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
顾 冰
我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有这样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让我感触至深,至今难忘,几十年来,时时浮现眼前,不断鞭励自己。
我 不 怨 D
八十年代转业常州不久,一天,我办公室来了二位女同志,她们是上海CqL儿童鸡斤汇工作人员,特地来常州寻找一个人,要我陪同她们前往。
她们要找的这个人叫王昭华。几个月前,该鸡斤汇收到一笔大额汇款,没有具名。鸡斤汇为了找到这个人,专门派人来到了这笔捐款的汇出邮电局武进湖塘营业所,一打听,邮电所所有人都说,这人认识,是湖塘小学的王昭华,因为,他是出名的怪人,那天,他到邮电所汇款,工作人员问他,鸡斤汇是你什么人,你为啥汇这么多钱,他说那里有他的孩子。这次,这二位鸡斤会的女同志,就是专程上门面见王昭华,颁发捐赠书,并向他表示感谢。
来到学校,为了进一步查证这事,我们先找到了校长,请她核实一下汇款单上的字迹,是否是王昭华的。
校长随即叫来了几个老师,他们看了汇款单后,一致说就是王昭华的字。为了更加慎重,校长又捧出一叠油印试卷,指着上面的字说,你们仔细对照一下,一样不一样。我们没有多费时间,便确定无疑。
那么,王昭华是个什么样的人,他为什么要捐这么多钱,他的这笔巨款又是从哪来的呢?
校长动情地说,王昭华出身成份较高,五十年代中期从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在一个研究所工作,后来,被打成又牌,就来到了这个小学,打扫卫生,冲洗厕所。这些年,这么大的院子,全校这么多厕所,都是他一人清扫的,你看,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地上连一片落叶也见不着。近年来,我们看他写一手好字,忙不过来的时候,就请他帮忙刻蜡纸,印卷子,现在,基本上都扔给他了。他一直没有成家,至今孑然一身,也没有亲戚朋友,一个人住在七八个平方的小屋。他古怪得很,很少听他说话,有人还以为他是哑巴呢。每年除夕,老师们见他孤单,请他去家里吃年夜饭,他一点面子也不给,把门关得紧紧的。有一年元宵节,有个老师给他送去一碗汤圆,他搭理也不搭理,老师没法,就将汤圆搁在他屋外窗户台上,过了正月,汤圆成了干,还在原处。但他对孩子,却好得不能再好。以前,他是行政二十级,每月工资八十元,来到学校后,只发给基本生活费,生活本来就比较困窘,但他对那些家境不好的学生,经常慷慨相助,给他们买些学习用品。学校时常有些低年级学生,放学了回不了家,他就把他们接到他的小屋,安顿他们做作业,还备些饼干等点心给他们吃,生怕孩子们饿了。有一个学生,其父亲住院,母亲要去医院陪护,家中无人,这孩子一连月余住在他那儿,吃、住、辅导功课他全包了,后来,孩子父亲去世了,孩子也辍学了。他亲眼见到,还有一些贫困家庭的孩子,不能圆上学梦,他的心常常不得安宁。今年,落实政策,我们给他补发了工资,而且,还将他的级別调整到了十九级,月工资加到九十元,可他仍只领以前标准的基本生活费,说钱够用了,其余的钱用不着,那笔补发工资,他更是死不肯去领。会计说,这钱老是躺在账上,也不是个事,就悄悄把钱塞在他的枕头下,谁知他一分不留都捐了,其实,你们看,他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们来到王昭华的小屋。屋里陈设简单,除了床,就有一张桌子,还有屋角一只纸箱,大概是放衣裳的。不过,简陋归简陋,倒很整洁,连桌上放着的一排书,都整整齐齐,纹丝不乱,桌子上方墙上,贴着一张人物像,也是纤尘不染。王昭华中等个子,微驼,头发灰白,戴一副深度眼镜,面色憔悴灰暗,一眼就能看出营养严重不良,身上的汗衫,背上还有几个破洞。见到我们,他既不打招呼,也不正眼看人,更不问我们的来由,好像我们只是吹进屋里的一缕风,自顾自在油印卷子,油墨滾筒发出有节奏的嗤喇声,要把人压抑得像要窒息。
校长喊了他几声,上海的女同志讲了一会儿,我也讲了几句,但他没有丝毫反映,脸上说不上是什么表情,总之,平静得就像安闲的湖水。最后,校长说,老王,你是不是还心怀怨恨?听到这话,他立起身,关上门,把我们晾在了门外。我本来想了解了解他捐款的动机,但一切都无从得知,它留给我一个沉重的思考,似乎又什么都显得冗余。
这时候,从屋里响起一个缓钝、沙哑而又深沉的声音:我不怨D!
我 热 爱 D
1995年,新营业大楼落成后,原先库房的传票搬到了湖塘老银行。一天,为了整理分档和加固安全措施,我和张木林主任去了那里。
老银行在一条老街上,我还是第一次去,进了门,是营业厅,黑洞洞的,早已弃用,再里面,是一个院子,有几棵乱枝败叶的树,院子北侧,有一排平房,墙面斑驳,库房就在平房里。我原以为这里是人迹罕至的荒院,突然,从一间小屋里走出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那人,瘦小,白净,娴雅。张主任见到她,喊了她一声,叶会计。听张主任介绍,她叫叶萍,银行老员工,退休前在湖塘办事处,现在一个人住在这里。她见到我们,脸上贮满了笑容,像是见到了睽违的亲人,说话的声音,是那么柔和、纤细,不紧不慢。她把我俩请到她屋里,屋里东西不多,但乱七八糟,好像刚遭了劫,桌上一层灰尘,还有一只未洗的碗,碗上沾着粥糊,屋角挂满蜘蛛网,简直不敢相信有人在这儿住。她很是热情,给我们沏茶,二只玻璃杯,黑黢黢的,不知什么时候洗过,她东找西寻,找出一个小塑料袋装着的茶叶,茶叶肯定是放久了,颜色发黑,已有不少碎末。她抓了一把放在杯子里,差不多放了杯子一半的空间。张主任说,茶叶放得太多了,她说:“我不吃茶叶的,没人吃。”说着,她往茶杯里倒水,保温瓶里的水是凉的,没有一丝热气,她把茶杯送到我手里,我强忍着喝了一口。
中午,我俩准备出去吃饭,在经过她门口时,她闻声从屋里出来,说,在我这里吃饭吧!饭我都做好了,面条。张主任说,我们就在她这儿吃吧,不然她要生气的。我跑过去准备捞面,一看,哪是面条,一锅浆糊。也许是她觉得厨艺太差,怠慢了我们,连连说:“端不出手!端不出手!”
临走时,张主任问:“叶会计,你在家忙什么?”她说;“写回忆录。”听此,张主任指着我说:“动笔杆子,我给你请个老师。”“太好了!太好了!顾老师。”她双手作揖道。
隔了几个月,我早晨去上班。我有个习惯,上班总要提前一些,当我走近银行门口,远远就见到叶萍站在那里。我问她:“湖塘到市里这么远,你一大早赶来找谁,有什么要紧事吗?”“找你呀!我怕你要外出,所以早点来的。”“好的!”我领她进了我的办公室。坐定以后,我问她有什么事,她从包里取出一摞纸,我一看是她写的回忆录,约有一百多页。我说;“你先放这儿吧,我一定认真拜读,向老前辈学习。”我要留她坐一会儿,喝口茶,她不肯,说别耽误我办公。没说几句话,就匆匆走了。
晚上,我认真翻阅她的回忆录,看着看着,我强烈地感到一阵阵震颤,泪水不由地盈满了眼眶。
叶萍年轻时,有一个同学,亦即她的初恋,1950年,正准备结婚,朝鲜战争爆发了,一腔热血的未婚夫,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临别时,叶萍拉着未婚夫的手说;“我等着你!”
盼了一年又一年,杳无音讯,叶萍的心像被一根绳拴着,绳的另一头就是炮火连天的战场。她努力工作,为的是像他一样,把青春献给祖国和人民,使自己能配上他。
最后一批志愿军终于回到了祖国,她满怀喜悦准备迎接多少个日日夜夜思念的恋人,但等来的却是他已经牺牲的消息。她哭啊,哭啊!哭得昏天黑地,哭得死去活来。但渐渐她想到,他的牺牲是光荣的,自己要更加把全部的力量投入工作,告慰心上人。她想,他一定也是这样想的。从这一刻起,一个坚定的信念,在她心中萌生,他是D元,我也一定要成为一名D元!
此后,亲戚朋友给他介绍了很多对象,她一一拒绝了。她心里只有他,装不下第二个人。直到过了许多年以后,另一个人闯进了她的心里,激起了幸福的涟漪。
然而,就在她举行完婚礼的当天,他见到了初恋情人,那个最可爱的人。她悔啊,恨啊!自己为什么就不能晚结婚一天,姻缘老人为什么这么捉弄自己?叶萍啊,叶萍,你怎么对得起他?她深深自责。她觉得自己浅薄、鄙俗,可憎,简直是个有罪人,不可饶恕。至于她往后的婚姻生活状况,我不说你们也能猜到。
然而,她心中的信念一刻也没有淡忘,工作更加勤勉。D组织决定吸收她入D,可她认为自己还不符合D元条件,希望组织继续考验自己。领导问她,你觉得哪些方面还不够呢?她说:“就说他是否牺牲的消息,还没有得到确切证实,我就不再等他,说明我对革命的感情还不深不牢,要是在解放前白色恐怖中,这不是动摇和变色行为吗?”
时间到了史无前例的一年,她最终填写了入D志远书,并经过支部大会一致通过。可是,世事多变。随后发生的运动,停止了组织发展。她没有任何抱怨,“我要继续努力,争取在思想上首先入D!”她平静地表示。
之后,虽然她年迈了,退休了,她心中的信念却愈发强烈,而没有一刻改变。她来取回忆录的那天,她郑重地问我,我这一把年纪了,还能入D吗?我说:“为什么不能,只要心还在跳动,D的大门就始终开着,D中阳在想着我们每一个人。”
想不到,我的这句话,在二年后,出现在她给我的一封信中。
1999年,我接到一封她从北京寄给我的信,信封里装了十多张她在天安门前的单人照片。信上说,D中阳时刻想着我,今天,Z志局专门开会,批准了我的入D申请,请你帮我把这些相片,分送给我的同事,让他们分享我的幸福。信的最后,笔迹特粗,写着这样一行字:我热爱D。我猜想,她含蓄地表达了对初恋情人的爱,她爱D,因为D里就有他,又或许,她早就把自己当成D的一员,这是女儿对母亲的爱。显然,她已患了老年痴呆症,可是,她列出的分送相片的同事的名字,一个不差。
几天以后,传来消息,叶萍在北京遭遇车祸,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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