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夏，我去美国参加孩子的研究生毕业典礼，转机时入住离芝加哥机场不远的一家酒店。在酒店正好遇到印度人的婚礼，毛估估现场约有一百多位宾客。联想到一路上时不时遇到印度人，(印度女人的装束很有特色，就是印度电影中的那样，极易识别)，感觉印度人和华人一样，也满世界跑呢。
和孩子聊起印度人的事，孩子说虽然印度人和华人都在全球跑，但在美国的很多大公司和国际机构中，占据高位的印度人远比华人多。对此我也略知一二，一直误以为这与英语是印度第二官方语言有很大关系，读了《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一书后，才明白这现象背后的某些真相。
人类学家的研究方式通常是与所研究的人群长期共同生活，成为其中一员甚至融入其中。这样在做田野调查时，就能比非专业人士的道听途说和猎奇体验能更深入揭示纷繁外表下的真相。而有些人群，比如对同性恋或黑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因非专业人士根本就接触不到，人类学家的研究就能为消除社会偏见和误解做出贡献。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写《菊与刀》一书的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在做她的研究时就没去到日本。因二战原因，她的研究结果来自对旅美日侨的田野调查，但其研究质量并不比著有《日本的中产阶级》的傅高义低。从对日侨的研究中，本尼迪克特得出日本必败的结论，更对如何处理好战后的日美关系提供了人类学角度的决策建议。
随着全球化的倒退，作为全球化产物的劳力行是否己受到了负面影响还不得而知，也不知项飚老师是否会对此有后续研究。但有一点是确定的，虽然全球化在倒退，中美的大国竞争日趋激烈，但吃过闭关锁国大亏的中国在对外开放上仍会坚定不移，一带一路的步伐更不会停顿。那么类似项飚老师这样对它国，特别是对一带一路有关国家的人类学研究，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和平崛起，必定能对了解异国他乡的真情实况提供有价值的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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