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赵氏家族清明祭祖活动定在四月二号，家族祭祀活动理事小组提前进行准备工作。星期二上午九点大家带着工具来到兴华街西的祠堂，清除路边荒草杂树，打扫整理祠堂内外。近三年因为疫情防控，没有举行集中祭祀，但每年理事会成员都会提前来祠堂打扫整理。因为有人是从外面赶回来的，大家又是同宗同族的相熟之人，所以就轮流着相请。家族祭祀活动的事要抢着干，而祭祀活动的集体款却不可私用，那怕是理事会成员的小集体活动也不可以，这是每一届理事会成员的共识，也是每一届理事会成员共同的信守。
完成大扫除工作后，在祠堂，成员们又开了一个短会，拟定了四月二号祭祀活动的全部流程。赵国玉老板担任了五年理事会负责人，这次他提意由赵正淦院长担任新一届理事会的负责人。赵院长今年六十八岁，从镇医院退休后，又被江都一家民营医院聘请为院长，虽然工作很忙，但他没有推脱这份毫无报酬的工作。杨庄赵氏家族首次立祠修谱工作能够顺利完成，正是因为有一帮心怀广阔，无私正直，乐于奉献的家族带头人。
最早跟我提起修谱念头的是赵正童老大哥，他告诉我赵国科早就有这个想法和建议了，但当年的形势还不允许。赵国科伯伯就是赵院长的父亲，一个很有主见和见识的长者，我是他的晚辈，年龄相差几十岁，又不在一个小队，所以没有太多的交往，但从别人的谈话和我自己的观察中可以肯定，他是一个随和而又沉稳的人。
正淦大哥在去南京药学院上学前在大队工作过一段时间，曾负责过大队文艺宣传队的排练和演出。大队文艺宣传队一般是在入冬后才集中排练，有一次有一个队员迟到了，他就跟她讲了几句，女演员有些不服，口气不好地回了几句，正淦大哥发火了，口气相当的严厉。当年的宣传队可是个美差，不要出工干重活累活，工分还高，还能上台露脸，大家都争着想参加 ，所以管理上自然是要严格的。想不到的是，赵大哥居然跟我说话了，而且很温和，跟刚刚训人的模样判若两人，他说，正玉你也来玩啦。几岁的我当时真有点儿受宠若惊。修谱后我才知道，原来我跟院长大哥不仅都属于西份，而且还是近支。
国爱老表当年也在大队工作，是大队农技员，与正淦年龄相仿，所以常走在一起，有一次两人买了三斤肉，当年的猪肉大都是红烧，民间大厨手艺高不高，就看一锅红烧肉烧得怎么样了。肉烧得差不多了，酒还有着落，计划经济时期，酒是计划供应的，最后跑了两个大队小商店才买来了两瓶酒。两个人就着红烧肉喝光了两瓶酒，三斤肉也吃得一块不剩。吃饱喝足后国爱老表想学自行车，仗着一支扁担的支持，不知摔了多少个跟头，醉师傅终于让醉徒弟初步学会了骑自行车。
经历过艰苦年代的人都有着讲不完的吃肉故事。国爱老表和正淦大哥又说起了当年另一个赌吃肉的故事，这事有赵正本爸爸参与的，正本爸爸是大队副书记，从我记事起他就是副书记，一直到分田到户他还是副书记，公社曾经让他做大队一把手，他坚辞不接受，不是怕做不好事，而是怕常在江湖走难免会湿鞋。赵家人都说他树叶子落下来怕打破了头，其实这也不全是胆小的事，他就是这个谨小慎微的性格，但十五年前修谱建祠的事，国旺书记态度还是相当积极的，毕竟做了几十年的书记，在村民中还是有很高威望的，有了国旺老书记的参与，立谱建祠工作顺利了很多。
国旺伯伯是从来不赌的，但赌吃肉是例外，这跟赌博并不沾边。有人说自己能吃肉，这一开了头不打紧，跟上去好几个，能吃多少，越说越多，最后说到三个人能吃十斤。赵书记不相信，三人即刻就要赌一下，于是约定买来十斤肉，当场过秤洗烧，三人三分三，有一个人吃不掉就算吃方输，输方不仅要认十斤肉钱，还要另罚买十斤肉，这在当年可谓是豪赌啊！比赛下来居然是吃方赢了，三个人都吃得滴汤不剩，国旺书记和另一个同事输得心服口服，人家这可是一点不搭浆的完成了比赛。他俩忙活了大半天，连肉汤都没能喝上一口。
艰苦年代不仅给人留下了今生难忘的记忆，也留下了永恒的友谊和永远让人津津乐道的故事。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艰难，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幸福，人类的进步，家族的繁盛要靠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不断努力，若干年过后我们会欣慰地感到，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辜负这片土地对我们的养育之恩，没有辜负祖先对我们的期待，没有给子孙后辈留下不知历史过往的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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