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献身劳改事业三十七年

献身劳改事业三十七年

作者: 诺兰齐 | 来源:发表于2018-06-16 06:12 被阅读0次

          杨明高,男,81岁。1956年3月参军,中共党员,曾任诺木洪农场医院內科主治医师,二大队卫生所所长,96年退休现定居在四川。

    全家福照片。(杨有平提供)

                一,坚定信念为监狱事业献青春

        1959年2月,我由宁夏固原骑一师三团炮连转业到青海公安总队三支队二营六连。一路颠簸经兰州、西宁于1958年农历除夕夜到了香日德镇,下车以后天色已晚,我和几位同志跟大马车到香日德河去拉冰块化水后烧开水做饭。正月初一赶到了诺木洪六连一排驻地。歇了二天,第三天又行军来到大格勒一站六连三排驻防、我被编在七班。当时条件极其艰苦,能住在棉布帐篷五人的地铺大炕,算是中等偏上的待遇了。我们的副班长李格劳同志则长年住在夏热冬寒的单帐篷里。当时我们的任务是为大格勒分场看押犯人,监狱设施十分简陋,或者说称不其为监狱。选一处坑洼地或堆一道土岭埋上红沙柳杖子,四周插上警戒旗就是天然的监墙。

    当年在大格勒值勤时照片。(杨有平提供)

        战士们换岗值勤,一无哨所、二无岗楼,一天在哨位上任凭风吹日晒或寒冷刺骨。盆地天气多变化,早穿皮祆午穿纱,晚上抱着火炉吃西瓜。冬春季风沙特別地大而且频繁,沙尘暴来临之时天昏地暗、飞沙走石的让人分不清南北西东,甚至于能走错家门。到了夏天更加难熬,有时烈日当头,热得中午难以入睡,特别讨厌的是多如牛毛嗡嗡直叫的蚊子,到了下午对着夕阳眺望,乌泱泱的蚊群遮天蔽日厚厚的一团,它们缠绕着你时令人毛骨悚然。手脸暴露的部位如不及时驱赶,马上就黑压压地爬滿二层。剌的你又痛又痒起红疙瘩,有的甚至感染化脓。平时,战士们对付蚊子有三件东西不可少,纱布、蝇甩子加防蚊帽。59年夏天我们的少尉连长李全才刚从石家庄步校回连队,一天傍晚在点名的队列前示范教学,他保持着泰山压顶不弯腰的步校严格的军纪风姿给大家讲话,突然一只蚊子飞到连长的鼻子上吸血,站在前列的战士眼见那只蚊子的肚子红了咬得他很难受,而军姿严谨的李连长又不能用手去驱赶,他急中生智撅起下嘴唇向上吹气,他越吹蚊子越害怕被风吹跑就叮得越紧,此情此景反而逗的战士们哈哈大笑。这年冬天为了准确掌握犯情,为看押工作提供情报,我被派到监狱做临时管教员,了解犯情、绘制简易监舍图、标注重点犯所住帐篷位置、姓名、刑期以减少罪犯脱逃事件的发生。

              二,如此浪费粮食使人痛心

        谁都知道盆地的土地碱性大,必须经过开荒造田引水洗碱后才能生长庄稼。然而在60年的春天,一站一中队不知道是谁违背自然规律出的孬点子,在既未开荒造田、又未修渠引水的情况下就将上万斤黄澄澄的麦种撒在沙包里,再让犯人们翻地盖种,异想天开地认为,人有多大的胆,地便有多大的产。当年的夏天,大格勒水库的垮塌,农场撤销了,哪上万斤麦种就白白浪费在盐碱滩上了。遥想当年,那时干部工人、部队、犯人粮食供应的标准很低,每人每月十几斤、二十多斤的口粮根本不够吃,常常采些锁阳、苦苦菜、白花草之类的代食品充饥。我早上吃两个加锁阳混合面二两大的馒头,再带上二个留着当中午的午饭。可是由于饿,不到上午两个馒头早已下肚。白天带工,队长叫犯人捡来连泥带土半水桶小洋芋,放在火堆上煮的半生不熟,真是饥不择食来不及剥皮,抓一个丢进嘴里囫囵半片的就吞下了肚。在缺粮的关键时候,那上万斤麦子磨成面粉不知能填饱多少人的肚子。相比之下不按自然规律办事、不用科学种田造成粮食极大浪费,难道不叫人痛心吗! 60年5月,因我在执勤训练以及克服生活困难中成绩突出而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三,为给队员送给养日夜兼程走昆仑

        上世纪60年代正是三年自然灾害最严峻的时刻。时年冬季,为了应对部队的粮食不够吃,各单位都组织了狩猎队。我们狩猎队走进昆仑山脉一处叫八宝滩的地方打猎。在队员有病无医的情况下,派曾在部队当过卫生员的我去狩猎队为生病的队员看病,做饭和送给养。为了获得更多的肉食,打猎队分为以八宝滩为中心,加上后沟、压马坨、温水泉等四个狩猎点。一般人认为顿顿吃肉是很幸福的事,可打猎的人顿顿饭吃肉都吃腻歪了,也不利于人的消化系统,几天不吃一些面食胃里感到十分不好受,连路都懒得走。没有面粉了,我就下山从营部赶着牦牛往山上驮。面粉50斤一袋,我自已还要背一支自卫用的79式步枪50发子弹、4颗手榴弹和水壶和路上装馍的干粮袋往各狩猎点送给养。放眼莽莽昆仑山上百里无人烟,哈熊、雪豹、豺狼时有出没。记得有一次我从八宝山给压马坨打猎队送粮食,从天蒙蒙亮走到半夜才走到目的地。

    当年跟随我转战南北的军用水壶,我一直保留至今,是它深深地知道并和我共同渡过哪艰苦的岁月。(杨有平提供)

        第二天早起又冒着漫天飞舞的大雪独自一人赶着5头牦牛回到八宝滩。走在冰天雪地里万籁寂静,想想昨天进山还是睛空万里,而今已是银装素裹的千里冰封了。在雪原茫茫的山路上你分不清哪里是沟壑、哪里是路坎。常言说“老马识途”而牦牛更识途,5头牦牛沿着昨天来的路径引领着我往营部返。任凭厚雪模糊了崎岖山路的小径,它们仍然能分得清,牛在前头走我在后面跟,身上只穿了棉衣裤和赤脚的胶鞋,饿了啃几口冷馍,渴了捧一把雪团。走着走着天黑下来了,风卷起雪粒一阵阵地抽打着脸庞。我打起精神继续跟着牛儿走,我心里明白不能停下脚步,因为停下不走就意味着有冻死冻伤的危险。半夜时分,牛群突然不走了,我走到前面去看个究竟,结果牛儿也迷路了,它们走到了悬崖绝壁的边缘。这时只见它们定了定神互相默契对望了一下,然后神奇地掉转头向右又继续前进,奇迹发生了,它们找对了道路,我们人畜一天连续走了近20多个小时才摸回营部。这就是人和动物的和谐相处,牦牛也真不亏是“高原之舟”,这次能顺利到家全靠牦牛的功劳,假如没有它们的老牛识途我说不定会冻伤在荒郊野外,那后果真不堪设想。

    上个世纪50年代这样的棕熊,青海叫“哈熊”经常在崇山及草滩觅食,在送粮路上我都格外小心。(摘自电影频道)

        61年夏天打猎队撤销,堆在压马坨大量的动物肉运不下山,领导派我和朱徳祥同志看守。天气热了领导捎信又让我们把肉切成薄片晒干,我们低估了野兽们的智慧,结果白天晒的肉干晚上被野兽吃去了大半。这时我俩的面粉也吃完了,朱德祥同志下山揹面粉去了,让我一人留在山上,到了晚上山风呼啸野兽嚎叫,我紧张地拴好帐篷的门,手握子弹上膛的步枪半依在铺位上一宿没敢合眼。我俩在深山里这样的场面一直持续到了秋天。等营部雇佣了老乡的骆驼才把哪些堆积的肉干运回营房,不过肉也损失了多半。当然这一切是发生那个饥饿的“生活自救”的年代,那时还没有《野生动物保护法》所为的。

                    四,社教中的艰苦岁月

        65年转到诺木洪农场医院工作,66年4月农场派我和张培业、刘守、孙国举同志去尖扎县搞社教,离别时女儿才两个月大。在西宁集训后分到了纯牧区的尖扎滩弓羊子公社二队,当时集训队规定社教工作人员必须和牧民同吃同住。吃的是酥油炒面,喝的是奶茶,住的是牛毛编织的帐篷。我那时年轻适应能力很强,带膻味的酥油炒面也能吃得下。妻子每月给我寄20元,除给房东交伙食费15元,我只留5元零花钱。哪时我每月工资是68.5元,本来4口人的家庭生活就很紧张,现在又分两处,家里3口人还剩40多元真是苦了妻子和儿女。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杨有平提供)

        当地的牧民由于长年逐水草放牧,他们的生活习惯肯定是不能用汉族的生活习惯来要求的。比如用手将牛羊粪和稀后糊在墙上,等干了以后做燃料用。吃带血丝6成熟的肉,羊肠肚子里的粪草一倒便直接灌血肠,平时用的碗用腰带抹一下就可以和炒面。我住的那一家,有一位老阿妈煮羊肚给我们吃,锅里有许多的粪渣我边吃边捡,可老人家又好心地在汤里撒了些青稞面做了一锅拌汤,粪渣再也挑捡不出来了,我知道这是藏民族的生活习惯,培训班上都讲了。我毅然决然地将带粪沫的面糊糊一口气喝下,这样的生活习惯虽然自已的潜意识里不能一下子接受,但在社教期间我和牧民的民族感情增进了,这也和现今提倡地打通了思想感情上“最后一公里”的要求一样,他们有话爱找我反映,有事爱找我办,使我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社会主义教育任务。

        社教期间,还有一件让我记忆犹新的事情。那是一个数九寒天的冬天,藏民的帐篷是不埋压篷边的,整个帐篷四处透风,山风吹来整个帐篷便随风鼓舞。帐篷内的地上为了防潮,干羊粪放上面放芨芨草,然后再铺上褥子。睡觉时盖上被子、大衣再穿上毛衣绒裤都抵挡不住高原的寒气,冻得我浑身颤慄。很多时候是上半夜睡不着,刚睡着天又亮了。刚进村时刘守同志是组长,我是秘书,半个月后我接替了组长,这样我身上的担子加重了。每天上午组织队员学习文件领会精神,下午深入各户发动群众,晚上则整理汇总材料,本来不吸烟的我,为了提神就买包香烟薰薰,时间长了也学会了抽烟了。

    毛主席的语录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指路明灯,小小的笔记本记下了我社教中了解的村情民意。(杨个有平提供)

        和藏牧民交往语言不通是最大的障碍,和牧民沟通都要通过翻译。有一次,队里发生了一桩有惊无险的事件,起因是初当选的生产队长和一位老人因意见分歧而发生了口角,老人一气之下冲出帐房策马奔草滩而去,翻译九梅知道老人倔犟的性格能有过激行为,立刻骑马也跟了出去。我们齐心将老人劝回,找来生产队长让他给老人赔理道歉,事情才圆满了结。事后想想感到后怕,如果闹出人命那我们的工作也就前功尽弃了。在这高负荷高精神压力下,我在牧区工作生活了9个月,社教运动结束回家,体重由原来的110斤锐减到90斤。

            五,用所学专长,为监狱培训犯人医护人员

        84年6月2日,农场从浙江调进900余名犯人。上级调我负责监狱医疗工作。900名犯人找不到一个有医学方面知识的。随调的两名工人医生哪能担负起这样繁重的工作呢。怎么办?于是我就下决心在犯人中培训一批医护人员,在领导的支持下第一批有6人参加的医训班开课了,随后第二次又培训了8名,我每天亲自授课,半年时间他们系统地学会了初步的防病治病的知识,他们随后被分派充实到各中队医疗室,从而解决了防病治病的燃眉之急。

        如今我已退休回四川老家颐养天年,回望过往的岁月在老前辈麦月先、付丰辛、陈新林、储宋凯等医师的无私帮教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医术上有了不断的提高,使我从部队的一名卫生员逐步晋升为主治医师。

    1996年司法部授予我的银质勋章。(杨有平提供)

        前几年监狱管理局寄来三本“激情似火的年代”读后很受启迪,犹如身临其境般地回到当年如火如荼战斗过的农场。柴达木盆地的诺木洪农场,那是我曾经的第二故乡,我谨撰写这篇小短文是让和我一起共事过的同志们共同回忆当年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也让我们共勉吧。

                            2012年7月28日

                                    诺兰齐受杨有平委托抄写于2018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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