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养理论（涵化理论）

背景：

20世纪60年代末，电视的影响力尤其是负作用越来越大，美国社会的暴力犯罪十分严重，格伯纳等人在美国政府成立的“暴力起因与防范委员会”的支持和赞助下开始了长达十多年的“培养分析”的研究，着眼点是分析电视画面中的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之间的关系，二是考察电视中的暴力内容对人们认识社会现实的影响。起源于G.格伯纳60年代主持的一个“文化指标”项目，分析电视的暴力内容与社会犯罪关系及人们对于社会认识的影响。

核心内容：

该理论认为，大众传媒提示的“象征性现实”具有特定的价值和意识形态倾向，这些倾向不是以说教而是以“报道事实”、“提供娱乐”的形式传达给受众，这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观、现实观。大众传播的这种培养效果，主要表现在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电视在“主流形成”过程中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可以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的共同印象。这是超越不同的节目形式和内容的稳定的认知效果。其中“卑鄙”世界指数、暴力研究都是其子研究成果。培养理论一方面肯定了“共识”作为社会这个统一整体存在的前提，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共识”过程中的巨大作用；另一方面，又指出大众传媒所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的距离，以及传媒的一些倾向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批判学派。

涵化理论在学术质疑后的调整：

主流化：格伯纳等人认为传播媒介的“培养效果”主要表现形成当代社会观和现实观的“主流”，而电视媒介在“主流形成”过程中尤其发挥着强大的作用，它能够使不同社会背景的观众在对现实的认知上趋同，超越不同的社会属性，在全社会广泛涵化和培养人们关于社会现实的共同印象。但这种“主流”作用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有影响，其效果也是因传播的内容而异的。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核心价值和意识形态形成当代现实观和社会意识的“主流”，这一“主流化”过程有使现存的社会结构以及统治与被统治关系固定化的倾向。
文化的同质化（主流化）：电视所产生的一个总体性的附带效应。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不是变革的力量而是维护稳定的力量。

涵化理论的评价：

1. 指出了大众传播长期的、潜移默化的效果，强调大众传播在形成社会成员对社会的“共识”中的巨大作用。
2. 指出传媒提供的象征性现实与客观现实之间有差距。
3. 包含对资本主义大众传媒的批判和要求改革的观点。
4. 培养理论可能适合于特定种类的电视节目，但不支持总体上的电视内容，电视与其他变量也是相互作用的，期待整体的电视观众产生教养效果是不可能的。

培养理论（涵化理论）的新发展

1. 四重教养可能效果模型：
   第一级信念：指对真实世界的各种事实的信念。
   第二级信念：从以上事实推论得出的关于期望与倾向的信念。研究表明常看电视会影响第一级信念，但第二级信念则可能同时受电视和其他因素的共同影响。第一级信念和第二级信念都可能在个人和社会层次产生，从而创造出一种四重的教养可能效果模型。
2. 扩展的教养假说：教养理论可能不支持总体上的电视内容，但可能适用于特定种类的电视节目。
3. 新闻折射假说：接触地方新闻内容可能强烈影响对罪行等问题的理解，因为这种消息具有高度可感觉的现实性和接近性。
4. 文化制度模式：电视节目是高度一致的，电视内容的一致性来自电视节目制作的集中化和追求大量观众的经济动机。
5. 其他传媒的培养过程：家用录像机可以提高而不是降低涵化效果，因为看录像的人很可能看很多同类的片子，降低观众观看节目内容的多样性。
   这一研究又扩展到对色情片效果的研究。有人认为色情片就是培养者，他们对文化信仰中关于妇女和性的作用有广泛影响。通过长时间接触性杂志和性电影，来研究四个变量：性别角色的定型观念，性的特点，性感的定性观念，强奸神话等。发现男子改变很大，而女子实际反作用。他们更不愿意接受原先的定型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