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老师在课堂讲金庸的时候，有这样一段话，很久之前曾经写到过，这次再次看到，我摘录出来，可以一观。
1951年4月26日，海宁县人民法庭“第134号刑事判决”，认定他（金庸的父亲查树勋）在解放后抗粮不交，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藏匿枪支等罪行属实，以“不法地主罪”判处死刑。所以我们知道作者和叙事者的关系绕不开这件事儿，跟这件事儿有关。他的父亲是被共产党在解放初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杀害了。可是后来怎么办啊？金庸是我们邓小平的座上宾，后来金庸是为了香港回归做出巨大贡献的，我们从80年代启动香港回归，第一扇门就是从金庸这儿打开的。1981年7月18日，邓小平第一个会见的香港人就是金庸。会见查良镛的时候，邓小平主动说起了这件事。邓小平说了这么一句话：团结起来向前看！——这句话既有对大局势的一个镇定的判断，同时也给了金庸很多暗示，金庸他也是一个有政治韬略的人，他就明白。
有了这句话之后，我们看，历史发生了奇怪的变化。1985年7月23日，海宁县法院撤销原判决，宣告无罪。说原来搞错了，说原来这人犯的这些罪，经过一查都没什么根据，判错了，所以给宣告无罪了，然后就通知金庸。金庸就写了一封信给海宁县委，他是这么说的：“大时代中变乱激流，情况复杂，多承各位善意，审查30余年旧案，判决家父无罪，存殁俱感，谨此奉书，着重致谢。”我们看金庸的态度很冷静，多谢你们的好意，但他没说你们纠正的对不对。
……
金庸2000年在《收获》上，难得写了一篇自传体散文，金庸多少年都不写了，自传体散文叫《月云》，回忆他家里的一个丫鬟，回忆这个丫鬟不能够简单地等同于顾秀英，他这里边叙述到这件事的时候是这么说的：
“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我们知道，三野战上海，三野——陈毅、粟裕的部队打到江南，其中包括本人（指孔老师）的父亲，“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欺压农民，处了死刑。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她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这是金庸的看法。“因为全中国处死的地主有上千、上万，这是天翻地覆的大变乱。在宜官心底，他常常想到全嫂与月云在井栏边分别的那晚情景。全中国的地主几千年来不断迫得穷人家骨肉分离、妻离子散，千千万万的月云偶然迟到一条糖年糕就感激不尽，她常常吃不饱饭，挨饿挨得面黄肌瘦，在地主家里战战兢兢，经常担惊受怕，那时她还只十岁不到，她说宁可不吃饭，也要睡在爸爸妈妈的脚边，然而没有可能。宜官想到时常常会掉眼泪，这样的生活必须改变。他爸爸的田地是祖上传下来的，他爸爸、妈妈自己没有做坏事，没有欺压旁人，然而不自觉地依照祖上传下来的制度和方式做事，自己过得很舒服，忍令别人挨饿吃苦，而无动于衷。”
我还没有看到另外有一个作家，政治家，一个学者，对历史有这样理性的认识！每个人都有是有自己的阶级，人站在自己的阶级立场上说话是可以理解的。但这是庸人，这是一般的人。不一般的人是什么样的呢？既有自己的立场，又能超越自己的阶级立场，放大自我，多角度地看问题，全局地看问题，站在历史的角度看问题。金庸的父亲被共产党枪毙了，他肯定伤心，这是真诚的。但他想到了别人的生活，他想到了大的历史原因：他为什么被枪毙？他自己做没做坏事不知道，金庸说他没做坏事，金庸从一个大的角度理解这件事——千百年来千千万万的这些地主欺压劳动人民，这个制度必须改变。这个吃人的制度必须推翻。在推翻这个吃人制度的同时，也许有些不那么坏的地主也被杀了，金庸是这么理解的。金庸不是共产党，他未必赞成共产党所有做事的方式，但是他显然认为哪个吃人的制度是要改变的。他们家有九十多间房，哪个时候多好啊，三千六百亩地，多好啊。但是，是建立在家里的丫鬟吃不饱，家里的丫鬟不喜欢这种生活的基础上。什么叫有爱心的人？不是只爱自己的家里那点儿事。这个叫查良镛的人，他显然是站在穷人的立场上说话，他赞成推翻那样的吃人的制度，他绝不是无耻又无知的“国粉”。
今天有很多人崇拜中华民国，说中华民国好，你是站在哪个立场上说话？中华民国怎么好？谁好？连金庸这样的人都不觉得它好，连一个月挣几百大洋的鲁迅都不觉得它好，连当了连长、师长的朱德都不觉得它好，你还说他怎么好？所有养尊处优的北大教授都不觉得它好，当了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还要革命，还要建立共产党，都不觉得它好。你站在哪个角度说民国好？这是另一个问题。
读到这些文字，内心是不能不触动的。人的认识中有两大恶，一是站在历史胜利者的角度盲目审判失败者，二是因为一方恶原谅另一方恶。十年有不好，就赞美民国天堂，满眼都是旗袍，都是儒雅的君子，觉得黄河口扒了就扒了，四一二杀了就杀了，觉得国民党抗战如何英勇，土共怎样怎样无耻。而能像金庸先生这样，身处历史旋涡，最终能跳出左右，站在更广大的人民立场上的，实在能有多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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