那些信没能帮我挽回那段恋情，什么都不可以，我怎么可能让逝去的东西重新属于我呢，哪怕我奋不顾身地将自己卷入汹涌的洪水中，洪水仍然是洪水，平静不了的。
信里的内容我早已记不清了，那晚在路边穿着风衣嚎啕大哭的我，倒像音乐短片里的悲情女主角，还总是印着“台湾专属”的字眼。
而我那长久以来，怎么流也流不尽的眼泪，也只属于台湾这个小小的，枣核形的南方岛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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