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苏轼文集看到这篇苏轼写给皇帝的奏折，反复看了几遍，看后对苏轼的印象大变，苏轼由之前的一介文人变为 一个心机boy，假如让苏轼带兵去剿匪的话，搞不好他会变成宋朝的王阳明。在看的过程中手痒评了几句，奏折如下:
《代李琮论京东盗贼状 》
元丰□年右臣伏见自来河北、京东，常苦盗贼，而京东尤甚。不独穿窬祛筐椎埋发塚之奸，至有飞扬跋扈割据僭拟之志。近者李逢徒党，青、徐妖贼，皆在京东。凶愚之民，殆已成俗。自昔大盗之发，必有衅端。今朝廷清明，四方无虞，而此等常有不轨之意者，殆土地风气习俗使然，不可不察也。汉高帝，沛人；项羽，宿迁人；刘裕，彭城人；黄巢，宛胸人；朱全忠，砀山人。其于历代豪杰出于京东者，不可胜数。故凶愚之人，常以此藉口，而其材力心胆，实亦过人。加以近年改更贡举条制，扫除腐烂，专取学术，其秀民善士，既以改业，而其朴鲁强悍难化之流，抱其无用之书，各怀不逞之意。朝廷虽敕有司别立字号，以收三路举人，而此等自以世传朴学，无由复践场屋，老死田里，不入彀中，私出怨言，幸灾伺隙。臣每虑及此，即为寒心。（评: 中国人才济济，每逢乱世人才辈出，太平之世却人才难得，原因是庸碌者居上位压抑人才，只要天下大乱必有胆力才略超群者横空出世，大家只是缺个机会而已，所以不要盲目崇拜某个圣上人多么英明，机会均等不定鹿死谁手！）
扬雄有言：“御得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使，御失其道，则天下狙诈咸作敌。”（评:忽然想起陈寅恪说的中国人上诈下愚）而班固亦论剧孟、郭解之流，皆有绝异之姿，而惜其“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是知人之善恶，本无常性。若御得其道，则向之奸猾，尽是忠良。故许子将谓曹操曰：“子，治朝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使韩、彭不遇汉高，亦与盗贼何异。臣窃尝为朝廷计，以谓穷其党而去之，不如因其材而用之。何者？其党不可胜去，而其材自有可用。昔汉武尝遣绣衣直指督捕盗贼，所至以军兴从事，斩二千石以下，可谓急矣。而盗贼不为少衰者，其党固不可尽也。若朝廷因其材而用之，则盗贼自消，而豪杰之士可得而使。请以唐事明之。自天宝以后，河北诸镇相继僭乱，虽宪宗英武，亦不能平。观其主帅，皆卒伍庸材，而能于六七十年间与朝廷相抗者，徒以好乱乐祸之人，背公死党之士，相与出力而辅之也。（评:中原逐鹿，捷足者先得，哪有怪人逐鹿之说？）至穆宗之初，刘总入朝，而河北始平。总知河北之乱，权在此辈，于是尽籍军中宿将名豪如朱克融之流荐于朝，冀厚与爵位，使北方之人，羡慕向进，革其乱心。而宰相崔植、杜元颖，皆庸人无远虑，以为河北既平，天下无事。克融辈久留京师，终不录用，饥寒无告，怨忿思乱。会张弘靖赴镇，遂遣还幽州，而克融等作乱，复失河朔。
今陛下鉴唐室既往之咎，当收京东、河北豪杰之心。臣伏见近日沂州百姓程棐；告获妖贼郭进等。窃闻棐之弟岳，乃是李逢之党，配在桂州，豪侠武健，又过于棐，京东州郡如棐、岳者，不可胜数。此等弃而不用，即作贼，收而用之，即捉贼。其理甚明。臣愿陛下精选青、郓两帅，京东东西职司，及徐、沂、兖、单、潍、密、淄、齐、曹、濮知州，谕以此意。使阴求部内豪猾之士，或有武力，或多权谋，或通知术数而晓兵，或家富于财而好施，如此之类，皆召而劝奖，使以告捕自效。籍其姓名以闻于朝，所获盗贼，量轻重酬赏。若获真盗大奸，随即录用。若只是寻常劫贼，即累其人数，酬以一官。使此辈歆艳其利，以为进身之资。但能拔擢数人，则一路自然竞劝。贡举之外，别设此科。则向之遗材，皆为我用。纵有奸雄啸聚，亦自无徒。但每州搜罗得一二十人，即耳目遍地，盗贼无容足之处矣。（评:苏轼这个心机boy有带兵的潜力，可惜终其一生没能展其才）历观自古奇伟之士，如周处、戴渊之流，皆出于群盗，改恶修善，不害为贤。而况以捉贼出身，有何不可。若朝廷随材试用，异日攘夷狄，立功名，未必不由此涂出也。非陛下神圣英武，不能决行此策。臣虽非职事，而受恩至深，有所见闻，不敢暗默。谨录奏闻，伏候敕旨。
说来也怪，大家提到陈胜吴广起义就大赞一番，说秦朝残暴不仁，起义有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而一旦本朝出现起义者就不由分说诬之为贼，必欲除之而后快，甚至不惜阴谋诡计，名之曰:为国除奸，可以从权。又或者:兵者，诡道也。对所谓的贼，匪可以便宜从事。为什么我们对过往那么宽大为怀对当下却除恶务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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