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解密1937》】
在8月初的时候，日本方面还是准备将战争控制在华北，不希望扩大，察哈尔作战已经算是他们意料之外的了。
重光葵写道：“以石原第一部长、多田参谋次长为首的参谋本部……代表北方派的参谋本部，认为把日中事变扩大到华中及华南，会分散日本的战斗力，削弱了北方的防御使之处于危险之中；在国家国防尚未完善的今天，用兵应尽量加以限制，对华北以外的事件，宁可牺牲亦不应出兵。这是北方派的意见，也是负有统帅责任者最有理由的意见。”【《昭和的动乱》】
同样，中国方面在此时对于华北的重视程度也是首位的。8月7日召开的国防会议中，经过蒋介石核准，全国第一线约100个师，预备军80个师，其中仅在河北方面准备使用的就达五十个师，并且已经在源源不断地向沧州、保定、石家庄一带集中。另外，弹药储备在黄河以北，也囤积了三分之二。
8月7日，蒋介石突然注意到日军舰从汉口沿长江撤出的情况，他由此判断：日方军力上已出现困难，调兵以图补救，并非集中兵力再行进攻。因此，他确信对日作战正当其时，“胜算已操于我矣”，只要对日本人狠狠一击，肯定会让他们乖乖地坐到谈判桌前。
实际上，日舰急急忙忙撤出长江，本是蒋委员长墙脚被挖的结果——此前，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庐主持国防会议时，就曾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对策，抢在敌人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选定长江下游江面最狭窄的江阴水域，通过在江中沉船的办法，堵塞住长江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基本截断。本来该会议属高层机密，可是日本女特务南造云子收买了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黄浚与蒋介石的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同为最高会议的记录员，他迅速将这一情报转告日方，致使日方抢先一步，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由此破产。
这个时候蒋介石还没有意识到有内鬼，以后连续几次最高军事会议的泄密，才使他意识到可能有日本间谍打入了国府中枢部门。直到8月26日的一次，蒋介石还险些被日本飞机要了性命，他由此下决心彻查，不久才终于破案（宋美龄也曾前往淞沪战场慰问，结果出了车祸，受了重伤）。
9日，“大山勇夫事件”（又称“虹桥机场事件”）发生，这既给了日本军人挑衅、加压的理由，也给了蒋介石狠狠还击的机会。
这一天很热，下午5点多的时候，时年25岁的日本驻上海丰田纱厂海军陆战队中尉大山勇夫与时年19岁的一等水兵斋藤要藏，二人身着戎装，驾驶军用小汽车沿虹桥路由东向西急驶，想要强行进入虹桥机场。近日机场内的相关情形日方已有所耳闻，所以派出大山勇夫前往侦查。二人受到守卫机场的中国宪兵制止，这些宪兵实际上就是此前秘密到达上海不久的正规军化装的。
双方发生争执，加上语言不通，蛮横的二人居然拔出手枪来威胁，中国士兵毫不示弱，当即对天鸣枪警告。二人见硬闯无效，便赶紧驾车逃跑，沿途有些警戒的中国士兵听到枪声不明所以，又见日方车辆飞驰而过，爱国情绪顿时上涌，于是开枪朝大山、斋藤二人射击。车辆被击毁后，二人弃车而逃，结果大山被一名出来观察、不明情况的炊事员炸死，惊慌失措的斋藤，则被正在一旁秘密构筑工事的中国士兵击毙。
事件发生后，上海警备司令部试图制造假现场以掩人耳目，可是由于处置草率，结果被日方识破，日方因此认为中国方面是有意挑衅。此后，日军乘机在上海集中兵舰，以陆战队登陆，第3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要求南京政府撤走停战协定区域内的中国军队及军事设施。
10日，针对紧急情况，在日本内阁会议上，海相米内光政大将在说明了上海情况后提出：虽须查明真相，进行妥善处理，但在当前希望陆军做好动员准备。陆相杉山元对此表示同意，内阁会议再次确认了就地保护侨民的方针，并同意陆军做好派兵准备。
就是在此前，日方已经注意到，国民政府于1936年底即违反1932年的上海事变停战协定，使非武装地带要塞化并配置军队，七七事变发生后，上海周围中国军队的集中更为显著。进入8月以后，伪装成保安队的中央军连夜在闸北方面演习，加剧了日方的不安气氛，上海总领事冈本季正不得不于6日指示日侨退入租界。
就在8月6日，身为京沪警备总司令的张治中在对管区官兵训示时说道：“以彻底之长期抵抗歼灭日军，目前乃最好时机。据专家估计，日本的作战仅能维持六个月。”（当时日方的弹药储备量确实有限，十五个常设师团仅够维持八个月。）
日本方面听到这一讲话后，非常紧张，当天日本政府便向长江流域的全体日侨发布了撤退命令。
日方对于中方的态度是如此缺乏信任，中方对于日方同样不抱幻想。
就在大山勇夫事件之后，张治中在向蒋介石呈报时称，日本海军武官已急电要求东京向上海增兵一个陆军师团及一个舰队。张治中此前已经分析过，假如出现日陆军师团来沪等几种危急情况，中方就应该先机制敌，以处于主动的有利地位。
当时，在上海防守的只有日本海军陆战队约5000人，各舰上可随时登陆支援的水兵约3000人，对比中国的几个精锐整编师，力量自然非常有限（但是攻守地位也很重要，攻方往往不利）。蒋介石虽然也明白先发制人的道理，但是他深知此中的利害关系重大，在得知日本将要向上海增兵的消息之后，他仍然费了一番踌躇，把战火引向上海，实在是一个非常痛苦和无奈的抉择。
假如答应日方要求，也许上海将与北平一样，为日军迅速占领。为了确保大上海，8月11日，蒋介石终于在电话中密告张治中，中央已经决心围攻上海日军。
同时蒋介石又命张治中率所部87、88师立即进占吴淞及大场、江湾、真茹、闸北一带，构成对沪日军的围攻线；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令原驻安徽蚌埠的56师和嘉兴炮二旅一部分别赶往苏州，并调夏楚中98师、宋希濂36师增援上海，统归张治中指挥，组成第九集团军。98师是陈诚“土木系”【陈诚曾是11师的师长，以11师为基干又衍生出了18军，十一合起来为“土”，同理，十八为“木”。陈诚是蒋介石手下的嫡系大将之一，因此逐渐形成了一个“土木系”集团。】的骨干部队，战斗力较强；36师则是87、88两师的姐妹师，战斗力自然也不弱。
张治中在接到命令后，赶紧命所属王敬久87师、孙元良88师自苏州等地推进至上海围攻线，准备一举扫荡在吴淞和上海的日军，并拔除其据点。
同日，蒋介石得悉日舰集中沪滨，决定封锁吴淞口。12日，国民党中常会秘密决定，自本日起，全国进入战时状态，一贯主和的何应钦也不得不转变态度，他秉承蒋的意旨在会上表示：和平已经绝望，如果日方稍有动作，我们就应该先打他；否则，等他兵力集中，再打就困难多了。
不过上海的战争不光是中日两家的事，此时，列强见上海将起战火，于是由英、美、法、意、德五国驻华使节等出面进行调停，不管调停的结果如何，蒋介石总要拿出些诚意出来。张治中原定于8月13日拂晓前开始攻击，可是蒋介石命他将攻击暂时延迟下来，并一厢情愿地命令张“等候命令，并须避免小部队之冲突”。
在这个调停计划中，提议日本撤回派往上海的增援部队，只留下一支警备队保护侨民；中国也将正规军撤至战前的驻地，保安团也撤至租界两英里外，只留驻警察。当天，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拒绝，中国则宣告调停各国必须先保证日本履行协议，否则不予接受，结果这一调停宣告失败。
当时，日方大使的答复是，只要中方遵守停战协定，日方则同意不采取战斗行动，但他们却并没有完全制止海军的敌对行动。所以中方暂时是消停了，而日方竟顿时猖狂起来。13日上午9时15分，日海军陆战队士兵冲出租界，公然袭击了守卫横滨路东宝兴路段的中国保安队，中国军队被迫还击。10点半，商务印书馆附近的中国军队与日军又发生了一次小冲突。黄昏，八字桥附近日军炮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以迫击炮还击；日军又以坦克掩护步兵攻击87师阵地，日舰还连续炮击上海市中心。
眼见调停并不奏效，蒋介石于是命令张治中于14日拂晓发起总攻。同日，中国空军出动，轰炸了日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及在虹口的海军陆战队本部。在这一天的空战中，中国空军首战告捷，击落了日军三架飞机，而自己无一损伤；不过当天也误炸了公共租界的中心，致使数千中外平民死伤。
随后的几天，中国空军依然表现出色，令日本同行刮目相看。据说确实炸沉了“出云号”，只是由于“出云号”有一艘姐妹舰，日方为振作士气，才故意掩人耳目。自然，劣势的方面也有，中国毕竟不能自产飞机，所以飞机的消耗一时很难补充，而且像高志航等优秀的飞行员也不易培养，一旦牺牲，影响很大。尤其开战前统计有300多架作战飞机，可是等到开战后一核查，却只有50多架勉强可以作战的飞机，可谓势单力孤（这多是拜不负责任的意大利教官们所赐）。
总之，淞沪之战就这样爆发了，它意味着中国在华北之外，又开辟了第二战场，名副其实地进入了“全面抗战”。
就是在14日晚上，国民政府正式发布了《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中方决心要在上海方向实施作战。在声明中，中方详尽解释了无法依照1932年上海停战协定规定的（回避与日军接触的）种种不得已，并严正表态称：
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国联盟约、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已为日本破坏无余……吾人此次非仅为中国，实为世界而奋斗；非仅为领土与主权，实为公法与正义而奋斗。
再让我们来看看日方的相关动作，他们根据中方的反应，也做出了一系列相应举措。由于双方的信息严重不对称，导致局面越发难以收拾。
8月11日以后，眼见中国方面拒绝了长谷川清就大山事件所提出的要求，还公然向上海集中军队。12日，据日方估计，上海方面的中国总兵力已达五万人，其中中央直系三万。而日方当时仅有陆战队4000余人。为防止意外发生，日方当夜进行了紧急戒备。13日，双方终于发生冲突。14日，日方受到略占优势的中国军队的包围攻击，“局势发展到双方空军互相反复轰炸的地步”。
杉山陆相在10日阁议时同意了陆军部队动员出兵的原则后，便找来总部部长中岛与第一部长石原，向他们通报了有关情节。石原莞尔仍然坚决反对，还是坚持出兵仅限于华北而不扩及青岛、上海的方针，尤其反对向上海进攻或攻取南京。他当时主张陆军总之是不能出兵，上海的侨民可由海军保护；但是考虑到陆相的面子，决定陆军最好只派遣一支最小限度的兵力。
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也在座，他对于石原的主张表示赞同，结果陆军方面决定派出两个师团前往上海。其实此时无论投入多少兵力，都无异于往火堆上再添一把柴火，使之越烧越旺。
关于出兵上海的经过，石原莞尔是这样追忆的：
由于在华北第一线发生战斗，终于同意了动员，但当时的作战科长武藤大佐竭力将最强大的战斗力量派出，因而决定了军的编成。
一般气氛认为，仅在华北即可解决。但我则认为战火必将蔓延到上海。因为在长江有我海军舰队。而该舰队为在过去中国软弱时期所派。在中国军事上已经发展到现时情况下，再以之保护侨民终难胜任，一旦情况紧急，将不能漂浮于长江。然而由于军令部在事变前未能将舰队撤退，事变后命军舰向下游返航时并使汉口日侨撤退。
本来，汉口侨民的撤退是前所未有的事，如果长江沿岸竟然平静无事，则丢了海军的面子，因为这次出兵上海，可以说是海军硬把陆军拉来的。我想其中颇有微妙之处。
其次，我绝对不愿向上海出兵，但因为以前曾和海军订有出兵协定……
最后，石原莞尔不得不承认，认为用两个师团即能保护上海日侨的最大错误，是对敌情与地形判断错误所致；如果判断准确，恐怕未必同意出兵。他实在没有想到中国方面会在上海地区下那么大的注，因为从纯军事角度说，本身上海根本不适宜大兵团作战，尤其不适宜中国的大兵团展开。
米内海相先前认为陆军派兵需要相当时日，而目前日本并未完全准备好，暂时不宜开战。但有了陆军的支持，以及海军内部强硬派的怂恿，一度犹豫的他不得不下定决心：“事到如今，必须采取最后的手段！”他的目的其实还是保护日侨及日方财产安全。
以上海现有的力量，假如中国军队展开全面攻击，日军是坚守不了几天的，所以在陆军动员的间隙（约一星期），海军力量便不得不先期投入。
从8月10日开始，日本海军第3舰队所属青岛、台湾、旅顺、广州等基地分舰队接到命令，紧急开赴淞沪海域待命；第2、第3舰队的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第1、第2航空战队的母舰30多艘，执行封锁长江口及其南北海岸、切断中国海上交通的任务。
另外，驻守国内的海军第8战队、第1水雷队、第1航空队，驻佐世保的海军第1特别陆战队、吴港的第2特别陆战队，也奉命向上海开拔。海军还决定，为了充分展示日本的强大武力，将仅有的六艘航空母舰中的四艘，紧急派往上海海域执行战斗任务。
日军磨刀霍霍向上海，这种气氛无疑会加剧中国方面的不安与紧张，由此再引发一连串相关反应。
淞沪之战初起，中国方面以优势兵力对日军在沪各据点展开全面进攻，在上海虹口、杨树浦等处双方发生了激烈的巷战。
到黄昏时分，中国军队已多有进展，可是这时张治中又突然接到上级命令：“密。今晚不可进攻。另候后命。”结果攻击不得不停止下来。蒋介石之所以喊停，有一部分原因是对张治中不能迅速解决战斗的不满，也有部分原因是南口作战的失利，不过主要还是得知英国政府有将上海作为中立区、中日双方军队撤出上海的建议。
“十五日、十六日都是奉令作攻击装备，并没有实行全线攻击，仅将五洲公墓、爱国女学、粤东中学各点攻占。其中以第87师第259旅第8连与第7连合力突入敌阵地，占领敌海军俱乐部一役为最壮烈、最英勇。”张治中回忆道。
可是，现实令蒋介石不得不再次失望，只得选择再战。
陈诚是蒋介石的亲信嫡系大将之一，曾有“小委员长”之称，“土木系”的首领。抗战爆发时，陈诚正在庐山举办军官训练团，因战事日紧，训练团不得不于8月中旬提前结束。他受召回到南京后，于8月16日被蒋介石委托前往淞沪前线进行视察。
到达前线后，陈诚注意到日军登陆部队已经被我军包围，可是我军只有87、88两师，兵力不敷分配，而且预备队很少。陈诚认为这不符合“十则围之”的用兵之道，因此提议正要加入淞沪战场的36、98两师加入攻击，先将敌方中央阵地突破，再向两方席卷而扫荡。陈诚的建议被采纳，可是由于将领们建功心切，攻击开始过早，36师已迫近汇山码头，98师尚未开到，致使进攻部队反陷于被动地位。
18日，陈诚回到了南京，向蒋介石报告。当时与陈诚同行的，还有江西省主席熊式辉，他向蒋报告道：“不能打！”陈诚则报告道：“不是能不能打的问题，而是要不要打的问题。”
蒋介石要陈诚仔细说说自己的见解，已经深思熟虑过的陈诚于是说道：“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手，必将利用其快速部队，沿平汉路南犯，直趋武汉；如武汉不守，则中国战场纵断为二，于我大为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诱敌至淞沪作战，以达成（民国）二十五年所预定之战略。”【《陈诚回忆录》】
如果从日方的盘算看，陈诚的这种担心还有些为时尚早，但他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蒋委员长的决策，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后果。陈诚话音刚落，蒋介石立即回应道：“打！打！一定打！”
既然战争已经不可避免，那么就需要考虑了：在华北大打对我更为有利，还是在上海大打对我更为有利呢？
此前，蒋介石是不重视非嫡系的北方防务的，他最初对于华北的得失看得并不是那么严重，甚至是可有可无的。有一次，蒋对于来华的德国顾问、前德国国防军司令塞克特就说：国民政府只有百分之十六的军事预算投入于长江以北。可是与此同时，在国民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重心的华南地区，尤其是长三角一带却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国防准备。
而且，华北路程较远，不利于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假如战场在上海，中国军队的补给线就大大缩短了；尤其京沪杭一带交通较为便利，也利于补给。最为重要的是，上海是列强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地区，是国际观瞻的所在，一旦上海爆发战事，必然能够引起列强的干涉——这可能是蒋介石最最希望看到的。
蒋介石在淞沪会战初期答记者问时，便说道：现在所从事的战争，不仅是中国自己的战争，而应是一切委托其生命于条约的神圣和不可侵犯的国家的战争，尤其是那些在中国有广大的商业利益，而目下利益正在被破坏，代表正在被驱逐的国家的战争。上海是国际贸易港，海口的破坏于任何国家无益。南京国民政府希望并且认为，美、英、苏等大国必能在其郑重签订之国际条约下各尽其所负之义务，因此，“在上海和敌人用全力火拼一番，不特转变西人一向轻华之心，且可能引起欧美国家居间调停，甚或武装干涉”。
一番综合考虑后，蒋介石由此决定在上海对日本大打出手。
陈诚明白把淞沪战事扩大的意义所在，所以他当即建议：“若打，须向上海增兵。”不然就达不到最大限度吸引日本援军的目的。
蒋介石赞同了陈诚的提议，随后便任命陈诚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五集团军总司令，增调部队，开赴上海参战。自从九·一八事变以来，陈辞修一直怀抱着为抗战效命的愿望，至此才终得如愿以偿，但是此人的军事才能明显不如他的政治才干。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为向来主战最力的冯玉祥，司令长官部设在苏州，冯玉祥是老西北军统帅，因为多次反蒋被肢解了武装，他的旧底子都在华北，蒋介石如今安排他这个差事，不过是要结拜大哥面子上好看。直到8月26日，为了统筹第三战区事宜，蒋介石才加派了嫡系爱将、时任西安行营主任的顾祝同，担任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
陈诚（1898~1965），国民党重要将领，深受蒋介石的器重，有“小委员长”之称，是少数敢于向蒋直言进谏的人。
在日本援军登陆以前，张治中认为对虹口、杨树浦的攻击非常必要，这是日军坚守待援的所在，所以到了17日拂晓，张治中奉令继续开始全线总攻击。
经过了两天的调整补充，中国军队攻势凌厉，上午9时许，经过一番激烈的较量，87师259旅攻克了日海军俱乐部与海军操场。不过日军虽然已有所不支，但他们在俱乐部旁四层的油漆公司大楼内仍然凭坚据守，并连续发起反冲击；双方激战竟日，缺乏重武器、训练不精的中国军队仍不能突破日军在公大纱厂的防御。
就是在公大纱厂，还出现了非常悲惨的一幕：整整一个营的中国军队冲入厂内，结果中了阴险的日本人的电网，导致全营士兵阵亡。
与此同时，88师主力由北侧向日军盘踞的坟山、八字桥、上海法学院、虹口公园等处进行攻击，双方拼命死战，均伤亡甚重。虽然中国军队人员众多、装备较优，可是由于严重缺乏攻坚作战的经验训练，技术手段、协调配合也非常缺乏，结果在进攻中显得勇气有余而章法不足，乃至于牺牲远大于日军，且往往无法突破敌人的核心阵地。
如法学院一处，国军伤亡就达一营之众；再比如这天上午11时，中国军队攻入日军在坟山附近的阵地，“因受敌侧方机枪射击，未能返出，死伤尤多”。
中国方面在部署上就出现了失误，张治中明显对敌情估计不足，他的最初目的是遇隙突入、不在攻坚，所以起先重武器的配备严重不足；可是由于“每一通路皆为敌军坚固障碍物阻塞，并以战车为活动堡垒”，以至于不得不对各点目标施行强攻。“本日我炮兵射击，甚为进步，命中颇佳，但因目标坚固，未得预期成果，如对日司令部一带各目标，命中甚多，因无烧夷弹，终不能毁坏。”【《张治中回忆录》】张治中在发给南京军委会的电报中称。
中方仅有的三门榴弹炮，一门因射击激烈，膛线受损；一门膛炸；一门不能射击。这种情况，自然无法克敌制胜。相反，日军在上海的据点大都以钢筋、水泥建成，异常坚固。
对于中国军队的作战英勇，舆论倒是一致给予了肯定，英国的《泰晤士报》还以“中国军队骁勇善战”为题，登载道：“十七日下午杨树浦全区有肉搏之战斗，中国军队奋勇冲锋，深入日军阵线，日守军未及集合抵御，被迫退至韬明路之后，该阵线直达宝山路，中国军队遂由阵线裂隙冲入，直至深夜，中国军队犹奋力进攻。”
在另一方面，考虑到自己的兵力有限，日方统帅大川内少将不得不主动缩短战线，主力退守虹口公园与陆战队司令部。14、15、16、17日，是日军孤立无援的最难熬的四天，“苦战”、“屡险危境”，加上中国空军的攻击，日军有些吃不消。面对中国空军敏捷勇敢的攻势，日军的高射火炮连续不断，声如连珠，弹发如雨，在很多人看来，此景胜于民间过年晚上放爆竹。
长谷川清眼看东京要他在虹口、杨树浦一带固守待援的任务难以完成，就于16日连续向军令部发出两份急电，表示一天也不能多撑了，别说一星期了，在赶快派遣特别陆战队的同时，也请紧急加派一个联队以上的步兵。
海军军令部接到长谷的急电后，于当天晚上下达了大海令第20号，命令原计划在青岛登陆的两个特别陆战队共约2400人，由旅顺口立即赶往上海进行支援。
到8月19日，增援军队到达，日军得以加强了江湾路、北四川路、吴淞路的防守，并新设了东长治路、长阳路至黄浦江边的公大纱厂、沪江大学的防御线，企图固守虹口、杨树浦，以待陆军主力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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