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处信息时代中心的我们，有时在面对一些过去看似简单的问题，却变得更难抉择了。比如，吃什么？在各大平台一搜索，就有数不清的自媒体争相推荐。看似针对我们的问题有许多解答，实际上问题变得更复杂了，不仅要面对问题本身，还要考虑在众说纷纭中该听谁的。
机器包装了“大脑”以后，人类处理问题的能力确实得到了指数级的增长，但与此同时，问题数量似乎也相应增长了。人类在想方设法提高处理问题能力的同时，也绞尽脑汁地制造问题，两者背后的“推手”就如同赛道上的运动员在角逐，谁也别想超过谁。
面对庞杂的信息，我们的选择变得空前之多，决策却变得举步维艰。
这就是今天讨论的主题：如何面对「信息超载」。
“信息超载”带来的第一个问题是“分析瘫痪”。
早在1世纪，罗马作家马库斯·塞涅卡就说过：“书多则分神”。这正好预料了千年之后面临”分析瘫痪“危机的我们。
大至公司战略决策会面临分析瘫痪。小到买什么品牌的洗发水，也会有人用万字长文作商品推介。
“想要迅速做决定”与“认为需要更多信息确保正确”，本就是一对互相矛盾的对立体。就像统计分析面临的问题一样：多大的样本数量才能确保结论的可信度？
为了帮助尽可能地达到这两者的平衡，有一个办法：就是将决策分为“可逆决策”和“不可逆决策”，并区别对待。比如“要不要生小孩”（不可逆）和“要不要买车”（可逆）。进行问题类别的划分可以让我们不对所有问题一视同仁，从而更有效地分配精力。
不过，这里面存在一个陷阱：可能会把本该属于可逆决策的问题视作不可逆决策。尤其在较大的组织中，会倾向于在大多数决策（包括可逆决策）上运用不可逆的决策过程。结果导致行动迟缓。同时由于有路径可依而缺乏足够的试验，最终导致创新减少。作为个人也常常遇到，比如跟风买股票，花费几天的时间考察琳良满目的股票，能给你的选择带来“质的飞跃”吗？
另一种办法是通过“限制选择”对抗分析瘫痪。上世纪50年代，心理学家进行了大量实验试图量化“给定选项数量”和“作决定所需时间”之间的数学关系。结果发现：随着选项数量的增加，决策时间会呈对数增长。这个发现被称为“席克定律”。
生活中的我们，需要牢记这个定律，并尽可能地减少选项数量。开餐馆的信奉菜单越全越好会让食客抓不住重点；读书人追求“大而全”只能成为“半灌水”；旅行者沉迷于“攻略”只会让人疲于奔命……
第二个问题被称为“选择的悖论”，即选项过多除了增加决策时间以外，还可能导致焦虑。
美国心理学家的研究提出：过多的选择、害怕做出次优决策以及错过机会后的懊悔，都会让人不开心。
这种魔怔状态虽然不会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但时代不会停止向“提供无休止的选择”这个方向发展，身处其中的我们，难免不会卷入其中。以前的家长从来没有为孩子读书而东奔西走，他们大多只有一个选择——顺其自然。再看看如今，学区房、补习班，海外“镀金”……这些现实存在的事物势要吞噬掉每一个“希望小孩有个美好未来“的父母。前段时间，“逃离主圈层，投身二三线城市”火了一把，但火烧完了，有几人放弃了当下拥有的一切（一线身份、大厂职员、顶配教学和医疗资源……）？
时代虽如此，但我想这种“焦虑”从根本上还是自己施加给自己的。社会中诸如佛系、极简等思想的抬头，从反面印证了到底是有多少人在深受其害。
要对抗自己的欲和念，自是困难的。但除了把“选择”进行“修枝裁叶、只留主干”，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从正面硬刚无休止的选择，估计也有牛人可以办到，那需要一颗强大的心脏和经历多于常人的大脑思维迭代。
作为普罗大众的我们，拥抱“选择”时要谨慎，小心被吞噬掉。
第三个问题是“决策疲劳”，也就是说无休止地做着各种不同的决策，会让我们逐渐丢失决策力，导致决策质量下降。
这个很好理解，其核心就是大脑的处理能力有限。2011年的研究报告《司法裁决中的外界因素》指出：“随着时间的推移，在每次裁决过程中，对犯人有利的裁决比例从约65%下降到近乎为零，短暂休息后又突然恢复到了约65%。”充分说明了决策效果同疲劳状态的关系。
一些效率高的牛人，都极力通过减少日常决策（如吃什么、穿什么）来对抗“决策疲劳，以便将决策力用在更重要的决定上。比如奥巴马选择只穿蓝色或灰色西装。
作为启发，在生活中我们也可以效仿牛人的做法，尽可能减少琐碎决定的困扰，简化决定考虑的因素。当然也可以直接给生活做减法，砍掉那些不太重要的事项。
如果想要追求多变的生活，不妨进行预先决定，比如把周一到周五的穿着和饮食做成计划表，一劳永逸地解决无数临时决定。就像村上春树小说里的男主：周天买好一周的食材，然后做好一周量的食物。”
引用APP“ONE一个”打开界面的那句话：复杂世界里，一个就够了。
诚然，“信息爆炸”给了我们取之不竭的资源，“选择爆炸”给了我们无穷无尽的机会，但如果不提高自身“免疫力”，这些爆炸虽不置人于死地，也会侵蚀人的精神。
不过，这并非是要我们消极面对“信息爆炸”，而是要明白：有多大的脚穿多大的鞋。大脑足够强大，也可以尽情地拥抱“信息”。从这一点来看，也许努力做到“决策能力的大小”同“考虑因素的数量”相匹配才是正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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