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的学术思想涉及范围很广﹝包括教育、伦理、政治思想等﹞。而就其哲学思想，其重点有三：「心即理」、「致良知」以及「知行合一」说；
认识王阳明
王阳明继承陆九渊「心即理」学说，主张人心是本源与人世间的唯一道德准则。故离开了心，便无宇宙、天地、万物，甚至鬼神。因此他提出「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
1 ， 的观点。所谓「理」，是指道德标准。他强调人类的道德标准都是天生而内在的，不是外界客 观存在的，更不是通过认知和学习而求到的。「一切『理』只从心生出，以心为根基。」
2 ， 他也认为自然界的事物与人事的道德规范，并不是连续的，即使如朱熹所说的格物，亦无法了 解仁、义、礼、智四端。王阳明由「心即理」学说中发展出「致良知」的学说。「良知」即是 天理，即是人心中至善的性，是早存在人心中的。良知是与生俱来的，这种能分辨善恶是非的 本性，是「不待学而有，不待虑而得」的。
3 ， 强调「认识不是主体对客观的反映，而是把吾心固有之良知至于事物，使事事物物皆得其 理。」
4 ， 所谓「致良知」就是去尽人欲，从而把心中的善性发挥出来。「致良知」的方法就是去除私欲 蒙蔽，从而恢复良知的原来面目。正如王氏于其《传习录》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 也。政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
5 ，「 致良知」不是凭空而成，而是一种认知的功夫，是透过实践和行动来达致的。王阳明重视身 体力行，故提出「知行合一」的主张。他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6 ， 他认为一切「知」都需要「行」，否则不可视为真知,教人不单要「静处体悟」天理，更要在 「事上磨练」，从日常生活和行动中认识及实践天理。他又反对把「知」和「行」划为两件事。 他说：「一念发动处便是行」
7，即一个人只要有杀人放火的念头，即使他未进行，但亦等于放了火，杀了人。他十分重视人们的动机，因意念不正动机不良，已是有违天理。
评价
自从王学出现，受当时学者所欢迎，一时成了一种风气，阳明之门生遍天下。而自明中叶至清初，其学说成了主流。之所以其学普及数百年，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其学冲破程朱理学以及儒学的束缚，推动了思想学术界之新风气。
王阳明把陆九渊学说发展为一套独特的学问。当王阳明未起之时，学界所仰奉为程朱学说，程朱教人要着力读书，讲明义理，尤其重视循序渐进，不愿学者好高鹜远，空言无实，以此为学者入德之门。此种治学方法，在朱熹时代曾被陆九渊批评为过于支离。到了明代，治程朱之学的学者，失去了程朱之学的精神，终日埋头古籍，认为程朱学说为金科玉律，不敢怀疑，结果弄到士气颓废，为自古所未有。到王阳明时，社会及士林风气，崇尚词句，诵道德学问，均不能应用到事业上去，阳明便提倡「知行合一」，教学者身体力行，一反朱学之迂腐。8
他从「吾心」、「良知」等出发的观点，在当时确起了某些破除迷信与开放思想的作用。
王阳明敢于怀疑并批评朱熹的学说。他以「心即理」、「致良知」等的主张，去反驳朱熹的学说，在当时引起了从朱熹旧说的传统解放出来的积极作用。他曾说：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故言之而是，虽异于己，乃益己也；言之而非，虽同于己，适损于己也。9
王阳明提出了不以孔子是非为是非的问题，并认为求学问的，「天下为公也」，而不以孔子与朱熹的「可得而私也」。10故阳明的提出是要打破程朱之学的垄断地位。
王阳明主张天理和一切道德标准皆在人心，不用向外界探求，人的「良知」便是真理所在。若有如王氏之观点出发，则人人的心都是一颗圣人的心，只要努力去做到「致良知」和「知行合一」，便用不着孔子、朱子的教训，也不靠甚么经书典籍的陶冶，人人都可以为尧舜。这对于打破程朱学说的权威性，树立平常人的尊严和地位，确有巨大的力量。而其学说之浅易，直指本心，精简直截，自然易入人心，故支配当时之社会思忌而盛极一时。11所以自阳明之学出现后，门生遍天下，所以王学在晚明社会，风靡一时。而且，这对于儒学的平民化和世俗化，功劳亦至钜。
以上为王学之正面的评价。无论如何，王阳明的心学亦造成了若干负面的影响。王学被后世学者形容其学说为「空疏之弊」。王学之说，如「致良知」，「知行合一」等等之主张，本有勉励人从书本知识中解脱出来，而求人努力实践，在事上磨练，以至经世致用。而王阳明之说能够传承至今，亦可以证明他的思想是有其值得肯定的地方。但其简易之学，却不免使人不重视事物知识的研究，易启空疏之弊。「致良知」之说又没有客观的准据，于是使人往往空谈心性，而轻视实践，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12事实证明，在王学的末流﹝明末﹞便出现了一批只知高谈心性，不重视学问之人、终日高喊「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满街都是圣人」的无德无学的浅薄士人。明代士风因此大坏，学术的空疏亦至于极点。明末之学术由是不振。明朝后期，王学风行，空疏浮陋，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是当时学界之通病。当时的士子只以四书五经作为猎取功名的敲门砖，而不知读书为何物。甚至有论认为，「通观整个明代，都没有产生博学淹通的学者，也没有坚实的著作留给后世，其学术之成功，远逊宋朝和清朝。」故此到了明清之际，学者如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等身历天崩地解的时代，痛定思痛，力主回复程朱格致知的治学传统，再次政力重建汉唐经学，以达到真正的经世致用的目的。而我国学术思想乃此再次转虚为实。13故对王学持反论者往往认为明朝沦亡是归因其学术的空疏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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