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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牌应该拍卖还是抽签?

车牌应该拍卖还是抽签?

作者: jran_ml | 来源:发表于2017-07-02 22:54 被阅读0次

    (以下是最近一期讨论会文稿。参考书籍《卧底经济学》-蒂姆哈福德。)

    大家好,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经济学,围绕着两个内容。一是从稀缺的角度理解市场经济;二是市场和政府在经济活动中应该发挥怎样的作用。后者引发了我对公平的思考。

    下面我们进入第一个部分:

    一、从稀缺的角度理解商业

    在中学的政治课本中,我们学到了供求关系影响价格。然而在生活中我们可以发现很多东西并不是供不应求,可还是卖得很贵,而且还卖得很好,比如星巴克的咖啡。

    星巴克的咖啡为什么卖得那么贵还卖得那么好?

    星巴克的味道好?咖啡并不是一个高门槛的行业,用好的咖啡豆,即使用学校的自动咖啡机磨出的咖啡都能满足大众的口味;何况很多咖啡店的口味都差多。

    星巴克的环境好?可能大家会认为很大一部分费用是付给装修费用的。但环境好构不成技术壁垒,而且大多数咖啡店的环境都很好。

    星巴克的地理位置好?这似乎有点意思。星巴克都开在繁华的商业区,这里人流量大,而且人们为咖啡支付的意愿强。哪家咖啡开在这样的地方都会有不错的收益。咖啡不稀缺,但是这些流量大的位置是稀缺的。星巴克就是通过抢占这些稀缺的地理位置,当然还有它自身的服务,把咖啡卖得又贵又好的。

    星巴克现在使用一个叫作Atlas的内部绘图和商务智能平台,来决定在哪开设新门店。星巴克如果要在中国开设新门店,让当地的合作伙伴评估附近的零售商圈、公共交通站以及小区的人口分布图。通过技术手段星巴克真正占据了稀缺的地理资源资源。

    这就引出了第一个观点占领稀缺性是商业的基础。

    按理说,如果星巴克赚了很多钱,应该有很多咖啡馆开在星巴克附近,但为什么星巴克附近并没有很多其他咖啡馆呢?这是因为星巴克付出了足够的代价,通过支付高昂的租金签订排他性协议。现实的情况是,由于星巴克的品牌效应,很多商业区在规划的时候都试图引进星巴克,营造一种好的商业环境。在这种情况下,星巴克更容易拿到排他性协议。

    用稀缺性理解共享单车和滴滴专车。

    共享单车能有效地解决最后一公里出行难题,刚面市的时候,经常是一车难求。对消费者而言,单车是一种稀缺资源。对商家而言,这种稀缺资源为公司抢夺了市场、带来了利润。既然是一个有利可图的行业,随后便涌现了各种单车,红、橙、黄、绿、青、蓝、紫,把彩虹的颜色用了个遍。

    我们可以看到,市场可以把一种稀缺的资源变得不那么稀缺,这对消费者而言是一件好事。

    在滴滴专车刚刚出来的那阵子,以更低的价格价格和更加人性化的服务迅速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先入行的专车司机凭借抢先这种稀缺资源很赚上了一阵子。随着快的和Uber进入这个行业,同时专车司机越来越多,这种资源变得不那么稀缺。不过好在各家公司都在疯狂的补贴,相比于基数庞大的出租车,专车仍然是稀缺的资源。这场补贴大战最后以Uber退出中国,滴滴和快的合并而结束。补贴取消之后,专车的价格优势丧失、稀缺性减弱。

    不会有人永远占领稀缺资源,你通过稀缺赚了钱,有类似稀缺资源的人也会加入进来,摊薄你的稀缺性。由于充分的竞争,商品的价格最终会保持在实际成本上下。商业就是先有人找到稀缺,再有人来摊平稀缺,然后又有人找到新的稀缺,循环往复。

    下面我们尝试用稀缺这种思维方式分析两个问题:


    二、稀缺思维:

    应该强制男女同工同酬么?

    只要市场竞争存在,那就不会存在真正的性别歧视。做相同的工作,如果女性的工资更低,那女性就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就会受市场追捧,最后她的工资会在这种追捧下达到一种均衡。

    现实的情况是:一个公司给女性支付更低的工资,很可能因为女性要生育等不确定性因素。如果通过立法,强制同工同酬,公司则会减少或者不雇佣女性,这对女性群体而言,显然是不利的。

    应该保护民族企业么?

    中国和美国都有电视机和电钻产业,中国的电视机产业很强大,电钻产业比较弱;而美国的电钻产业狠强,电视机比较弱弱。那么两个国家应该通过关税政策来扶持相应的弱势产业么?

    若果没有关税壁垒,中美两国的产业格局将是中国只制造电视机,美国只制造电钻。双方都放弃了不够稀缺的劣势,巩固了稀缺的优势。同时,资源从劣势产业流入优势产业,加大双方在优势产业的领先地位。


    三、谈谈市场和政府

    经济学家之所以喜欢市场,是因为市场可以把稀缺的东西自动调节到不那么稀缺。如果这个动作是由政府代替市场完成的,反而会加剧稀缺。有很多稀缺资源是没有开放给市场的,让大家自由竞争,而是由政府来决定这些稀缺资源应该怎么分配。政府的出发点通常是为了照顾大众。比如说教育资源。

    政府认为,如果让市场来分配教育资源,谁花钱多,谁就上好学校,那穷人的孩子是上不起好学校的。政府的做法是划分学区。北京就划分学区,其实美国的中小学也是这样的。但这样就真的能让穷人和富人在同一水平的学校上学么?

    富人可以搬到有好学校的学区,买个房子,不就可以上好学校了。这就催生了学区房。有钱人为更好的教育资源付出的成本归了谁呢?不是学校,不是教育系统,而是那些房地产开发商和炒房的人。这就扭曲了,除了创造了一种形式上的公平,没有更多的积极贡献。

    若果让市场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假设政府放开教育资源,好学校收费贵,普通学校收费便宜一点。那么想上好学校就多交易点钱。这些钱是可以留在教育行业,比如通过税收政策,再反过来贴补条件不好的学校。通过市场竞争,好学校不会收取天价的费用。

    明码实价,细想一下,这事儿在美国可能好使,在中国就不一定了。中国人太看重好学校了,假如人大附中明码标价,20万,大部分家庭即使是砸锅卖铁也会去上人大附中。我买不起1000万的学区房,但20万咬咬牙,为了孩子的明天和未来,我还是要让他上。

    在这个例子中,至少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形式上的公平主义,不一定就真正导致了公平的结果。


    我的思考

    下面说一说我的思考:哪些稀缺的资源应该让市场来分配,哪些又应该控制在政府手中。

    先来一个例子,车牌,再回到教育的话题上。车牌在北京和上海都是稀缺资源。北京的做法是摇号。上海的做法是拍卖。

    上海的拍卖规比较复杂,近似于在限价情况下的拍卖,花钱情况下的抽签。有一个起拍价,同时限制了最高价格。其实就是先用起拍价筛选一部分人,剩下的这部分人再抽签,中不中标基本上看缘分。上海的中标率在百分之4左右;北京2016最后一次抽签的中签率是1:738。和北京比起来,上海人中签的概率高了30倍,但代价是花了大概10万块钱。

    摇号,机会均等,这是最简单的同时也是绝大部分人认为的公平的分配方式。而拍卖车牌,让有更大支付意愿的人拥有这个稀缺资源,听起来咋那么资本主义。这种做法是为富人开绿灯么?作为一个还没钱的人,我天生对什么事儿有钱就能办到这种观点表示抵触。

    我换了一个例子来想这个问题,苹果手机是一种稀缺资源。苹果新机刚刚上市的时候,先用高价格筛选了大部分支付意愿不足的人。手机是好,我只能看看,没有不甘。剩下的的人通过预约排队购买,一机难求,能不能第一时间抢到,看缘分。

    上海拍车牌和苹果卖手机,这两个例子可以相提并论么?

    再看一个类比,小米和苹果,与公共交通系统和私家车。有更大的支付意愿的人买苹果,较小支付意愿的人买小米。大家没觉得这样有什么不对。那有更大支付意愿的人买一个车牌号,再买一辆私家车,较小支付意愿的人乘坐公共交通系统,有什么问题么?

    这样一想,我就释然了。再往深处挖掘,我发现这样想有点问题。手机是一个盈利性公司的产品,为好产品支付更高的价格天经地义。而车牌号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权利,不可剥夺,或者说不应该用钱来衡量。

    不难把自己扳再回来,继续支持上海车牌市场化。10年前每个人都有买车的权利,就像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有在大街上自由行走的权利一样。现在,想行使买车权利的人太多了,如果所有人想买车就去买车,必然造成交通系统瘫痪。政府收回这个权利,或者说我们交出了这个权利,再由政府来统一分配。现在,上海政府把车牌市场化,它说收入归人民所有,专款专用,取之于交通的钱再用之于交通。我挑不出毛病。

    有时候支付意愿并不只是有钱没钱的问题。更大支付意愿表示这个东西对这个人而言的重要程度。大部分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花钱,而是把有限的钱在众多的选项中权衡,在这个东西上的支付意愿大了,在另外一件事上就小了。一个不买车车的人可能在教育上有更大的支付意愿。有更大支付意愿的人买一个私家车,可能是更需要它,比如一家人生活在大城市,较小支付意愿的人坐公交,比如北漂的一个人。

    这样一想,我对拍卖又释然了。随着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我对公平也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这是我理解的上海拍卖车牌的合理性,并且觉得它是比摇号更深远的一种公平。前提是取之于公共交通的拍卖所得收入,最后真正反馈到公共交通上,比如更好的人行道路,更舒服的公交车,更便利的地铁系统。

    反过来,再来说教育。

    按照市场化方式来思考教育的话,我发现并行不通。北大、清华等学府是一种稀缺的资源,政府能够明码标价市场化么?想上北大30万,上川大20万,然后再把收入得到的钱拿去补贴偏远地区的教育,就像把拍卖车牌得到的收入拿去补贴公共交通。一样的逻辑,听起来却无比荒谬。

    稍微想一下可以发现不同之处,虽然车牌和教育都是稀缺资源,但车牌和教育区别在于,买车是一种消费,教育则是一种投资。从政府(或者人民)的角度来讲,希望消费带来负面影响尽可能小。你家邻居买了个车,最好一周只开个两三次,而不是天天都开,减少环境污染。教育资源作为一种投资,自然希望效用最大化,不是有个口号叫科教强国么。怎么样来实现最大化,那就是选择那部分擅长学习的人来上更好的大学,考试成为了一个可量化的标准。

    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却没人敢说每个人都有得到幸福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追求在北大接受教育基本权利,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在北大读书。怎么样才能呢?现行的方法既不是人人均等这样的平均主义,通过抽签来决定谁上什么大学;也不是市场经济意义上的,用钱来购买这种稀缺的资源,而是看一个学生有多少天赋,他又愿意为读书付出多少精力。虽然这一切最后都被粗暴地包含在分数之中,却是一个操作起来很公平的方法。

    车牌和教育,同样是稀缺资源,一个我赞同通过市场经济来自动调控,一个却极度反对。除了刚刚用消费和投资的观点来分析,还有其他思考角度么?毕竟消费和投资的二分法太粗暴了。

    最后我尝试了从权利的分配者的目的来分析这个问题。

    前面,我们提到了每个人都有一些基本权利,比如开车、比如求学。当希望行使权力的人太多,但又不能让所有人都行使这份权利的时候,这些权利就成了一种稀缺资源。这个时候,政府把这些权利统一收回,再重新分配。每项权利都有一个权利分配机构。车牌由交管所和交通局分配;教育,大学和教育部分配。分配机构在重新分配的时候,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会决定分配的方式,同时导致一定的后果。

    如果说分配教育资源的目的是为了培养人才、拓展知识边界,那么通过高考来分配有限的大学教育资源就是在兼顾目的和可行性下的产物。

    分配车牌的目的是什么呢?北京的目的让每个人都觉得均等,手段是抽签,后果是催生了黑市,非常需要用车的人可能一直用不上车。上海的目的是分配给那些支付意愿大的人,手段是拍卖,后果是狠狠地从人民身上剪了一层羊毛。如果这部分钱,能最终反哺到羊身上。我更赞同上海的做法。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清楚一项政策在制定的时候不可能考虑到每一个人。从个人的角度来讲,我便希望当我想得到一份稀缺资源的时候,我还有获取它的途径,并且其他人也最好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获取。

    当我需要一辆车的时候,便努力赚钱买一个车牌号。这就和当年我努力学习考上大学一样。

    抽签摇号毕竟是最直观的公平,我很想为抽签摇号找到一个即目的、手段和结果都合理的案例,最后想到了去年搬宿舍这件事。从新校区搬回中关村的时候,由于床位不够,男生是通过抽签来决定的谁搬回中关村,谁又暂时搬到另一个校区。

    但是……

    新建的教师公寓,如果老师人数大于房间数,会通过抽签决么?

    学院新盖的办公楼,位置有限,谁留在旧楼,谁搬去新楼,当时是抽签决定么?

    我又陷入了新一轮思考。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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