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有这样一个群体：他们不工作、不上学、不和任何人沟通，每天待在家里与游戏为伴，或者睡上十几个小时，每隔几天才出门去便利店买些维生的食物就是他们唯一的“社交活动”，而他们往往连吃的都很少……
“蛰居族”，指的就是他们。
根据日本政府此前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蛰居族的人数在日本已超过50万，其中多数是20~39岁的青年人，“与世隔绝”的时间往往长达数年。
最初，日本政府将“蛰居”和“啃老”相提并论，认为这是在年轻人中出现的社交障碍。但在调查中，他们发现，蛰居族群体正在变老。
相比以前，在2015年的调查中，35-39岁蛰居族的数量翻了一倍。2017年5月，日本九州岛西北部佐贺县对当地644名蛰居人士进行调查后发现，其中70%都在64岁以上，36%都已蛰居超过十年。
如今，高龄蛰居族正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
这些人，究竟为什么会选择被困在房间里？
蛰居族的日常：
无所事事仍疲惫不堪，或沉迷游戏不能自拔
20年前，高中开学的第一天，恭子（Hayashi Kyoko）就产生了逃避社会的念头。当时，校长频繁和她谈话，讨论大学入学考试的准备事宜。
“其实我以前挺期待高中生活的，但是这一番谈话下来，即将开展的高中生活，完全变成了高考前的漫长准备。”恭子接着说，“我隐隐地开始感觉自己并不适合这种严苛的教育体制，而这种精神忧虑很快就反映在身体不适上。于是，我辍学了。”
▲恭子 图自《商业内幕》
辍学后的恭子曾试图去打零工，但很快又在来自父母和其他各方的压力下放弃——她开始彻底拒绝离开家，拒绝见任何人。
于是，在20多岁的时候，她经历了人生最艰难的低谷。“醒着的每分每秒，我都在不断谴责自己……每天就是下午醒来，吃点东西，上厕所，呼吸。找不到活着的任何价值。”
“我觉得暴躁，但是无处发泄。无所事事，可是每天都精疲力尽。”
而恭子，只是日本超过五十万蛰居族中的一员。
根据日本厚生省发布的官方定义，“蛰居族”，指那些在家中六个月以上，不与外界发生接触，不工作、不上学的人群。其中，像恭子这样的人可以代表绝大多数的生活状态，但还有一些更糟糕——整个人颓靡到连从沙发上爬起来去上厕所，都觉得没力气。
还有一些人在长期蛰居生活中会陷入某种强迫症，比如连续洗几个小时的澡，刷几个小时的浴缸……
此外，三分之一的蛰居族都沉迷电子游戏，不能自拔，这似乎能够“暂时令他们平静”。
2015年蛰居族超五十万
三成已蜗居七年以上，以中产家庭男性为主
2015年，根据日本政府发布的统计数字显示，全日本共有54.1万15-39岁的人处于常年蛰居状态。其中，35%的蛰居族已在家中待了7年以上。
而在2010年的调查中，蛰居族数量为70万。看起来，2015年的调查人数有减少，但需引起注意的是，这两次调查对象仅包括40岁以下人群。而对比两次调查可以看出， 相较以前，在2015年的调查中，35-39岁蛰居族的数量翻了一倍。
▲一名摄影师镜头下的蛰居者，后来死在自己的独身公寓中，尸体两月后才被发现 图自 摄影师个人网站
没错，蛰居族群体正在变老。
2017年5月，日本一份地区性调查更肯定了这一猜测：日本九州岛西北部佐贺县对当地644名蛰居人士进行调查后发现，其中70%都在64岁以上，36%都已蛰居超过十年。
因此，日本政府目前开始将40岁以上蛰居族，纳入人口问题的调查之中，并试图为他们的家庭提供帮助。
传统意义上的年轻蛰居族正在变老，更为严峻的问题是，供养他们的父母也在衰老，这几百万人的命运变得更加不确定，他们或从此陷入赤贫，或稍微“幸运”一点，父母能留下较可观的遗产，让他们从此与世隔绝，坐吃山空。
而在这些蛰居族中，男性又占到了其中的绝大部分。
日本坦普尔大学东亚问题研究员杰夫（Jeff Kingston）表示：“尽管蛰居族的具体情况没办法一概而论，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大多数都是男性，无法合群，在家里和父母一起居住，并受到父母的照顾。”
“一般认为，这些男性多半来自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只有这样的家庭能够这样养着他们。”杰夫说。
蛰居族形成的心理土壤：
压力大怕丢脸，或者离不开父母
其实，蛰居族并非一夜之间忽然出现的。
据《纽约时报》报道，早在20世纪80年代，日本就开始将其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进行观察。在那时，对于“蛰居”的定义是经常昏睡，拒绝沟通，常常一个人待在房间里的年轻男性。
▲2016年，横滨一名三年蛰居者的房间 图自摄影师个人网站
90年代，心理学家Tamaki Saito刚刚执业时，他就接待了一波又一波因为孩子自闭而前来求助的父母。在20年的研究间，他发现，这一群体的数字正在飞速上涨，平均年龄也在提高，2010年，平均年龄已由此前的21岁上升至32岁。
而对于年轻人为何会陷入这样一种状态，原因各不相同。有的像恭子一样，自己觉得无法处理好自己的生活，没法面对周围的压力；还有人是因为特定的事件而陷入自闭，比如坏成绩或者失恋……
更为严峻的是，对于日本人来说，他们具有“不足为外人道”的多重压力。
比如“世间体”（Sekentei)，这个颇具玩味的日本词语指的是一个人在社会各界中的声誉，以及想要给别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压力，这对于日本人来说是安身立命的重要心理根基。
因此，对于蛰居族来说，他们远离社会的时间越长，就越发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社会中的失败，他们失去了曾经的自尊自信，走出家门后的境况也显得愈加可怕。
同时，在日本社会中，还存在另一种心理特点——amae，指儿童对母亲撒娇的特殊依赖感情或者行为，反映在人际关系的方方面面，如师生、长幼之间。
在父母的尽心照顾之下，另外还暗含着一种期待，希望孩子能出人头地，至少能在社会上获得一席之地——这也充分揭示了，为什么在男孩子中，长子又往往成为蛰居族的“重灾区”，因为父亲往往会在长子身上寄托最大的期望。
蛰居族形成的经济背景：
经济衰退没有好工作，常怀耻辱感非常矛盾
除了家庭关系，在社会关系中，这一代人也经历了一种社会情感上的断层。
东京精神健康中心学者Yuriko Suzuki表示，传统意义上来讲，日本信奉集体主义哲学，日本人非常害怕脱离于集体之外。但对于年轻一代，他们希望更多的私人空间，这是一种断层。很多人与父母对立，不愿顺从却又无法抗拒。
对于那些传统意义上的“乖孩子”，那些用尽全部努力满足父母期待的孩子，他们也似乎并不能逃脱绝望的纠缠。
▲日本地铁中行色匆匆的上班族 图自《商业内幕》
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研究院教授Andy Furlong将日本逐渐上升的蛰居族数量，部分归咎于1980年的“泡沫经济”，以及其后在90年代持续的经济大衰退。
在过去，“优秀”的人生自有一套稳定的游戏规则——考个高分数，上个好大学，获得一份好工作。然而在经济危机之后，这个上升渠道倏然断裂。毕业于大学的日本年轻人，初入社会，睁眼就要面对短期、不稳定的零工。对于这些年轻人，社会给予的并不是宽容，而是肆无忌惮的羞辱——
这些年轻人在日本社会中被安上“飞特族（freeters）”的名号，意为流动工人。而在政府的各种报告中，这一群体往往和啃老族联系在一起。这些履历光鲜，暂时不顺的年轻人，被打上重重标签，甚至被认为是日本经济体中的蛀虫。
▲43岁的横山，1996年大学毕业后无法找到工作，选择蛰居在家 图自摄影师个人网站
而那些在60、70年代自然而然步入稳定工作的一代，也无法理解这些“不成器”的年轻人。随着儿女工作的失意，两代人之间的感情也逐渐变质。父母对孩子发火、耳提面命，让他们觉得没有工作就是家庭的蒙羞。甚至，有父母直接让公司的雇员来，闯进孩子的房间把他们打一顿，再直接塞进公司的宿舍里，让他们“好好学习一下怎么做人”。
因此，对于这些本来就身负压力的年轻人们来说，和父母沟通的渠道也就关闭了。
“蛰居族经常感觉到很深的耻辱感，因为不能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他们觉得自己毫无价值，不配得到幸福，愧对父母的期待。” 日本精神病学家Sekiguchi Hiroshi在接受日媒采访时说，“他们想走出门，想去爱，想交朋友，但是无法做到。他们非常矛盾。”
蛰居族加剧劳动力短缺
日本政府为他们走向社会作出尝试
这些蛰居族，多数承受了80年代经济泡沫的衰退，以及日本传统与现代人际交往方式断裂的阵痛，最终，他们选择了以最沉默的方式来应对这一切。
然而，对于劳动力本就不发达的日本来说，蛰居族的大量存在无疑是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根据日本政府2017年9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日本招聘岗位和求职人数的比例达到了1.5：1，这一缺口已达到近40年的顶峰。
除了进一步加剧劳动力短缺，蛰居族不能自给自足，给家庭和社会福利系统也带来沉重的负担。
据彭博社报道，2016年，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曾亲自回应“蛰居族”问题，并宣布计划，在2016年末开启更多咨询服务中心，雇佣社工去主动探访那些待在家中的“蛰居族”，鼓励他们重回职场，振兴日本日益衰颓的劳动力市场。
其中，一个名为新开始（New Start)的组织，就致力于帮助这些人重新开启工作、社交等。
在日本，New Start最著名的是“租赁姐妹（rental sister)”项目，志愿者（通常是年轻女性，也有少量男性）探访蛰居者，并隔着他们卧室的房门和他们对话。
▲New Start志愿者在蛰居者卧室门口试图沟通 图自摄影师个人网站
组织者介绍，通常，让蛰居者走出卧室房门，要花费志愿者一两年的时间。在蛰居者不愿意开门时，他们还会在门口留下信件，期待着它们能够敲开对方心门。
此外，New Start还开展了“安全营”活动——这是他们构建的一个小型的、专为蛰居族设立的社区，里面有咖啡馆、餐厅等等，蛰居族们可以在这里和其他有着同样境况的人沟通，积累工作、社交经验。New Start每周还会邀请当地人一起进行聚会，试图让这些蛰居者们慢慢和社会建立联系。
▲New Start为蛰居族们设立的安全营外观 图自摄影师个人网站
但是，这一切也并不是免费的：加入New Start，父母需每月为孩子支付2000到3000美元，具体金额视孩子具体情况而定。
截至目前，这一尝试取得的成果尚未可知。东京一公立大学校长Kageki Asakura也坦言，社工的探访无异于“给蛰居族增添心理压力”，尽管如此，更多曾经身为蛰居族，或关注着蛰居族的人们，仍然在努力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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