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蛰居两年的变化，深深值得我学习和借鉴：
第一，表面和气、谦虚、周到的待人。以前曾国藩做事直来直去，不太讲求虚文俗套。现在则和那些庸官俗吏一样注意礼仪排场。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说，与人相处，不能过于拙直：“余生平不讲文饰，到处行不动，近来大悟前非。”在官场生存，必须习惯官场上虚与委蛇的那一套：“与官员及绅士交际，则心虽有等差而外之仪文不可不稍隆，余之所以不获于官场者，此也。”到了长沙后，首先拜遍大小衙门，连小小的长沙县衙他也亲自造访。
第二，及时回复同事微信。原来对那些无用的官样文章，曾国藩不理不睬，现在则每信必复。他对老朋友检讨说，以前“接人应事，恒多怠慢，公牍私书，或未酬答。坐是与时乖舛，动多龃龉”。因此“此次再赴军中，消除事求可、功求成之宿见，虚与委蛇，绝去町畦。无不复之缄咨，无不批之禀牍，小物克勤，酬应少周，借以稍息浮言”。
第三，和光同尘，处事可以适当降档低俗。此前，曾国藩对人总是持有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心态。现在，他努力包容那些丑陋的官场生存者，设身处地地体谅他们的难处，交往时极尽拉拢抚慰之能事，必要时“啖之以厚利”。以前曾国藩是斑马群中的野马，自然引起斑马们的群起攻击。现在他也涂上了斑纹，以便让斑马们误认为自己是他们的同类。
第四，以利驱人，诱之以“名”，则无往不利。曾国藩原“以忠诚为天下倡”，以为仅凭忠义相激，就可以让部下出生入死。但阅历既久，才发现真正的抱道之士并不如他想象中那样多。他认识到“不妄保举，不乱用钱”，则“人心不附”。只有诱之以“名”，笼之以“利”，才能网罗天下英才。
第五，做好对上管理，及时汇报工作。曾氏早年奏折，“戆直激切，不讲究方式方法”，在皇帝头脑中有了了曾国藩勇于犯上、桀骜不驯、难以驾驭的印象。这也是皇帝对他不能信任、不敢给他大权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再次出山之后，他奏事风格大变。皇帝命他再出之旨六月初三日奉到，初七日他就启程上路了。所上《恭报启程日期折》，平实沉稳，非常谦逊。无丝毫讨价还价之意，他说：臣才质凡陋，频年饱历忧虞，待罪行间，过多功寡。伏蒙皇上鸿慈，曲加矜宥，惟有殚竭愚忱，慎勉襄事，以求稍纾宵旰忧勤。这实际上也是一个检讨。咸丰皇帝一看，非常满意，批复：“汝此次奉命即行，足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俟抵营后，迅将如何布置进剿机宜，由驿驰奏可也。”这道奏折颇得皇帝欢心，说：“汝此次奉命即行，足征关心大局，忠勇可尚。”
曾国藩自己颇为自得的写到：吾往年在外，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这一做法在官场如鱼得水，“再至江西，人人惬望”。
一埂田坎三节烂，三穷三富不到老。地里的田埂难免会出现一些缺口，不可能过于完美。人生无常，做好自己就很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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