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书共26万字，440页。拆解版2.9万字，你只需要不到3个小时就可以读完整本书。
历史学的三大重要革命是由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12000年前的『农业革命』，500年前的『科学革命』构成的。这本书讲述的就是这三大革命对人类和其他生物造成的改变。
作者详细介绍了各个阶段人类发展的溯源、遇到的阻碍、历史的巧合，辩证探讨了智人演变过程中的几个倍受争议之处，以及它们究竟是进步还是倒退。书中举例丰富、论据确凿、旁征博引，对不同学派的不同观点进行了客观明确地阐述和对比。
在阅读此书之前，你可以先思考如下几个问题：
1.人类的发展进程大概可以分为哪几个阶段？相比较而言，究竟人类的日子是在变好还是变坏？
2.智人与其他动物相比，最大的特点在哪里？
3.是什么促成了今天的全球文化大融合？
4.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历史？智人是否会被毁灭？如果智人被自己创造的智能技术摧毁，那么人类该被如何重新定义？我们会希望哪一种意识形态流传下去？
智人的定义
人属与智人
宇宙在大约135亿年前，经过了『大爆炸』，具有了如今被称为『物理学』的基本特征。在这之后的30万年，物质和能量形成『原子』、『分子』，它们之间互动就成为『化学』。大约38亿年前，地球上出现了『有机体』，它们的故事就成为『生物学』。『智人』于大约7万年前出现，创造出了『文化』。文化的发展又构成了『历史学』。
生物学家将能够彼此交配、能够产生下一代的动物称为同一『物种』，从同一个祖先演化而来的不同物种称为同一个『属』，例如狮子、老虎都属于『豹属』。每一个人都是『人属』中的『人种』。许多属还能归类为同一『科』，智人属于『人科』，这曾经是历史上最大的秘密。
在过去1万年间，『人种』只剩下智人一种，但是『human』的真正意思是『属于人属的动物』，在过去这不只『智人』而已。但为了避免混淆，我们接下来讲到『智人』，讲的就是『人属的人种』的成员，而讲到『人类』，则是指『人属』的现存成员。
几类人种
最早的人类是从大约250万年前的东非开始演化，祖先是猿属。大约200万年前，这些远古人类有一部分踏上旅途，受地域影响朝着不同方向进化，发展出不同的物种：在欧洲和西亚的人成了『尼安德特人』，比『智人』更魁梧，适合寒冷气候；
在东方亚洲的成了『直立人』，存续了将近200万年，是目前所知存续最久的人类物种；
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岛，则住着『梭罗人』，适应热带环境；
印度尼西亚的另一个小岛弗洛里斯的远古人类则是经历了侏儒化的过程，因为海水上涨，人被困在岛上，人高马大的人需要的食物也多，在岛上被淘汰。科学家把经过几代之后的小矮人称为『弗洛里斯人』，身高不过1米；
2010年，科学家还在西伯利亚的丹尼索瓦发现了已经变成化石的手指骨，为人类的大家族又添一种成员，被命名为『丹尼索瓦人』；
同时在东非的人种演化也没有停止，出现例如『鲁道夫人』、『匠人』；
最后还有我们自己的这种人种，我们命名自己为『智人』。
这些人种不是呈线性发展的，从大约200万年前岛大约1万年前止，世界同时存在多种不同人种。其实多种人种共存是常态，现在地球上只有『一种人』才是异常。
人种的特征
人种之间有几项共同的人类特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人类大脑明显大于其他动物。为什么只有人属演化出了庞大的思考器官呢？庞大的大脑也是庞大的负担。大脑结构脆弱，不利于活动，还需要头骨装着，并且消耗巨大能量。因此，远古人类为此付出了两种代价：花更多时间寻找食物，其次是肌肉萎缩。我们至今仍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驱使了人类的大脑在这200万年间的不断演化的。
人类的一项独有特点是用两条腿直立行走，好处是能让手发挥更多作用，于是人的演化也越来越着重神经发展，不断对手部肌肉进行修正。工具的制作和使用是对远古人类的一种判断标准。
然而直立行走也有不利的一面：将原本用四肢行走，而且头部较小的骨架直立起来是一大挑战。这对妇女造成的负担更大，直立步行需要让臀部变窄，产道宽度受限，更糟的是人的头还越来越大。于是自然选择让生产提前了，也就是说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类都是早产儿。
人类之所以有突出社交技巧的一大原因也是出于此：母亲拖着小孩，需要其他家族成员和邻居的帮助，于是就演化出了能够形成强大社会关系的种族。因为人类出生时尚未发育完全，比起其他动物就更能够用教育和社会化的方式加以改变。
长久以来智人只是稳定于食物链中间位置，直到40万年前，有几种人种才开始固定追捕大型猎物，而到10万年前智人崛起，人类才居于食物链顶端。这场大跳跃，造成的影响翻天覆地。如今无论是战乱还是生态浩劫，都是源自这场过于仓促的地位跳跃。
火的使用让人类向食物链顶端迈出了一大步。早在大约80万年前就已经有部分人种开始使用火了，到了大约30万年前，直立人、尼安德特人以及智人的祖先对于火的使用已经是家常便饭。火带来最大的好处是，很多食物通过烹饪技术能为人类消化吸收，病菌寄生虫能被烹调杀死，食物被咀嚼、消化的时间也得以缩减。有学者认为这对于人体肠道缩短、大脑发育有直接的促进关系，因为烹调降低了能量消耗。『用火』可以说是使人类控制了有无穷力量的工具。
然而在15万年前人类仍然是边缘生物，『智人』不过待在非洲的小角落。科学家们普遍认为，到了大约7万年前，智人才从东非扩张岛阿拉伯半岛，并且很快席卷欧亚大陆。关于这个过程有两个理论：第一种是『混种繁衍理论』，如果真是如此，今天的欧亚人就不该是纯种智人，今天的中国人和韩国人也该是智人与直立人的混血儿。第二种理论是『替代理论』，即智人与其他人属水火不容，如果是这样的话现今所有的人类都能追溯到7万年前东非的纯种智人。替代理论在最近数十年来，一直是领域内的大致共识，它考古证据可靠，政治上也更为正确。然而2010年，一项关于尼安德特人基因组定序的研究发现，现代中东和欧洲的人类有1％-4%的尼安德特人DNA，现代美拉尼西亚人及澳大利亚原住民最高有6%的丹尼索瓦人DNA。如果这些结果属实，就证明混种繁衍理论至少部分正确。
现在看来，大约5万年前，智人、尼安德特人与丹尼索瓦人正是站在物种分界的临界点上。然而如果他们并没有与智人混种，那他们去了哪，这足以引发许多历史上的想象。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他们也同样存活了下来，这世界会是什么模样。
但是无论智人去了哪里，他们总是胜出者，目前我们认为最有可能的原因是来自智人具有独特的语言。
认知革命的出现
大约7万年前，智人从非洲出击，把尼安德特人和其他物种赶出了这个世界，没多久跑到了欧洲和东亚；大约45000年前，他们不知用什么方法越过了海洋，抵达了从未有人类居住的澳大利亚大陆；从7万年前到3万年前，智人发明了船、油灯、弓箭，同时有证据表明这段时间已经出现宗教、商业和社会分层。
大多数学者认为这些重要成就是因为智人的认知能力有了革命性发展，他们聪明、有创意、反应灵敏，与今天的你我一样。这段时间出现了新的沟通方式，这也是所谓的『认知革命』。『认知革命』普遍得到认可的理论是，某次偶然的基因突变改变了智人大脑内部的连接方式，使得他们用前所未有的方式来思考，用全新的语言来沟通。为什么这次突变发生在智人身上，而不是尼安德特人身上呢，我们只能说纯粹是偶然。
重要的是突变带来的结果。智人的语言特别在哪里？最常见的理论是智人的语言最为灵活：我们发出的声音有限，却能够组合起来产生无限多的句子，各有不同含义。『八卦理论』认为智人的语言发展成了一种八卦工具，八卦几个小时，使得智人能够明确得知自己部落里谁比较可靠，于是部落规模能够扩大，智人发展出紧密、复杂的合作形式，而合作是我们生存繁衍的关键。『八卦理论』听起来荒唐，但大量的研究结果支持这一说法。
最有可能的是，八卦理论与『河边有狮子』理论都有部分属实，然而语言真正最独特的功能是能够传达根本不存在的事物的信息。在认知革命后，传说、神话、宗教应运而生。然而『虚构』的重点不是在于能够让人类拥有想象，而是在于可以『一起』想象，编织出共同的虚构故事，甚至连现代所谓的国家其实也是想象。这样的虚构故事赋予智人前所未有的能力，让他们得以集结大批人力、灵活合作。
然而八卦也有限制，一个团体只要超过大约150人，大多数人就无法真正深入了解、八卦所有成员的生活情形。直到今天人类的团体还是受这个神奇数字的影响。一个团体一旦突破150人的门槛，就容易碰上危机，得彻底重整才能继续成长。智人能够跨过这个门槛的秘密，可能就是在于虚构的故事：大批互不相识的人，只要同样相信某个故事，就能够合作。现代国家、教堂、城市、部落，任何大规模人类合作的根基，都在于某种只存在于集体想象中的虚构故事。从认知革命以来，智人就一直生活在双重现实之中：一面是河流、树木和狮子这种确实存在的客观事实，一面是神、国家和企业这种想象中的现实。
一般来说，如果没有发生基因突变，动物的社会行为就不会有显著改变。与此相反的是，认知革命后虽然智人的基因和环境都没什么改变，智人还是能够迅速改变行为，并传递给下一代。也就是说，远古人类的行为模式几万年不变，但到了现代智人，十几二十年就可能改变整个社会结构、人际交往关系和经济活动，这与大量陌生人通过想象建立起的合作有密切关系。
智人发明出的许多想象发展出许多行为模式，有了所谓的『文化』。文化一旦出现，就再也无法停止改变和发展，于是就形成了我们所说的『历史』。认知革命正是历史从生物学中脱离出来而独立存在的起点，在这之前，所有人类的行为都属于生物学范畴，也有人称之为『史前史』；认知革命之后，我们解释智人发展，依赖的就不再是生物学理论，而是改用历史叙事。
智人的繁衍与生活
演化心理学的『贪吃基因』理论认为，人们戒不掉高热量食物，与采集者祖先的饮食习惯有关系——当时他们住在草原或森林里，好不容易碰到一颗长满甜美无花果的树，最明智的做法就是在被狒狒发现之前，吃到吃不下为止。于是，这种大口吃下高热量食物的直接本能深植在基因里。这个理论已经得到广泛接受，其他理论的争议就大得多。
『远古公社』理论的支持者认为，古代采集部落是不是一夫一妻的核心家庭，没有私有财产，甚至没有父亲的概念。这样的部落里，男人都没法确定小孩是不是自己的，所以对孩子的教养就不会有偏心。他们认为，我们看到现代婚姻常有的不孕困扰、离婚率高、大人小孩的心理问题等，其实都是现代社会逼迫所有人采用一夫一妻制的核心家庭的结果，因为这其实与我们的生物本能背道而驰。许多学者强烈反对这种理论，坚持一夫一妻制和核心家庭就是人类的核心行为。
想要解决这方面的争议，了解性欲、社会和政治，就要了解从7万年前的认知革命到12000年前的农业革命之间，智人是怎么过活的。遗憾的是我们对采集者祖先的生活几乎没有确定的事实，光靠现存的文物来了解远古狩猎采集生活，也会有偏差。
但是讲到农业革命，仍然有一些是我们能确定的普遍想象，例如大部分人生活在小部落里，而且所有成员都是人类。这听起来是废话，但是今天的新西兰虽然智人人数有450万，绵羊却高达5000万只。
『所有成员都是人类』的规则有一个例外：狗是第一种由智人驯化的动物，至少大约15000年前就出现了家犬。随着时间前进，人和狗一起演化，能和对方交换感情。那些最能满足人类需求、体贴人类情感的狗，能够得到更多的食物，也就更容易生存下来。因此，人和狗经过长达15000年的相处，他们之间的理解和情感远超过人和其他动物的关系。
同属一个部落的成员彼此相熟，没什么孤单、隐私的时刻。部落之间有敌人，也有友好往来，能够合作的部落最后就结合为一，有了共同的语言、神话、价值体系。但各个部落绝大部分时候还是各行其是的。
随着季节变化、动物迁移、植物生长周期，大多数智人也不断追随食物。一般来说，他们在同一个区域里移动，面积大约几十到几百平方公里。特殊情况下，如果某地食物来源特别丰富，可能就在此形成永久的聚落。最早的渔村有可能形成于45000年前，出现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沿海地带，也很可能就是从这里，智人第一次跨海，前往了澳大利亚。
大多数时候智人部落的饮食是见机行事，有什么吃什么，这样就使得采集者对周边环境的了解比现代人更深、更广、更多样。在个人层面上，远古采集者是有史以来最具备多样知识和技能的人类。到了农业和工业时代，人类主要是靠着别人的技能生存。有证据显示，在采集时代之后，智人的脑容量其实是在逐渐减少！
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随地点、时间有所不同，但是整体而言，比起后来的农夫、工人或上班族，他们的生活似乎更舒适、更有意义。如今富裕社会平均每周工作40个小时，而古代狩猎采集者大概只需要每三天打一次猎，每天3-6小时。这样的采集经济，能让大多数人过着比农业或工业经济更有趣的生活。
在大多数地方和大多时候，采集经济能给予人类祖先充分营养的秘诀是多样化的饮食。近代农业人口都以单一作物为能量来源，如小麦、马铃薯、稻米之类，这样会导致人体缺少必须的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相较之下，远古的采集者通常会吃到数十种不同的食物。就算某种食物的来源断了，他们可以去采集或狩猎，或者迁移到其他地区。另外，由于远古社会除了狗以外没有别的家禽家畜，他们也较少碰到传染病问题（农业和工业社会的传染病多是来自家禽家畜）。许多专家将这种社会定义为『最初的富裕社会』。但是，他们的生活也不是那么理想浪漫，比如会存在时节旱收、儿童死亡率高的问题。
多数学者都同意，远古的采集者普遍信奉泛神论的信仰，即『几乎任何一个地点、任何一只动物、任何一株植物、任何一种自然现象，都有其意识和情感，并且能与人类直接沟通』。泛神论者还认为人类和『神』之间没有障碍，可以通过言语、歌曲、舞蹈等沟通。同样，他们也觉得人类和其他灵之间没有地位高下之别。泛神论并不是某个特定的宗教，而是数千种不同宗教、邪教或信仰的通称。然而，面对各种墓穴文物，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远古采集者的宗教只有模糊不清的概念，我们不知道他们讲述的故事，这是人类历史的一大空缺。
同样，对于采集者的社会政治世界，我们的所知同样几乎为零。还有对于『战争』在采集者社会扮演的角色，有人认为狩猎采集者所在的是和平的天堂，还有学者认为远古采集时代就已经有残忍的暴力事件。这两派学说也都是空中楼阁。
毁天灭地的人类洪水
在历史上， 人类首次抵达澳大利亚绝对算是一件大事，因为在认知革命之前，所有人类物种都只住在亚非大陆上。最合理的理论认为，大约45000年前在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智人发展出了第一个能够航海的人类社会。这是人类第一次离开亚非大陆生态系统，也是第一次有大型陆生哺乳动物抵达澳大利亚。从那一刻起，狩猎采集者就正式登上了这片大陆的食物链顶端，成了地球上最致命的物种之一，因为他们让澳大利亚生态系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人类抵达之后的几千年间，那些奇异的巨大袋鼠、袋狮、巨大的鸟、双门齿兽等，都消失殆尽。这是澳大利亚数百万年来生态系统最重大的一次转型。
有三个证据证明，澳大利亚动物灭绝，气候很难成为借口，人类才是罪魁祸首。第一，澳大利亚气候确实在45000年前有一场改变，但规模幅度不大，而且双门齿兽早在150万年前便已出现，活过了至少10次的冰河期，为什么到了45000年突然灭绝？并且，除了双门齿兽，全澳大利亚超过90%的巨型动物都消失了，这太过凑巧。第二，如果是气候变迁，那么海洋生物受到的冲击通常不亚于陆地生物，然而我们没有证据显示同时期海洋生物有灭绝情形。第三，接下来的几千年，到处都在上演类似澳大利亚这种生物大灭绝的事情，事件都发生在在人类又再次移居外面世界的时候。
对于人类手头只有石器的时代，能够搞出生态浩劫，大概也有三种解释：第一，大型动物繁殖缓慢，并且澳大利亚的大型动物不像亚非大陆上的动物已经学会了远离人类。第二，智人抵达澳大利亚时可能已经掌握了火耕技术，于是短时间内就能通过烧毁森林灌木而改变生态环境。第三，还是不能忽视气候因素，人类出现的节骨眼，将脆弱的生态系统推向无底深渊。
大约公元前14000年，西伯利亚东北还有陆地与阿拉斯加的西北相连，智人们一路艰难重重，抵达了美洲。他们去西伯利亚，可能是由于南方的战争、人口压力或自然灾害，好处之一则是取得动物蛋白。到了公元前大约12000年，全球暖化，阿拉斯加和美洲其他地区出现比较容易的通道，人类大举南迁，很快适应不同的生态系统。到公元前10000年，人类已经到了美洲大陆最南端的火地岛。在这之前，没有任何其他动物能够在基因几乎毫无改变的情况下，这样快速地迁移到如此大不相同的环境当中。
美洲许多独特的物种在这段迁移中惨遭毒手。短短时间里，原本47属各类大型哺乳动物，有34属已经消失。南美更是从60属中失去了50属，比如突然灭绝的剑齿虎、巨型地懒、巨型狮子等。
把这些动物的灭绝加在一起，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智人的第一波殖民是整个动物界最大也最快速的一场生态浩劫。而在农业革命之后，这些生态浩劫还要经过无数次小规模重演。这两次灭绝之后，如今我们仍然经历着第三波灭绝浪潮，即由工业活动所造成的物种灭绝。甚至还包括海洋生物，他们虽然受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影响较小，但如今海洋资源的开采和污染，会让他们与双门齿兽走上同样的道路。
了农业革命期间智人从食物采集者转变为农民的过程，以及如此巨大的转变为整个人类历史带来的影响，进而逐渐深入到由『想象』产生的合作、秩序、教育等方方面面。
作者将农业革命与远古时期进行对比，深入比较二者的优劣势，表达了农业进程给人类带来的福祸交加的矛盾。
通过分析『想象』的重要性，作者逐步引入了文字诞生的过程，进而指出其意义：文字改变了人类看待世界的思维方式。借助文字的演变，作者引出了官僚、阶层的诞生，最后表达了『历史从无正义』的观点，例如种族问题、奴隶制度、同性恋等问题其实都是来自想象出来的文化概念的差异，与生物无关。
通过阐述生物学的无穷可能性，让读者深刻思考人类的有幸与不幸。
史上最大骗局
从采集向农业的转变，始于大约公元前9500年到公元前8500年，发源于土耳其东南部、伊朗西部和地中海东部的丘陵地带。一开始这场改变速度缓慢，但到了公元前3500年一波驯化浪潮结束，人类就已经驯化了小麦、稻米、玉米、马铃薯、小米和大麦。可以说人类到现在还有着远古农民的胃。
曾经有学者说，农业革命是由人类脑力的进步所推动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人类变得越来越聪明。农业革命以前，人类对大自然了然于胸；农业革命之后，反而过着更辛苦、更不满足的生活。因为食物总量增加，但营养却不见得丰富，而是造成了人口的急剧增多，出现了娇生惯养的精英分子。农民的生活变得更辛苦，而饮食却更糟，这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桩骗局。
事实上，与其说是人类驯化了植物，不如说是植物驯化了人类。例如小麦，1万年前它不过是一种野草，而在短短1000年内，突然间就传遍了世界。根据生存繁衍的标准，它是地球史上最成功的植物！秘诀就在于操控智人、为其所用。智人为它除草、抗虫、灌溉，使得脊椎、膝盖、脖子、脚底付出了巨大代价。
于是，人类进到农业时代后就出现了大量疾病。原因很多，例如饮食结构因为以小麦为主而变得单一；智人还因此更受缺水、干旱的限制；农民还为了死守田地而争得你死我活。农村生活使得人类不需要担心野兽袭击、风吹雨淋，其好处可能远远小于坏处。
人类为什么会犯下如此致命的错误？其实人类在历史上一直不断重蹈覆辙，因为我们可以做各种决定，但却无法预测最后的结果。种种想让生活变得更轻松的努力，结果却给人类带来无穷的麻烦，等到发现时已经无法自拔。如今我们仍然在上演这样的剧情。比如，奢侈品的发展史就是如此：当人们习惯使用一种奢侈品后，就会对它产生依赖，觉得这种商品必不可少，渐渐地，这种奢侈品就发展成为了一种必需品。
在农业革命中，家畜会按照人类的需要被谨慎的挑选。这样经过驯化的家畜，能够提供食物、原料和兽力，于是有些地方就诞生了新型的社会：游牧部落。家畜从此跟着他们的脚步移动。1万年前，全球只有在亚非大陆的特定地点有绵羊、牛、山羊和鸡，总数大约几百万，如今全球有大约10亿只绵羊，更有超过250亿只鸡。家鸡是有史以来最普遍的鸟类。
按照演化理论，这些动物的DNA得到大量复制，应该算是进化成功。然而，从家畜的角度来说，这场演化简直是一场灾难，因为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的需求，会不断地发明出新的驯化、役用、强制繁衍的残酷方法。农业革命教会我们的最重要的一课，可能就是『物种演化上的成功并不代表个体的幸福』。
秩序的诞生
智人习惯了永久聚落
大约公元前1万年，在进入农业时代前，地球上采集者的人口大约500万到800万；而到了公元1世纪，这个人数只剩下一两百万。绝大多数的农民都住在永久聚落里，使得大多数人活动范围减小，农民和房屋建立起牢固的连接。这样的情况除了影响建筑，也影响了心理：它使得人类与周遭的其他物种画出了界限，人类成了比过去更以自我为中心的生物。
在狭小的活动界限内，他们需要挖沟渠、翻土地、建房屋，空间缩小了，时间却变长了，他们需要预测未来几年甚至几十年的事。于是在农业革命中，『未来』的重要性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农业生产是以季节周期为基础的，所以要面临一种根本上的不确定性，在这个程度上，农民可以说是在为了『未来』而服务。农业压力带来的影响非常深远，这正是后代建立大规模政治和社会制度的基础。
可悲的是，农民勤劳不懈、希望保障自己未来的经济安全的夙愿，几乎从未曾实现过。他们的食粮被征收起来，养活了政治、战争、艺术和哲学，养活了国王、官员、牧师、思想家，可以说，历史中写的也几乎都是这些人的故事。也就是说，历史只告诉了我们极少数的人在做些什么，而其他绝大多数人的生活就是不停地挑水耕田。
合作与秩序
由于干旱、灾难等原因产生的粮食短缺，引起了不断的战争和革命。这种灾难的根源在于人类几百万年的演变中，从未有过在短时间内出现巨大规模的城市、帝国的情况。
人类虽然缺少合作的生物本能，但因为神话故事，几百个陌生人得以互相合作。虚构故事的力量超过任何人的想象，建立了地球上前所未有的大型合作网络。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秦朝和古罗马帝国，都是由想象构建的秩序。《汉谟拉比法典》和美国《独立宣言》都是承诺着如果人类依照其中规定的神圣原则做事，数百万民众就能彼此合作无间、安全太平。
然而神话故事、自由平等从来就没有客观的正确性。例如《独立宣言》的英文里用到的词是『创造』，但生物学并没有『创造』，而是『演化』，而『演化』铁定没有『平等』这回事。《独立宣言》里的『平等』，来自基督教。但是根据生物学，人是演化来的。同样，生物学也没有『权利』这回事，只有器官、能力和特性。『自由』，也不过是人类发明的概念，存在于想象之中。
为了维持想象建构出的秩序，必须投入心力，于是国家需要军队、警察、法院和监狱。更有趣的问题是，如果希望某个由想象建构出的秩序能够维持，大部分人就必须真正相信它。如果不是大多数中国人都相信仁义礼智信，儒家思想不可能持续了两千多年。
如何让人相信由想象构建的秩序？第一，对外说法绝对要坚持它千真万确。第二，教育上也要彻底贯彻。
有三大原因，让人类不会发现组织自己生活的种种秩序其实是想象：
想象建构的秩序深深与真实的世界结合；
想象建构的秩序塑造了我们的欲望；
想象建构的秩序存在于人和人思想的连接。
文字记录记忆
智人通过想象建构和维持的秩序无法通过DNA复制而传递给后代。人类的大脑容量有限，而且人总有一死，演化压力让人类的大脑只习惯储存和处理特定类型的信息。并且农业革命之后，社会变得格外复杂，一个国家像是税收这种事万万不可少，而税收需要记录金钱数目，数字则变得至关重要。于是，远古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在公元前3500年到公元前3000年间，发明了一套数字处理系统，可以在人脑之外储存、处理信息，这套数字处理系统正是书写文字。
文字是采用实体符号来储存信息的方式。在早期，文字只用来记录事实和数字。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文本是财经文件。苏美尔人并不觉得不能拿来写诗是什么大问题，因为他们只想完成一些口语没做到的事。
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500年，美索不达米亚人终于开始希望除了无聊的数字以外，还能写别的东西。于是他们逐渐加入了越来越多的符号，能够完整表意，今天它们被称为楔形文字。差不多在同一时间，埃及也发展了象形文字，中国在大约公元前1200年发展出了完整表意的文字。
完整表意的文字向四方远扬，发展出了新的形式和用途，人们开始用来开始写诗、编剧等。然而它的主要任务仍然是记录大量的数字数据。由于数据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人们不得不接受专业训练，思考的方式不能像普通人，得有专业文书和会计的样子。
这也是文字对人类历史所造成最重要的影响：它逐渐改变了人类的思维和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过去的自由连接、整体思考，已经转变为分割思考，每个领域的专业化则转变为官僚制度。
到9世纪，出现了0-9的数字，这些符号其实是印度人发明的，只不过阿拉伯人攻打印度时发现了这套系统，再加以改良传入中东和欧洲，如今称为全世界的一大重要语言。哪个人想要打动政府、组织和企业，就必须学会用数字说话，于是数学符号开始逐渐独挑大梁。
20世纪已经带来另一种更革命性的文字系统：计算机所使用的二进制程序语言，全部只有0和1两个符号。
文字本来应该是人类意识的仆人，但现在正在反仆为主，我们反而在用计算机能够理解的数字语言来教智人如何说话、感觉和编织梦想。这还没完，人工智能领域还希望在二进制的程序语言上创造新的智能。也许等人类想要反扑的时候，它们就会试图消灭人类。（有关人工智能我们将在后面的内容『智人末日』里进行更深入的讲述。）
历史从无正义：种族问题
历史的铁则告诉我们，每一种由想象建构出来的秩序，都绝不会承认自己出于想象和虚构，而会声称自己是自然、必然的结果。比如赞成奴隶制度的人就认为这是自然现象，不是人类发明出来的制度。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奴隶有奴隶的本质，自由人有自由人的本质』。一个白人至上主义者一定会跟你讲不同种族之间本来就有的生物学上的差异。
其实这些阶级的区别，不过是人类想象的产品罢了。一切都是因为人类的法律和规范，才让某些人变成奴隶，某些人变成主人。大多数人会认为自己社会的阶级是自然的，其他社会的阶级都是虚假、荒谬的。
不幸的是，复杂的人类社会似乎就是需要这些想象构建的阶级制度和歧视。还没有任何一个大型人类社会能真正免除歧视的情形，只是程度不一。
阶级的功能在于陌生人不用浪费时间真正了解彼此，也能知道如何看待对方。虽然天生的自然能力可能影响阶级差异，但是能力和性格也常常受到想象阶级的影响。这一事实有两大方面，一是大多数能力也需要培养和发展；二是，就算深处不同阶级的人发展出了完全一样的能力，因为他们的游戏规则不同，最后结果可能也完全不同。
阶级制度开始时多是历史的偶然，但部分群体取得既得利益之后，世世代代不断延续，才形成今天的样子。例如即使奴隶制度得以废除，过去作为蓄奴借口的虚构种族故事却挥之不去，无论是种族歧视的法律、社会习俗，都还是维持着种族分离的情形。于是这一切形成了一个不断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今天的美国，黑人仍然面对家境贫寒、教育缺失的问题，被困在恶性循环里。
这样的恶性循环可能持续几百年甚至几千年，让原本的历史偶然事件形成的阶级制度变得根深蒂固，富者越富，贫者越贫。历史上过去的受害者，可能会再次受害；历史上过去的特权分子，他们的特权可能依然存在。大多数社会政治阶级制度其实都没有逻辑或生物学的基础，不过就是历史偶然事件引起，再用虚构事件扩大的巧合，这正是历史值得研究的一个很好的理由。
农业革命后逐渐进入『人类的融合统一』阶段。作者详细分析了不同文化逐渐融合的过程，以及最后依靠货币、帝国、全球性宗教形成的世界秩序。作者依次分析了金钱如何成为全球都相信的事物、帝国如何推动文化大炉、宗教的基本要素和法则，以及宗教的不同分支形成过程中的矛盾和问题。
通过讲述世界融合过程中的复杂问题和矛盾，作者表达了活在历史当时的人正是看不出历史走向的人的真切遗憾，同时指出了历史作为二级混沌系统的难以预测，以及不同学派对历史走向的不同看法。
历史的方向
农业革命之后，『文化』让数百万计的陌生人遵照特定的标准、规范来行事。20世纪前半夜，学者认为每种文化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能和谐共存；但现在，多数学者都认为事情正好是相反的，每种文化都在流动，互相因应，文化内部也会形成动力。例如法国大革命之后，全球人民逐渐同意『自由』和『平等』作为基本价值观，现在的全球政治可以说就是在解决这些矛盾。
现代社会无法解决基本价值观等冲突，正如中世纪无法解决骑士精神和基督教的矛盾。基本价值观的冲突是每个人类文化不可避免的，甚至算是文化引擎。身处任何文化中的人有冲突的信念和价值观，被称为『认知失调』。『认知失调』虽然被认为是心理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互相抵触的信念和价值观，可能文化就无法建立、无以为继。
历史是有大方向的：几千年来，我们看到规模小的文化融入进规模大的，也就是说大型文化数量在减少。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是大趋势。重点在于要用哪种高度来看待历史的方向：要看到几千年的跨度才能一目了然。
看清历史大方向的最佳办法是，数数看不同时期地球上究竟有多少种同时共存的文化。大约公元前10000年，地球上有数千个人类文明；公元前2000年，只剩下最多两三千个；公元1450年，将近九成的人类已经紧密相连，活在『亚非世界』，在三百年内，亚非世界吞噬了所有其他世界。这个过程虽然难以消化，但也无法回头，如今几乎所有人类接受同一套政治体系、经济制度、法律制度、科学体系。但是全球文化虽然单一，却非同质，他们会互相影响，互相争斗。另外，全球现在早已没什么真正『纯正』的文化。
公元前1000年间，出现了三种有可能达到全球一家的秩序：经济上的货币秩序、政治上的帝国秩序、宗教上的全球性宗教，例如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相信这些秩序，所有的人类都成为了『我们』。这三种全球秩序为之后人类越来越雄心勃勃，想要实现世界一家奠定基础。全球融合最关键的阶段就是过去几个世纪。
金钱的味道
随着城市和王国的兴起，交通基础设施的改善，开始了专业化的契机，人们开始喜欢购买专精某道的人生产的物品，于是出现了问题：不同专家制作的货品，怎么交易？以物易物在这种时候也比较有限，无法解决大批货品的复杂度；而且以物易物不见得双方合意。为了在各个专家之间建立连接，人们发明了『钱』的概念。
『钱』的概念不是科技上的革新，只是想法上的，同样只存在于想象之中。『钱』的概念是指，『不论任何物品，只要人类愿意使用、能够有系统地代表其他物品的价值，以作为物品或服务交换使用，就可以说是符合了钱的概念』。在硬币发明之前，许多文化用其他物品作为钱来使用，包括贝壳、牛角、兽皮等；经过标准化后，才是我们熟悉的印了文字或图像的金属。到了现在，大部分钱也不是以硬币或钞票的形式存在，都只是显示在计算机上的数字而已。
金钱的运作，就是把物质上的现实换成了心理上的想象。人们愿意如此，是因为他们接受了这个集体的想象。『信任』正是所有金钱形式最基本的原料：金钱正是有史以来最普遍也最有效的互信系统。最早发明钱的时候，人们还没有这种信任。
最早的金钱制度是苏美尔人的『麦元』制度，也即用大麦作为通用单位，用来衡量和交换其他各种货物和服务。但是大麦有储存和运送上的局限性，金钱货币史上的真正突破，大约出现于公元前2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就是银舍客勒制度。人类终于开始相信某些货币形式，虽然它们本身没有什么价值，但却能方便储存与运送。舍客勒并不是某种货币，而是指『8.33克的银子』。这样为贵金属定出重量单位，最后终于发展出了硬币。大约在公元前640年，土耳其西部吕底亚王国的国王阿耶斯特铸造出史上第一批硬币。
吕底亚王国式的硬币从地中海传到印度洋，同时中国发展出的金钱制度与其有共通性，中国与吕底亚王国也建立起密切的金融和商业联系。于是吕底亚金钱系统传到全球，现代晚期，全世界已经形成了单一的金钱货币区，最后让全球都成了单一经济和政治领域。
为什么中国人、印度人、西班牙人分属不同文化，在大部分事情上意见不同，但都同样相信黄金有价？经济学家已经提供现成的答案：就算有些人是我们憎恶、讨厌、嘲笑的对象，如果他们相信贝壳、美元或电子数据的价值，就足以让我们也跟着相信这些事物的价值。所以，就算是在宗教上水火不容，也可以在金钱上达成同样的信仰。原因在于：宗教信仰的重点是自己相信，但金钱信仰的重点是『别人相信』。『钱』一直被思想家、哲学家称为万恶之源，但它同时也是人类最能接受的东西，只有钱能够跨越几乎所有文化鸿沟，不会有所歧视。
金钱制度有两大原则：一是万物可换，二是万众相信。这让数百万陌生人能够合作。然而黑暗一面就是伤害传统、亲密关系和人的价值，让供需法则取而代之。一直以来人类社会和家庭的维系靠的是荣誉、忠诚、道德和爱这些『无价之宝』，然而金钱一直试图打破这些限制。更黑暗的一面是，金钱虽然建立起陌生人之间共通的信任，但人们信任的不是人类、社群或神圣的价值观，而只是『金钱本身以及背后那套没有人性的系统』。所以人类的经济史充满微妙，我们一方面想打破限制金钱流动的社会阻碍，另一方面又树立新的阻碍，希望保护社会、宗教免受市场奴役。
帝国的愿景
帝国是一种政治秩序，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帝国必须统治许多不同的民族，各自拥有不同的文化认同和独立领土，一般要在两三个民族到二三十个民族之间；二是疆域可以灵活调整，而且可以几乎无限扩张。这样的文化多元性和疆界灵活性，让帝国独树一格，能够在单一的政治架构下纳入多元的族群与生态区。注意帝国并不一定要有军事政府，比如雅典帝国的起源就是一群人自愿结盟；而且帝国也不一定要有专治皇帝，历史上最大的大英帝国，就属于民主政体。
帝国正是造成民族多样性大幅减少的主因之一，政治上有更多难听的字眼。现代对帝国的批评通常在于帝国制度就是行不通，就算能够有效统治，也是不道德的。从历史角度看，这两个观点都有问题。事实上，帝国在过去2500年间就一直是最常见的政治形式，大多数人都活在帝国政体之下。帝国政体其实很稳定，倾覆通常是因为外部侵略或者内部统治经营的内斗。甚至，某个帝国崩溃了，并不代表属民就能独立，最明显的例子就在中东，现在中东存在各种独立的政治实体，边界模模糊糊，这是过去几千年间几乎从未有过的情形！
要建立和维系帝国，确实经常有屠杀，幸存者也会受到压迫，但是帝国也不是完全有害无益。帝国虽然掠夺财富，也赞助了哲学、艺术、司法等领域。即使我们将重点看向一般人的世界，也会发现帝国遗恨在现代化里无处不在，今天大多数人说话、思考的方式，都是用着过去拿着刀对着我们祖先的征服者的语言。
我们最早有确切数据的帝国，是由萨尔贡大帝建立的阿卡德帝国，建立与大约公元前2250年。经过短短几十年，他就夺下美索不达米亚中心之外的大片领土。到了大约公元前550年，波斯的居鲁士大帝更是吹牛皮，声称自己是为了全人类的福祉！他们对外邦说：『我们之所以征服你们，是为了你们好。』
这种想法让人耳目一新，一直以来，智人与其他哺乳生物一样，是排外的生物，然而居鲁士的帝国思想展现的是『无所不包』，虽然会强调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差异，但认为整个世界基本上为一体，人类互相负责。其他地区也发展出类似的思想，特别是中美洲、安第斯地区以及中国，例如中国传统政治，政权都来自『天』，赋予『天命』等。于是，中国政治思想与历史记忆，都认为帝国时期是秩序和正义的黄金时代，认为政治分裂的时代不仅动荡不安，而且公义不行，这与现代西方认为所谓公义的世界应该是由各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组成的概念正好相反。这种看法对中国的历史产生深远的影响。
在小文化合并到大文化的过程中，帝国的影响厥功至伟，思想、人口、货物和技术的传播，在帝国境内要比分属不同政治来得方便。原因之一是这样容易统治；原因之二是帝国积极传播共同的文化，能强化它们的合法性。帝国思想的理念在于普遍和包容，于是统治精英也比较容易接纳不同的规范和传统，例如蒙古帝国文化几乎就是中国的翻版。
对于被征服者而言，文化大熔炉之后，文化同化不见得容易，它们失去了心爱的当地文化，在新加入的帝国里没有平等的地位，还会被歧视。但也有一些案例，文化打破了新成员和旧精英的障碍，比如古罗马、阿拉伯帝国都有类似的过程。而中国的帝国大计执行地更为彻底，经过两千年之后，许多不同的族群和文化，都成了中国的汉族。
自从公元前200年左右，大多数人已经都活在各个帝国之中，未来很可能会是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帝国。21世纪以来民族主义正在迅速失去地位，越来越多人相信，真正的政治权威应该来自所有人类，而不是特定国籍的成员，例如冰川融化这种全球性问题，没有任何主权国家能够解决，未来的全球帝国，可能正是环保当道。到了2015年，国家的独立性正在迅速消失，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形式真正独立的经济政策，甚至内政也无法完全独立决定。
作者以『科学革命』的来源为开篇，举例讲述了人类在发现自己的无知之后产生的求知动力，以及在数学、概率、军事等方面的重大突破。进而介绍了现代时期科学与帝国主义结合后催生的资本主义，客观讨论了资本主义教条带来的爆发性的生产力，以及它为智人的意识形态、经济伦理带来的翻天覆地的改变。
结合历史和经济的客观因素，本篇剖析了非洲奴隶交易的根本原因以及其中暗含的不幸，结合具体数据，指出了资本主义经济背后的分配不公，以及历史本身『从来不是洁白无暇』。
发现自己的无知
过去500年，世界人口增加了14倍，生产增加了240倍，消耗的能量增加了115倍。然而过去500年间最重大、具有代表性的一刻，一定是1945年7月16日美国科学家在新墨西哥的阿拉莫戈多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时刻，从那开始，人类不仅能改变历史进程，也能结束历史进程。
将人类带到阿拉莫戈多、带上月球的这段历史称为『科学革命』。这段之所以称为革命，是因为到公元1500年前，人类还不相信自己能在医疗、军事和经济方面再有什么突破。但是过去的500年中，人类越来越相信可以依靠投资科学研究提升人类能力，而且这是经过反复证明的。手中握有资源的富人和政府也越来越愿意投入科学。
为什么现代人相信自己能够靠着研究取得新的能力，是什么促进了科学、政治和经济的结合呢？首先，现代科学与先前的知识体系有三大不同之处：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以观察和数学为中心；取得新能力。
所以，科学革命并不是『知识的革命』，而是『无知的革命』，让科学革命起步的伟大发现，就是发现『人类对于最重要的问题其实毫无所知』。对于像是伊斯兰教、基督教、佛教、儒教这些现代知识体系来说，它们假设世上所有重要的事情都已经为人或为神所知；古老的知识体系，也只会承认两种无知的可能，一种是『个人』可能不知道某些事，另一种是『整个知识体系』可能不知道的一些『不重要』的事。但是，还是会有人认为，有什么『重要的事』是『整个知识体系』所不知道的，这种人一开始会被边缘化或被遭到迫害，或者另成新的体系。
现代科学是一套独特的知识体系，独特之处就在于公开承认『整套体系』对一些『最重要的问题』都一无所知。比如物理学家承认他们不知道什么引起了宇宙大爆炸，也不知道如何让量子力学与广义相对论结合起来。现代科学愿意承认自己的无知，就让它比所有先前的知识体系更有活力、弹性，也更有求知欲。现代科学对科技和科学研究方法的信任，几乎成了类似宗教的信仰，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也取代了对绝对真理的信念。
现代科学有一个共同核心：收集各种实证观察，并以数学为工具整理。但是观察并不足以成为知识，还要整理各种观察结合成完整理论。早期的知识体系是用『故事』构成理论，现代科学用的是『数学』。1687年牛顿发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可以说是现代历史最重要的著作，任何人想要了解行星、炮弹如何移动，归结到牛顿的方程式即可。一直到19世纪末，科学家才发现一些状况并不符合牛顿运动定律，于是带来了下一波物理理论的革命：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有些学者想仿照牛顿，将生物学、经济学和心理学整理成公式，却发现它们太过复杂，于是逐渐又产生了统计学作为数学的新分支。在统计与概率等领域的几项突破包括雅各布·伯努利的大数法则：虽然某些单一事件难以准确预测，但只要有了许多类似时间，用平均结果来预测就能相去不远。概率计算后来成为了精算学的基础，也成了人口统计学的重要概念。而人口统计学又成了达尔文建立演化论的基础。在物理学，最后牛顿的经典公式也加入了量子力学的概率云概念。
进步论的思想
几个世纪以来，科学为人类提供的最重要的工具就是科技工具。培根在17世纪将这两者接轨，是个革命性的想法，但是两者的关系到了19世纪才真正孟不离焦。第一次世界大战，双方都寄望科学家能够打破僵局；第二次世界大战，1944年德国节节败退时，仍然维持一线希望，就是因为他们相信德国科学家能推出像是V2火箭和喷气式飞机的新武器来力挽狂澜。科学除了研发出攻击性武器，也能提供防御功能，今天许多美国人相信解决恐怖主义威胁的关键不在政治，而是科技。
对军事科技的迷恋其实到了近代才出现，19世纪以前，军事上的主要变革在于『组织』，而非科技。例如，古中国发明了火药，但是目前所知火药的发明就是一场意外，原本的目的是道士想炼出长生不老药来，后来火药在中国的主要用途也只是鞭炮而已。一直到17、18世纪，才有证据显示统治者确实已经愿意将资金投入新武器的研发，但当时后勤对战争的影响仍然远大于科技。到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工业革命的登场，科学、产业和军事科技才开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从此世界急速全然改观。
过去人们普遍不相信人类知识能够克服世界上最重大的问题。如果连穆罕默德、耶稣、孔子都没法解决饥荒、疾病、贫穷和战争，我们这些平凡人又怎么能做到呢？等到现代文化发现科学研究可以给我们新的力量，人类开始思索，觉得还有可能真正进步，许多人开始相信，只要取得并应用新知，人类就能解决所有问题，贫穷、疾病、饥荒等只是无知造成的限制，这就是所谓『进步论』的思想。
然而人类科技里无法解决的问题里，有一项最为令人烦恼，但是有趣且重要，那就是：死亡。现代晚期之前，大多数的宗教和意识形态都想当然地认为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命运，多数的信仰也以死亡作为生命意义的主要来源。但是对信奉科学的人而言，死亡不是必然命运，只不过是科技问题。每个心脏病、癌症、感染等，人们都在努力寻找技术的解决方案。
战胜死亡的计划在最古老的神话里就出现了，就是苏美尔人的吉尔伽美什神话，他是乌鲁克的国王，有一天他的挚友过世，吉尔伽美什悲痛欲绝，下定决心设法战胜死亡，踏上旅途想要前往世界的尽头、进入阴间。他的计划失败了，但是途中也获得了智慧。
我们不知道人类想要打败死亡的吉尔伽美什计划会持续多久，但不论是否成功，从历史的角度看，就会发现许多现代晚期的宗教和意识形态已经不再强调死亡和来世两项元素。从18世纪开始的宗教和意识形态，比如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女权主义，已经对来世完全失去兴趣。唯一让死亡仍然占据核心的现代意识形态是民族主义，它会在绝望到极点又充满诗意的时刻向人承诺，就算你牺牲了生命，仍然会活在国家的永恒记忆里，只是这种承诺实在太虚无缥缈。
科学与帝国的联姻
科学研究一定得和某些宗教或意识形态联手，才有蓬勃发展的可能。意识形态能够让成本合理化，同时能够影响科学的进程表，以及决定如何使用研究成果。因此除了科学，还要考虑到思想、政治和经济力量，其中有两股特别的力量：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
在1750年到1850年间，欧洲突然崛起，在一系列战争中将传统亚洲大国打得抬不起头，征服了亚洲的大片土地，开始主导全球的权利。在1950年，西欧加美国的生产量占了全球超过一半，中国只剩5%，在欧洲的主持下，出现了新的全球秩序。就算是今天中国很可能即将回归霸主地位，基础仍然是欧洲的生产和金融模式。
很多人认为使欧洲一跃而出的最大功臣是科学家。但是这种融会贯通、开花结果的环境，来自西方的价值观、故事、司法系统和社会政治结构。这些是在西方花了数个世纪才形成、成熟的，是亚非无法在一夕之间能够内化的。法国、美国能够很快跟上脚步，也是因为他们本来就和英国共享一套故事和社会结构。
究竟欧洲在现代早期培养了什么潜力呢？那就是现代科学和资本主义，二者相辅相成。欧洲帝国主义和先前的所有帝国完全不同，过去的帝国主义认为自己已经了解整个世界，比如阿拉伯人征服埃及、西班牙和印度，并不是为了找出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而欧洲帝国主义要前往遥远的彼岸，除了为了领土，也为了新知。在18、19世纪，几乎每一趟从欧洲出发的军事远征都有科学家同行。
在15、16世纪，欧洲人的世界地图有大片空白，从这点也可以看出科学心态的发展，以及欧洲帝国主义的动机。1492年哥伦布从西班牙出发向西航行，希望可以找到前往东亚的航线，于1492年10月12日大约凌晨2点发现未知的大陆，以为是东亚，于是称岛上的人为印第安人，这也是今天美国原住民被称为印第安人的原因。
发现美洲对于科学革命是一大奠基事件，这让欧洲人知道实际观察比过去的传统更重要，而且想征服美洲的欲望也让欧洲人求知若渴。15、16世纪，欧洲探险队在世界各地建起基地和殖民网络，全球性的帝国真正首次登场，也首次出现了全球性的贸易网络。欧洲帝国远征改变了世界历史，一些独立的民族和文化成了单一的人类社会进程。当时欧洲并未占有科技上的优势，但是却有无与伦比而又贪得无厌、不断希望探索和征服的野心。一直到20世纪，欧洲以外的各个文化才真正有了全球观点，这是让欧洲霸权崩溃的关键因素之一。
现代科学和现代帝国背后的动力都是一种不满足，觉得在远方一定还有什么重要的事物，等着他们去探索、掌握，而且两者的做法也十分类似，对现代欧洲人来说，建立帝国就像科学实验。例如穆斯林征服印度的时候，并没有带上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等，但到了英国征服印度，他们动用了数以万计的劳工、学者和导游，精心绘制整个印度的地图，期间还发现了印度最早的伟大文明大城摩亨佐·达罗。再比如1618年欧洲人发现楔形文字并开始进行破译，19世纪30年代亨利·罗林森在波斯发现贝希斯敦铭文并未开始破译其中的古波斯语、埃兰语、巴比伦语。1783年的学者威廉·琼斯抵达印度后成立亚洲学会，最后发表对梵文的观察，成为现代比较语言学学科的奠基之作。
语言学得到帝国的支持，是因为欧洲帝国相信，了解属民的语言和文化能让统治更有效，并且更重要的原因在于，科学能够从思想上让帝国合理化。此外，帝国取得新知之后，理论上应该能有益于当地被征服的民族，让他们享受到『进步』的好处。
帝国与科学的密切合作，让它们有了强大的力量；也正因如此，我们很难简单断言它们究竟是善是恶。在意识形态上，科学被帝国主义者用于某些邪恶的用途，比如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都提出过某些科学证据，证明欧洲人优于其他所有民族，因而有权利统治他人。这种种族主义理论曾经甚嚣尘上，但现在已经成了科学家和政治家不敢再提的诅咒禁忌。
过去种族主义在帝国思想中所占的位置，现在都由『文化主义』所取代。对今日许多精英分子而言，要比较判断不同人群的优劣，几乎讲的总是历史上的文化差异，而不再是种族上的生物差异。
资本主义教条
科学上『进步』的观念在承认我们的无知之后，认为只要投资进行研究，一切就能变好，这个想法很快就应用到了经济上。相信『进步』的人，就会相信各种地理发现、科技发明和组织发展，能够提升生产、贸易和财富的总量：我变壮了，不代表你就得饿死。在过去500年间，关于进步的概念说服了全球人民，将越来越多的信任交付给未来，这就创造了信贷，信贷带来了经济增长，从而循环往复。
由于相信全球经济可以不断变大，最终产生了一场革命。1776年苏格兰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出版了《国富论》是史上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他提出了一下的创新论述：『如果地主、织工或鞋匠赚得的利润高于养家糊口基本所需，就会雇佣更多助手，好进一步提高自己的利润。』利润越高，能雇的助手也越多，由此可见民间企业的获利正是社会政体财富和繁荣的基础。
现代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大重点，就在于出现了一种新的道德标准：把利润拿出来，继续投资生产，而不是利润增加后守财奴就把钱藏在手里。这样一来，利润继续投资生产，不断循环，资本主义之命由此而来。
所谓的『资本主义』，认为『资本』与『财富』有所不同，资本是投入生产的各种金钱、物品和资源，而财富指的则是埋在地下或是浪费在非生产性活动的金钱、物品和资源。
其实在人类整体历史当中，大部分时候人类并没有『资本主义』概念。例如中世纪贵族信奉的伦理就是要为人慷慨、奢华消费，所有收入都用来举办比赛、宴会、发动战争等。到了现代，贵族被精英分子取代，这批人都是资本主义教条的信徒，过去的公爵侯爷黯然退位，商业大亨取而代之。另外，会投资提高生产量的，除了商业大亨还有普通民众、政府机构等，例如各国政府努力将税收转移投资到具有生产力的计划，例如港口、教育等。
资本主义从关于经济如何运作的理论，发展成了超越经济领域的一套伦理，告诉人们该有怎样的行为、怎样教育孩子，甚至如何思考问题。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在于，『因为不论是正义、自由甚至快乐都必须依赖于经济成长，所以可说经济成长就是至善』。这种新的宗教对于现代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除了左右现代科学的兴起，资本主义也影响了欧洲帝国的出现，此外，一开始正是欧洲帝国主义创造了资本主义的信贷制度。在中国、印度和穆斯林世界的社会政治制度下，信贷只是次要角色，例如清王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和建立伊朗阿萨德王朝的纳迪尔沙国王，主要靠税收和掠夺取得资金，很少需要用到信贷。但在欧洲，国王和将领都逐渐采用商业思维，后来甚至由商人和银行家直接成为统治精英。一个典型例子是荷兰，17世纪荷兰人脱离西班牙而独立，甚至成为全球的海上霸主，成功的秘诀就在信贷。他们坚持准时、全额还款，同时司法独立，保护个人权利特别是私有财产权，于是赢得了金融体系的信任。真正建立起荷兰帝国的，也是这群荷兰商人。
国家如何为资本家服务，最恶名昭彰的例子就是中英第一次鸦片战争。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和杂物商靠着向中国出口药物而发了大才，数百万中国人成了瘾君子，国家经济和社会大受影响。3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发布禁烟令，但英国国会和首相其实都持有烟商公司的股票，因此英国于1840年正式以『自由贸易』为名，向中国宣战。英国以奇迹般的汽船、重型火炮、火箭等击败中国，双方签下和平条约，英国取得了香港使用权，于是香港就成了他们安全的贩毒基地。类似的战争还发生在埃及。
资本和政治这两者紧密相拥，对信贷市场有深远影响，一个市场究竟能得到多少信贷，不能只看经济因素，也要看政治因素。死忠的资本主义者可能认为政治不应该插手资本的事，他们认为一切要交给市场力量让其自由发挥。今天资本主义教条最常见也最有影响力的分身就是自由市场主义。然而讲到最极端的情况，相信自由市场的概念其实就像相信圣诞老人一样天真，这世界上根本不可能有安全不受政治影响的市场。
资本主义的地狱
欧洲人征服美洲的时候，开采金矿银矿，并且建立庄园种植甘蔗、烟草和棉花。其中甘蔗种植尤为重要，在中世纪，糖在欧洲是奢侈品，等到美洲开始有大型甘蔗园，就开始有越来越多的糖运到欧洲，糖价开始下跌，欧洲对甜食也开始贪得无厌。但是种植甘蔗、提炼蔗糖都是劳动密集的工作，工时长、热带阳光猛烈、疟疾肆意，聘用劳工成本昂贵，于是对探求利益和经济成长的甘蔗园欧洲主任把脑筋动到了奴隶上。
从16世纪到19世纪，大约有1000万非洲奴隶被运到美洲，奴隶的劳动条件恶劣，生活悲惨，英年早逝。而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让欧洲人能够在茶里加糖、吃到甜点，让人能够靠着贩糖而获取暴利。奴隶贸易背后的黑手不是国家或征服，完全是出于经济，是自由市场依据供需法则所组织的，目的是为其提供资金。
中产阶级的欧洲人无非是想要投资赚钱。这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美中不足之处，它无法保证利润会公平取得或公平分配。而且，资本主义也杀害了数百万人，原因则是出于冷漠和贪婪。大西洋奴隶贸易兴起的原因并不是什么种族仇恨，而是买了股票的民众、卖了股票的证券营业员，压根儿就不曾把非洲人放在心上。
我们必须记住，人类的历史从来不是洁白无邪，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件事绝非特例，历史上还有孟加拉地区大饥荒，也是因为英国东印度公司重视的是自己的利润而非1000万孟加拉地区人的生命。随着现代经济成长，全球各地还有无数的大小罪恶和灾难正在上演。到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道德观并未改善，工业革命席卷欧洲，让银行家和资本家钱包满满，却让数百万计的劳工生活落入赤贫。1876年比利时国王奥波德二世成立的所谓非政府人道组织，很快也变成了追求成长和获利的商业机构。
1908年特别是1945年以后，部分原因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资本主义的贪婪稍微受到控制，然而不平等的情形仍然猖獗。即使到了2013年，全球大饼已经远大于1500年那块，分配方式却是极度不公，然而就像农业革命一样，所谓现代经济的增长也可能只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人类和全球经济都在继续成长的幌子下，更多的人却活在饥饿和困乏之中。
资本主义面对这种指控有两项响应，第一，资本主义已经把世界塑造成了资本主义的样子，现在也只有资本主义能把它继续运行下去。唯一一个足以和资本主义相抗衡的，就只有共产主义。第二，资本主义认为只要再多点耐心，天堂就一定会将临人间了，虽然我们犯过错，例如大西洋奴隶交易，但这一切都让我们学到教训，只要我们再等饼变大一点，虽说分饼不能达到公平，但至少能做到『足够』。
随着科学革命的发展，改变人类命运的工业革命应运而生，人类从此进入了生产力过剩的阶段。作者通过工业革命对自然的毁灭、智人受到产业和政府的影响、家庭和社群崩溃等方面，剖析了现代时期智人的生活环境、社会地位、社会关系的巨大扭转。
然后，我们将探讨科学革命之后全世界究竟是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进而深入到关于『快乐』的定义。通过对比不同学派的观点，作者抛出了『善』与『恶』是否有客观标准，『快乐』是客观快感还是主观感受，『生命』的意义是什么等哲学命题。
在最后，作者通过『智慧设计』推动的生物工程、仿生工程、无机生命工程等当代技术，指明了今天人类面临的伦理、道德、意识形态的难题，并且提出了此书最终想要让读者思考的问题 ：如果人类打造的智能技术终有一天会将智人毁灭，那么『人』的定义可能会被改变，对于下一代『人』，我们希望它们继承我们的哪种意识形态？
工业的巨轮
人类历史在过去一直是由两大周期来主导：植物的生长周期以及太阳能的变化周期。热能转化为动能，其实是人类每天都面对的能源生产史上最重要的发明。但是，从9世纪中国发明火药，到发明了枪，再到有效的火炮，就过了六百年，之后又过了三个世纪，才终于在英国的矿井里出现了蒸汽机。
英国矿井里的奇特噪音，简直就是工业革命的号角，几十年过去后，整个世界都在蒸汽机震耳欲聋的声响之中。蒸汽机种类繁多，但共同原则就是燃烧某种燃料，再用产生的热将水煮沸，产生蒸汽，蒸汽推动活塞，连接的装置也就跟着移动。1830年9月15日，第一条商业化铁路开通，连接了利物浦与曼彻斯特，短短20年后，英国的铁轨长度已长达数万公里。然后在爱因斯坦发现质量可以转化为能量后，仅仅过了40年，原子弹就落在了广岛和长崎。另一项重要的发明是内燃机，让石油变成液体的政治权利。
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能源转换的革命。我们能使用的能源其实无穷无尽，唯一的限制只在于我们的无知。人们担心能源耗尽，但欠缺的其实是能够驾驭并转换符合我们所需的知识。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就能解决原料短缺，就能取得过去无法使用的原料，例如像是在西伯利亚荒原采集铁矿。
工业革命带来的能源和原料价格低廉，结果就是人类的生产力有了爆炸性的进展，首先引爆的是农业。过去两百年间，工业化生产成了农业支柱，有了机器、化学肥料、工业杀虫剂、激素药物，农地、家畜、家禽的产量大幅越进。这个过程中，连植物、动物也遭到了机械化，动物被视为机器一样大规模制造，它们的社会和心理需求几乎没有得到任何关心。
大西洋奴隶贸易并非出于对非洲人的仇恨，而现代畜牧业也同样不是出于对动物的仇恨。这两者背后的共同推手，是冷漠。但讽刺的是，正是推进了工业革命的科学最近也指出，哺乳动物和鸟类同样有复杂的感觉和情绪。演化心理学的基本道理表明，即使过去在野外形成的种种需求现在已经不是生存和繁殖所必要，仍然会持续造成主观感受，而工业化农业的悲剧却只强调客观需求。
工业化的畜牧业，加上农作物种植的机械化，使得社会只需要越来越少的农民数量，就足以养活越来越多的办公或工厂人口。而释放出的人力，又使得其他新产品倾泻而出，人类制作更多钢铁、服装，兴建更多建筑。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生产超出了需求。
生产出来后为了避免关门大吉，还得保证产品有人买，于是出现了新的伦理观：消费主义。消费主义就是鼓励消费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所有人应该善待自己、宠爱自己，就算因为过度消费而慢慢走上绝路也在所不惜。在大众心理学的推波助澜下，消费主义还说服大众『放纵对你有益，而节俭是自我压抑』。如今这套理论已经成功，厂商不断推出的型号，如果不跟进就显得落伍。食品市场是消费主义伦理开枝散叶最为明显的领域。传统农业社会里，饥荒问题挥之不去，如今一大健康问题却是肥胖，这件事可以说是消费主义的双重胜利：吃的太少，就经济萎缩，吃的多了，就购买减肥产品，再次促进经济增长。
资本主义和消费主义的伦理合二为一，对有钱人来说，指导原则是『投资』，对其他人来说指导原则是『购买』。这种资本／消费主义的伦理承诺新的天堂，条件就是有钱人继续贪婪下去，把时间投入赚更多的钱，另一方面让一般大众尽情满足欲望和热情。这是人类有史以来，信众终于真的能够做到宗教要求的条件。我们又是怎么知道它承诺的天堂的样子的呢？看看电视，你就知道了。
一场永远的革命
工业革命找出的新的能量转换和商品生产的方法，使得人类对于周遭生态系统的依赖大减，导致砍伐森林、水漫平原。我们的未来很可能会坐拥新原料和新能源，但由于摧毁了自然栖地，让大多数其他物种走向灭亡。
事实上，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污染猖獗等生态危机，也在危及智人本身的生存，即使人类试图对抗自然，也可能引发无法预期的危险副作用，进入恶性循环。很多人称这是『自然的毁灭』，但其实不算『毁灭』，只是『改变』，比如如果发生核灾让世界末日将临，顽强的老鼠和蟑螂很可能会从废墟中爬出来，准备传递自己的DNA给千秋万代。但无论如何，现在讨论人类灭绝还为时过早。
智人虽然越来越不受自然摆布，但却越来越受到现代产业和政府的支配。工业革命带来许多改造社会、改变人类日常、改变生活和心理的事件。其中一个例子是将传统农业的时间节奏替换成工业社会精确的时间概念。农业社会依赖太阳运行、植物生长，工业时代的生产线却依赖每个工人准时上班，最终将这些概念从铁路运营开始，推广到几乎所有的人类活动中。如今全球同步的误差不到一秒，而广播媒体出现后，人类进入了时刻表的世界，广播媒体更成了主要的执行者和传播者。直到今天，新闻广播开头的第一条仍然是现在时间。
工业革命引起人类社会最剧烈的变化是家庭和地方社群崩溃，改由国家和市场取代。工业革命之前，多数人的生活离不开三大传统框架：核心家庭、大家庭，以及当地的密切社群。这时的家庭除了家庭功能，还有福利制度、卫生体系、教育系统等诸多方面，社群功能齐全，依据当地的传统以及有来有往的互助原则而行事。另外王国和帝国会为了发动战争、修建道路等征税或招募士兵，但是通常不会干涉家庭和社群内务，因为大多数政权不具备大规模的福利、医疗系统。
过去两个世纪，工业革命让市场取得强大的新力量，国家有了通讯和交通工具，政府有了办事人员、教师、警察。国家和市场的权利扩大后，家庭和社会对成员的连接被削弱。到最后，国家和市场开出诱人的条件：『做自己吧！想娶想嫁都随你的意。』市场和国家简直成了衣食父母，有退休金、养老金、法院、国税局。甚至女性也得到了解放，在现代国家里不论出身，都能享有独立的经济和法律权利。
解放个人是有代价的，如今许多人都悲叹着家庭和社群功能消失、觉得疏离。在数百万年的演化间，人类的生活和思考方式都预设自己属于社群，但如今仅仅过了两个世纪，我们就成了互相疏远的个人，这可以说是文化力量的最佳证明。
现代的核心家庭还是留下了一些重要的情感功能，是国家和市场目前无法提供的，然而即使如此，家庭也开始受到外界越来越多的干预。市场对恋爱和婚姻影响越来越大，国家也介入家庭关系，特别是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在过去，父母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如今年轻人越来越不需要听从长辈的意见。
过去社群的情感功能，现在已经大部分由市场和国家接受，但是市场和国家要依靠塑造『想象的社群』来增强这些情感面。『想象的社群』指的是虽然成员并不真正人士彼此，大家的想象却是同一伙的。在过去可能是帝国、教会来担任这种想象，换做今天就是『民族』和『消费大众』。所谓『民族』是国家的想象社群，所谓『消费大众』则是市场的想象社群。这里说它们属于想象，是因为现代不论民族或市场，成员都不可能像过去一样相互熟悉。
几十年来，民族的社群概念不断被消费者削弱，他们彼此不相识，但是有同样的消费习惯和兴趣，因此定义大家就是同一伙的。
战争与和平
谈到现代革命，一般人会想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1848年的欧洲自由革命，1917年的俄国革命，但事实上，现代每年都有革命性的改变。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现代社会特色，就是『不断改变』。19世纪和20世纪充满生灵涂炭的政治历史，就是一系列激烈的运动引发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要了解到，水洼之间还有平地，虽然现代晚期暴力和恐惧达到高峰，但和平与安宁也达到了高峰，如狄更斯所写，『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坏的年代』。
由于我们没看过1000年前的模样，所以我们容易忘记现在是多么的和平，更重要的是，『我们比较容易体会个人的辛酸，而不是人类整体的苦难』。但是为了从宏观角度来看历史进程，我们需要看整体统计数据，而不只是看个人故事。在2000年，其实总共因战争和暴力犯罪的83万人的死亡者只占全球5600万死亡人数的1.5%，2002年更夸张，在5700万死亡人数中只有74.1万死于人类暴力。也就是说，某个人被恐怖分子、士兵或毒贩杀害的可能，还比不上他自杀的可能。
暴力发生率下降主要是因为国家制度的制定。纵观历史，大多数暴力事件是出于家庭之间或社群之间的仇恨，但是今天国家和市场大权在握，地方社群几乎消失，暴力率也进一步下降。全球现在遭到凶杀的人数多半是在国家权利不彰的地方，例如索马里和哥伦比亚。在欧洲这种权力集中的国家，平均每年每10万人只有1人死于凶杀命案。虽然我们今天还是会看到有国家残害自己的公民，但是从宏观角度，国家控制的法院和警力仍然提升了全球的安全水平。
历史上看，各个帝国最后总是会浴血混战，但是自从1945年以后，多数帝国都选择了和平退位的方式，让解体崩溃的过程相对迅速、平和、有序。例如1945年时英国还统治着1/4地球，但是在之后30年它逐步从殖民地撤退，过程中几乎没开过几枪。虽然大英帝国在遭到威胁时杀害了数万民众，但是在长期的历史平均来看，英国撤退已经算是和平秩序的典范。1989年苏联解体可以说更为和平，它当时已经有数百万的兵力、核武器，但是苏联与东欧共产政权的大多数精英统治者，除了罗马尼亚和塞尔维亚，都选择不去动用庞大武力。
帝国退出后而独立的国家对战事兴趣不大。自从1945年来，没有任何一个经联合国承认的独立国家遭到征服而灭国。虽然我们认为阿拉伯国家战乱频繁，它们也确实在边界冲突不穷，有许多内战、政变和叛乱，但事实是，除了海湾战争以外，阿拉伯国家之间就再也没有其他全面的国际战争。即使在不那么乐观的非洲，大多数冲突也只是内战和政变。
过去的和平年代，比如1871至1914年的欧洲，总是接着发生翻天覆地的事，但如今不同，原因在于真正的和平不该只是『现在没有战争』，而是『不可能发生战争』。在过去，全世界从来没有过真正的世界和平，但是今天，『任何两个相邻的政体，都会有某种可能，让他们在一年之内向对方宣战』的丛林法则，已经被我们打破。现在有的，是真正的和平，而不只是没有战争。当然，未来情况可能有所改变，那时候会觉得现在天真无比，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现在的天真仍然是好事，因为过去从未有过今天这种难以想象战争爆发的年代。
如今的和平大概有几项因素，首先是战争成本上升，有了核武器后，超级大国开战无异于集体自杀。其次，成本上升意味着利润下降，过去的战争可以抢劫黄金、占领土地，但是今天财富形式变成人力资本、科技知识，抢夺和占领都相当困难。再次，战争已经不再那么有利可图，但和平却成了划算的生意，在过去贸易和投资不是重点，所以和平顶多省下战争费用，但是今天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下，和平可以从外贸和投资中获取红利。最后一点在于，全球政治文化有了结构性大变动，我们这个时代是历史上第一次由爱好和平的精英分子来领导的，这些政治家、商人、知识分子确实相信战争是邪恶，是能够避免的。
这四大因素形成了良性循环，核子末日的威胁促进了和平主义，于是战争退散，贸易兴旺，进而促进和平利润更高。这种良性循环很可能是战争最重要的阻碍，因为随着国际网络日益渐密，如今多数国家无法维持全然独立，所以其中任何一国片面宣战的机会大幅降低。
有人会说所谓的现代就是充满屠杀、战争和压迫，也有人说现代是个和平的年代，究竟孰是孰非，需要时间来证明。我们对于过去的历史看法总是受到近几年事件的左右，『为了让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都能满意，或许可以说我们正在天堂和地狱的岔路口，而我们还不知道自己会朝向哪一个方向』。
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目前大多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虽然都说要追求人类幸福，但对于幸福快乐的真正来源还是不明就里。历史学家从未问过，随着时间发展人类是否更加快乐这个问题。民族主义、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所认为的快乐的源泉，也都不尽相同，很难找到完美的答案。
近几十年来，也有心理学家和生物学家开始用科学方法来研究快乐的根源。一般对于快乐普遍接受的定义是『主观感到幸福』，也即快乐是种个人内在的感受。
目前一个耐人寻味的结论是：『金钱确实会带来快乐』，但是有一定限度，超过限度之后效果就不那么明显。另外一个有趣的发现是疾病会短期降低人的幸福感，但除非病情不断恶化，或是症状持续，否则不会造成长期的不快。再次，目前看来对快乐与否的影响，家庭和社群要比金钱和健康来的重要。家庭关系良好、社群互相扶持的人，明显比较快乐；家庭机能失调、无法融入某个社群的人明显比较不快乐。其中，婚姻是特别重要的一项因素，婚姻美好与感觉快乐，婚姻不协调与感觉痛苦，分别呈现高度相关，无论经济状况和身体健康如何。
对此我们需要思考，过去两个世纪人类在物质条件上的大幅改善，与家庭崩溃、社会失调，很可能相互抵消。如果真是如此，现在的人并不见得比1800年更快乐。
甚至如今如此看重的『自由』，也可能是我们不那么快乐的原因。因为社会每个人具备前所未有的自由，也让我们越来越难信守承诺、不离不弃，社群和家庭的凝聚力下降、解体，让人类感到越来越孤独。
生物学家对快乐的研究结果则让人大为震惊，他们认为，我们的心理和情感世界其实是由经过数万年演化的生化机制所形塑的，所有的心理状态是由神经、神经元、突触和生化物质构成的复杂系统而定的。所以找到真爱而感到快乐，是身体内发出快感的感官感受。并且，由于快乐的感官有所限制，人体内部的快乐只能维持在某个水平，因此快乐不会用于自然选择。所以，人类演化的结果，就是不会太快乐，也不会太痛苦。
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生物学对于快乐的理论，历史这个学科的重要性就大减，历史上就只有一项发展有重大意义：操纵人类的生化机制。如果我们投入资金研究脑部化学，推动适当的疗法，也许能在无须发动任何革命的情况下，让人过的比以前快乐。这就像赫胥黎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依靠精神药物、世界一体、所有人都永远快乐的地球。这种世界的问题在哪里？
操纵人类的生化机制的问题在于背后的生物学假设：『快乐等于快感』。一些学者认为快乐不只是『愉快的时刻多于痛苦的时刻』这么简单，相反，快乐要看的是某人生命的整体，整体有意义、有价值，就能得到快乐；并且快乐还有重要的认知和道德成分，价值观不同，想法可能完全不同。比如中世纪的人看起来相当悲惨，但是如果他们相信死后可以得到永恒的祝福，很可能就会认为生活充满了价值和意义。
由于我们目前无法除掉人类的主观因素，我们对生活赋予的意义，其实也都是错觉，也就是说无论中世纪的超脱凡世、现代人文主义、民族主义、资本主义，都高下相同。这么想来，快乐真的是自我欺骗吗？
其实认为快乐是一种主观感受，是现代自由主义当道的结果，自由主义将『个人主观感受』奉若圭臬。认为选民个人最知道好坏，没有必要由政府老大哥来告诉人民善恶的区分。但这是自由主义独有的一个观点而已，历史上大多数宗教和意识形态认为，善、美、何事应为，都有客观标准。老子、苏格拉底、弗洛伊德可能都在告诫人们：『认识你自己！』基督教、达尔文和英国演化生物学家道金斯也认为主观感受不该是最大重点，因为人类在自然选择的影响下，就算对个人不利，也会选择让基因继续流传下去。正因如此，大多数宗教和哲学看待快乐的方式与自由主义非常不同，最典型的是佛教，佛教两千五百多年来系统研究了快乐的本质和成瘾，认为快乐反而是在于放下追求主观感受这件事。
学者一直到几年前才开始研究快乐这件事的历史，而且现在还在最初阶段。大多数的历史书籍强调的都是伟大的思想家、战士、圣人、艺术家，但是对这一切究竟怎么为个人带来快乐或造成痛苦却只字未提，这是我们对于历史理解的最大空白之处。
智人末日
在21世纪曙光乍现时，智人开始超越生物界限，自然选择被『智慧设计』法则取而代之。在全球各地的实验室，科学家正在改造各种生物，打破自然选择的法则而丝毫未受惩罚，就连生物最基本的原始特征也完全不看在眼里。巴西生物艺术家爱德华多·卡茨在2000年请法国实验室在兔子的胚胎中植入绿色荧光水母的DNA，由此绿色荧光兔登场。她是智能设计下的产物，也可说是代表着一股潜力。
如果这股潜力完全发挥，并且人类没有因此灭亡，这很可能会成为地球出现以来最重要的生物学革命，生命即将改由智能设计来操控。目前有三种方式可能让智慧设计取代自然选择：生物工程、仿生工程、无机生命工程。
生物工程，是人类可以在生物层次进行的干预行为，目的在于改变生物体的外形、能力、需求或欲望，以实现某些预设的文化概念。生物工程并不是新概念，历史当中早就出现的阉割就是人类使用生物工程来重新塑造自己和其他生物的。而最近人类对生物体运作的研究已经达到细胞、细胞核的水平，也出现了许多过去难以想象的可能，比如1996年科学家能让老鼠背上长出人类耳朵的形状。但是基因工程引发了一系列伦理问题的讨论，所以我们现在只发挥了基因工程一小部分的能力。
仿生工程，是结合有机和无机组织，创造出『生化人』。美国国防先进研究计划署正在研究仿生昆虫，让人或机器远程遥控昆虫的动作，取得昆虫接收到的外界信息。类似的计划还有2006年美国海军水下作战中心提出的仿生鲨鱼，用于侦测磁场。智人也正在变成生化人，最新一代助听器有时被称为『生化耳』。德国研制人工视网膜，目前已经能让患者进行空间定位、读识字母，甚至识别人脸。芝加哥复建研究中心已经能将失去双臂的残疾人的大脑发出的神经信号转译成电子信号，控制生化手臂的移动。所有目前的研究中，最具革命性的就是要建构一个直接的大脑——计算机双向借口，如果这种设备成功，会让几个大脑彼此相连，形成『脑际网络』。这一切是根本上的改变，其中的哲学、心理或政治影响可能还不在我们的掌握之中。
无机生命工程，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能够自行独立演化的计算机程序和计算机病毒。现在资讯工程世界正当红的一个领域就是基因程序设计，它能模仿基因遗传演化，其中设计师只是一个原动力，程序一经发动，就会自由演化。目前这种程序的原型就是计算机病毒，它在网上流传时会自我复制数百到数亿次，随着时间过去，网络空间会充满这些并非由人所设计出来、经过无机演化而成的新型病毒。
在2014年，这个世界上，文化已经挣脱了生物学的束缚，有越来越多的领域的行事方式都已经被迫大幅改变。最要命的是吉尔伽美什计划以及未来创造出超人类的可能，将会为人类的伦理、社会和政治秩序带来巨幅改变。我们如今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认为所有人类应享有基本上的平等，然而我们可能正准备要打造出一个最不平等的社会，在新一代医药的推波助澜下，上层阶级的自命不凡可能即将成为客观事实。物理学家认为宇宙大爆炸就是一个奇异点，在奇异点之前，所有我们认知的自然法则都还不存在，就连时间也不存在；而我们可能正在接近下一个奇异点。
1818年，玛丽·雪莱写出了《科学怪人》，讲的是一个科学家创造出了人造生物，失去控制、造成一片混乱。科学怪人的故事直接向智人提出挑战，告诉我们智人终结的一天已经不远。我们喜欢把科学怪人打倒的故事，但是我们没人能确实知道未来，历史一再让我们看到，许多以为必然会发生的事，常常因为不可预见的阻碍而无法成真，而某些难以想象的情节，最后却成为事实。我们真正应该认真面对的，是在于下一段历史改变的不仅是关于科技和组织，更是人类意识与身份认同的根本改变，这些改变触及的会是人类的本质，就连『人』的定义都有可能从此不同。没人真正知道，我们还有多少时间。
如果我们是最后一代智人，或许该思考我们究竟想要变成什么，然而我们还是得谈谈关于历史的重要问题，我们创造的新时代的神，受到我们的文化概念影响时，我们希望他们依循的理念，究竟会是资本主义、伊斯兰教，还是女权主义？也就是说，既然我们可能很快也能改造我们的欲望，或许真正该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想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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