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说的老地方是云南边陲深山中的一个小村庄。记得那年——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五年的秋天，我从坚守了数月的阵地撤下做短期休整，汽车在崎岖险峻的山路上颤抖着艰难爬行了数小时，最后进了一个三面环山的小山坳，别人告诉我说，这就是我们的休整地——老地方村。
在淅淅沥沥的秋雨中，我们爬下了挂满泥浆的卡车。环顾一下这个村落，但见稀稀落落的土楼，依着各面山坡梯次而建，高低不一，房顶和屋门都在飘散着淡漠的青烟，被幽幽的湿风一吹，便悄无声息的融入雨雾之中，宛如一群在清晨的薄雾中默默抽烟的迟暮老人，一派寂寥苍凉、了无生机的景象。
“你住村长家吧，条件好点，还有电视。”带队的参谋对我说。
我木然的点了点头，既没有一丝欣喜，也没有半点感激。一个浴火重生，灵魂还没有完全还阳的人，还会挑剔苛求于吃住吗？
“哪个是秋雨？”人群里突然传来了一声浓重的当地口音。我转过身，看到一个五十岁左右的中年汉子，满面笑容，远远的就热情的向我伸出了双手。不消说，这就是我的村长房东了。跟当地大多数人一样，他面色黝黑，皮肤粗糙，个不高，但健壮，上身几乎是一个长方形。他不由分说，一把抢过我的背包，摔到自己肩上。我跟在他后面，右手习惯性的按在腰间的手枪柄上，在泥泞的小路上，攀爬了几道沟坎，就到了他的家门。 进到屋里，就嗅到一股特殊的味道，跟当地人身体散发的气味一样。开始几天，我一直对这种味道有些许的厌恶，日子稍久，也就闻不到了。我想，这也许是由于我自己也具有了这种体味的缘故吧，看来，同化或者被同化，首先是从体味开始的。
正堂里供着天地君亲师之位，这很令我惊讶。那位置相当于我们北方人过年供奉祖先的牌位的位置。传统文化，竟然侵淫到国度边境这荒蛮偏僻之极的山沟，我不得不敬佩于其无限的能量了。
不久，我就成了村长一家人的朋友。没有事就跟他或者他们坐在火盆旁边，（说是火盆，其实是在地上挖的一个圆形的盆状的坑）说一些奇闻趣事，有时也什么都不说，只是坐在那里，喝着他从山上自采的茶。这种茶采回来，装在一个竹制的篓子样的容器里，挂在火盆的上方，被烟火熏烤的焦干，抓一把塞入小泥壶，在火边烤至冒烟，就加入开水，然后倒入布满茶锈的茶碗，色黑褐，浓稠如酱油，味极苦。我在不长的时间内，喝这种茶居然成了习惯，至今也觉得现在喝的什么铁观音、龙井之类，简直就不能算茶。如果不喝茶，他就抱着长半米左右、直径十几公分的竹筒做成的水烟,“咕噜，咕噜”的吸。这种烟筒这里几乎是每家都有的。有时他吸两口，便用手将筒口一抹，递给我。开始我不得要领，怎么也吸不出烟，更发不出种悦耳的咕噜噜的响声，但时日稍久，我也就熟练地道，不亚于当地村民了。
团参谋所说的电视，是全村唯一的一台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就安放在天地君亲师之位的前面。只有晚上才能收看，仅能收一个频道，屏幕上总是布满雪花，图像模糊，噪音很大，几乎听不清电视里的人物在说什么。每到晚饭后，在昏黄的灯光下，电视机前总是挤满了人，先来的就能抢个位子坐，后来的也就只能站着。人们观看得极投入，剧情到高潮时，偶尔能听到人群中发出几声断续的抽泣，或者一阵肆意的大笑。在剧目的间隙，大人们互相打趣逗乐，孩子们就开始打闹，一时笑声，叫声，间杂着孩子的哭闹声，人声鼎沸。这时候，我的村长房东总是笑呵呵的注视着这一切，一脸的满足和骄傲，像一个艺术家专注的欣赏自己的杰作一般。
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闲暇时我独自慵懒的卧躺在沙发上，手拿遥控器，不停的变换着大屏幕彩电清晰的图像，百无聊赖的听着组合音响美妙的音乐，偶而，那台古旧的十二英寸黑白电视机，以及电视机前那些纯朴可爱的男女老幼，会穿越遥远而漫长的时空，来到我的眼前，使我感到无比亲切和温馨。这记忆历久弥新，相比于弹片撕裂我肌肤的记忆，也并不逊色多少。
跟大多数当地人一样，我的村长大哥比大嫂要悠闲得多。兴致来了，他就会扛上土枪，拉我一起到山上打猎。每逢此时，他一定会要我带上手枪，并将五发金灿灿的子弹，嵌入快枪套〔注〕的外侧。我明白，他这么做，并不是为了预防什么危险，只是他的一种微渺的虚荣心作怪。说是打猎，我没听到他的土枪响过一声。也只是在山林间湿滑的小路上转。他不停的给我介绍，那是桂花林，那是板栗树，那是野香蕉等等，间或也摘一些野果，他都一一告诉我名字，不过我都早已忘记了。累了，就找个干燥点的地方坐下，沐浴在浓郁的桂花香和清风细雨之中，远离了世间的喧嚣，也忘却了那些忧虑和苦痛。
在这些淡然的日子里，我们的友情不知不觉的加深，也不知自何时起，就以兄弟相称了。我很快就习惯了他家的饭菜，习惯了吃辣椒，习惯了吸水烟筒，也习惯了用小碗大口大口的喝散装包谷酒。而日子就这样一天天的过去，直到一天傍晚，电视机前照例挤满了喧闹的人群，急切的盼望着电视早点开始。但此时电路却出了问题，灯丝只发红，却不亮，电视机根本打不开。我的几个朋友那天在我那里玩，让我招待晚饭。我简单的准备了几个菜，就下楼叫他，看到他手中拿一根长竹竿，正在往竹竿上缠一根电线。他坚决不上来吃，只说是这么多人等着看电视，他先去把电修好。但电终于没来，失望的人们各自散去，我和我的朋友们在烛光下喝的酩酊大醉。东倒西歪地送走同样东倒西歪的他们，我就一头扑到床上，什么也不知道了。
第二天早晨，我知道的第一件事，是他死了。有人在变压器小房子外面的杂草中，发现了他的尸体。据说身体被烧的半焦，耳朵烧掉了，衣兜里不多的人民币也烧掉一半。埋葬他的时候，我没去。那时年轻的我神经还不够坚强，不忍面对他那晕厥数次的七十多岁的老母，和同样晕厥数次的五十岁的妻子——我的大嫂。后来，当我们的作战任务终于结束，到砚山（音）休整，准备返回山东的时候，我到他坟前去过一次。在一面小山坡上，在茂盛的山草丛中，孤零零的一个小土丘，这就是他。没有墓碑，没有花圈，只有一抔红土和其上生机勃勃的野草，这就是他。
二十多年的时光眨眼就过去了，我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青年。那时的许多老人大概也变成了土丘，那时在电视机前喧闹的孩子也许都已经成为了孩子的父母。纵然他再见到我，大概也认不出一脸沧桑的我就是当年那个秋雨了。但他却依然还是他，死亡已经把他定格，他以及他的纯朴、善良、爽直、热情都成为了永恒。在我这平凡的二十年的岁月中，每当想起云南，首先想到的不是天造地设的石林，不是风情万种的丽江，不是美丽如画的版纳，也不是四季如春的昆明，而是那一抔红土，和其上的丛丛野草。他不是英雄，也没做出过什么丰功伟绩，生前悄然活着，死后也没有追悼会，没有颂歌，更不入汗青。但对于我，他却是催我去恶向善的一枝响鞭，是在我脚下的使我能够奋力向上的一级石阶。我知道，他不需要我的纪念，但彻底的忘却我也做不到。我能够做的只是用一枝秃笔，陪着几滴浊泪，啰唆上这么多，奉献给他和我们的老地方，算做不是纪念的纪念吧。
注：一种简单便捷的手枪套，挂在腰带上，与前几年流行的手机套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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