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课要保持凝神静气，用心去感知。夫子说要纳于言敏于行，这个对学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体贴处。做一个学人在读圣人书的时候，你会看各种注，你会有你的体贴。这个时候就要注意管好嘴，这个如果不是正式的别人让你谈谈，或者是正式的学术交流，是不可以横向的比较，谁说的对，谁说的不对。否则的话就会有口舌之争，人一旦意气用事就会想强行的灌输自己所谓的正义给别人，这样就会反身自己作为学人的气象，这是我们务必要保持觉知的地方。
我在这上面吃过许多亏，以往有过导师和学人过话，过得过重，而产生了解释不清的事情，所有所学，只是为了润物细无声，为了自我的滋养，不是用来争胜的，也没有人需要你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即便是你的弟子，没有诚心地发问，你也没有必要告诉他什么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一个正确是可以告知，只有当他自己意识到的时候。饿了的人需要吃饭，你给他食物；口渴的人需要找水，你给他水。不存在固化的见了人就给水，你也不是发水的。认为我有一个好东西，见了人就给人发，那是一个贩子。我们也不是圣人贩子。
我们越学是越希望自己的生命得到滋养，而不是越学越张牙舞爪的告诉别人不对。正常大家喝个茶，然后你说别人说的不对，我们老师是这样说的！你到底是想说别人不对，还是要把自己的老师搭进去。坑老师有如此者！是不能这样干的，是不能这样干的！别人这样干，你看着，要自我反省。特别是我们这样，看起来注的和别人不一样的。
我没有敢轻慢朱子的地方，尽管我年轻的时候轻慢他，但那是年轻的时候。现在老了，越来越觉得自己不及啊！就会身怀不敢。不管是去了贤者，还是当下的众贤，这不是个乡愿的问题，只是各自的表达和观点，这本身是正常的。如果他是个传习的关系，是可以的。比如像唐僧当年去各地解惑和问难，那是一个道义的问题。但是我们日常的交流，需要戒斗，需要戒争胜，老者戒得，戒自以为是。
我们现在看这一条：
朱子注：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子路之于仁，盖日月至焉者。或在或亡，不能必其有无，故以不知告之。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乘，去声。赋，兵也。古者以田赋出兵，故谓兵为赋，春秋传所谓“悉索敝赋”是也。言子路之才，可见者如此，仁则不能知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千室，大邑。百乘，卿大夫之家。宰，邑长家臣之通号。“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朝，音潮。赤，孔子弟子，姓公西，字子华。
子路、冉求、公西华这三位弟子都是非常出色的，世人对他们的才能也多有褒奖，那么他们是否可以称作“仁”呢？又众说纷纭，各有观点。
当我们在治学时都有观点时，就用圣人自己来检测，这样就会找到一个破点。这里的“仁”并不是一个虚词，孔子说过管仲仁、微子、机子、比干、伯夷、叔齐、子产仁。包括也有人说冉雍仁，孔子也没有否决他，所以说“仁”并不是一个虚词，是真的有人可以做到。
这里并不是孔子，不好意思夸自己的弟子，因为在孔子眼中并没有世俗上的师弟子的位阶，只是“仁”到没到的问题。哪里有因为是老师，所以有位阶上的差别？回答起来就真的以为有不同呢？所以师不必贤于弟子，不会吝啬赞美的，若真到了。这里面不存在想象的客气。每一条想若泛泛的理解都很容易，说的也都好像很圆满，圆满像很好显，但是此中的真意很难寻。我们已把这一条说圆满了，就好像注明白了。这就是我常常说的学者习惯了用言语把他说圆满了，但是说圆满了，不代表你触到了。如果仅仅是说圆满，他对我们实际上的生命收益是很少的，我们按这个操作往往就变伎俩了。
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儿子，孟子的曾曾祖父（孟子前4代），鲁国的大夫。他与孔子、鲁哀公都是有交集的。《论语》中记载了他向孔子问过“孝”，问过“仁”。在《史记》中记载了在三桓（鲁国卿大夫，包括孟武伯的所属的孟氏以及叔孙氏、季氏三家）与哀公对峙时，哀公在大街上偶遇孟武伯，并向其询问，自己会不会死？孟武伯也是具实而告，很难判断。从这里也可以大概看出孟武伯的为人。
孟武伯来问孔子什么是“仁”。是因为在鲁国当时政治环境中，发生了君臣冲突。这让孟武伯感到困惑，而鲁国的文化名人孔子又常说“仁者无忧”，“仁者无敌”，孟武伯便带着困惑来问孔子“仁”。他并不直接问什么是“仁”，而是连续问了孔门的三位高足：子路、冉求、公西华，是否可以称得上“仁”，是为了得一个实证。子路、冉求、公西华三人分别在军事、治理、外交上展现出非凡的才能，那么这三人可以算得上“仁”吗？孔子的回答是：“不知也。”可见孔子在当时看他的三位弟子，是只见其能，未见其仁。
有能力的人未必有品质，而世俗上往往会把能力和品质混为一谈。在当今社会更是如此，只讲一个人的世功成功，却与成人（仁）没有关系。我们参看孔子评价管仲“如其仁，如其仁”，就会方便理解这一条。一个仁者会有什么样的气象？会以什么样的方式践行？一个仁者一定会有仁者相，一个能人一定会有能人相，就像一只羊会有羊毛，一只豹会有豹皮，这并不是大而化之的。很显然，这三位弟子都不算“仁”。有人说“雍也仁而不佞。”，雍也已经呈现“仁”的样子，但是口才不是很好。孔子却不认为这不是什么问题，也就是孔子在这里把两件事分得非常清楚——“仁”与能力，他们之间是没有挂扣的。有仁者相的不一定是仁者，但仁者一定有可以判断的相。
我们来看一下管仲的表现。管仲在人与人交集的世间上，是有许多无“礼”的地方。齐桓公用反坫（古代君主招待别国国君时，放置献过酒的空杯子的土台。），管仲也用反坫；齐桓公树塞门（树塞门：树，树立。塞门，在大门口筑的一道短墙，以别内外，相当于屏风、照壁等），管仲也树塞门。孔子对管仲在“礼”上，说他是无“礼”的，但是在“仁”这个点上，却是大加赞扬，这是各有所取！取大者，“仁”！
以人为本，“仁”关乎人的天性。我们看管仲一生，所做的事几乎没有夹杂过私利。即便是他早年间和鲍叔牙在一起做生意，折了也要拿回本金，是为了他老母亲。他从来没有为自己的享受，单独他用。他所做的一系列不地道的行为，他都有一个更地道的依据。这才使得眼里揉不得沙子的鲍叔牙，能与他终生交往。鲍叔牙是那种，你做一件不道义的事情，他就不会原谅你的那种人。但我们看管仲和鲍叔牙之间，管仲老好像是做不道义的事情。你就知道，鲍叔牙是如何鉴别道义和不道义的。孔子看管仲这个人，并不是因为后来有了令人赞叹的功业，而是他最初与鲍叔牙的交往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仁”心所在了。他是有天性的！我们说“仁”，并不是人、二，是人上！是人心！是天心未灭，天良未泯才能称为仁者。再有能力也不一定是仁者，而仁者未必有世功。仁者也不与他外在的功业挂钩。管仲被孔子称其“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是“仁”的表现。管仲并不以杀伐多少人命来完成齐国的霸业，要点在“不以兵车。”他可以兵不血刃就让天下都去尊王，他辅佐的齐桓公是尊周王的，而不是为了齐桓公自己所谓的霸业。这个“霸业”当然也有，但是齐桓公始终知道他一匡天下的天下，周王是“父亲”，齐桓公是“长兄”。尊王攘夷的国策是管仲提出的，齐桓公本人是到不了这个鉴别的。管仲说过法若不合乎天理就是恶法，他与后世的法家不同，并不是制得让人听话，制得大家都认你做老大。一般的法家是为了维护“王权”，管仲的法是为了维护“天理”，这都是“仁”的表现。所以这里看，子路只能治兵赋，对应的是千乘之国；冉求只能治其家，对应的是千室之邑。冉求这方面的能力确实强，所以就干了替人敛财的事，其实这个能力强，都强过了，所以夫子说“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当人某一项能力强的时候，往往会陷入一种无所不用其极的强，就会违背天理。当你不择手段的为你的主子敛财的时候，你当然是个能臣，但这世间不缺这样的能臣，这就是添乱了。这就是曹操这样的乱世之枭雄，都是能人，能人太多了，缺的是仁者，忍者才能真正的平泰天下。
能人只会挖坑垫高，他的高是你家坑越深的结果；仁者能化成天下，他不是以挖别人的坑来填自己。我们一般能者的高是已踩着人家，一定会形成巨大的不均。一切的圣人之所以反复强调那些追逐好治的罪恶，所谓治，他一定是以巨大的不公来完成看起来的公平。形成了巨大的不公，然后再以捐助和施舍他人。本来人家可以靠着自己的双手能吃上饭的，到最后需要你来施舍吃粥，然后你还获得了好名声，这样有意思吗？如果天下的资源不被强权者所垄断，我们一般人怎么会流离失所呢？怎么会混到了最后需要去吃他的施舍？本来是帝力与我何有在！本来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TMD！搞到现在凿个井还要交税！搞的什么事呀！？然后还变成他赐给你的。这世间一旦没有一个士，来告诉你本来不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们已经习惯做奴才了。
人一旦习惯了做奴才，那你就去看看朝鲜吧。朝鲜你若是敢说金家不好，这些奴才们会灭你的。做惯了奴才，就再也没有人性了，人就会变成了棋子。他看起来也是被山呼万岁，好像治理的很好，好像民调很高。但这种民调的高已经变的畸形了，他已经以彻底丧失人性为代价。人人都不能活在天性当中，人人只能在奴才当中当人，只能在奴才中讲自己的“幸福与保障”。可怕在这里，这种可怕全世界的哲学家都在关注这个问题。如海德格尔所说“人已经贫乏到不知贫乏的地步了。”开始显摆贫乏，显摆贱。做惯了贱民，开始显摆贱，而且他还显摆贱到死性不改。文革时相互揭发成为各自自保的方式，那么揭发已经变得不再是耻辱的事，无耻已经变得荣耀了。今天我们已经活在这样的状态了，所以在这一条为什么要有孟武伯问仁，孔子要这样答。从孔子那个时代到现在，我们已经把能弄钱、能弄权，能管事的能力当成成功。我们今天一个人，只要他能弄到一些钱，弄一些权，他就是人大代表了，然后什么各种奖章都给他，劳模呀等等。只要在班里学习成绩好，就是三好学生了，排位置坐在前面，所有奖品发给他，人家同样交学费，成绩差一些的就被蔑视了。这从根本上是不正常的。所以那些大老虎一打倒的时候发现荣誉无数，又是什么优秀劳动者，都哪里去了？又是什么廉政工作者，这些都不算了。实际上那些奖章根本都是假的，只是他因为他和大家不一样大，所以都归他，这就叫做阿谀！这叫不仁！
我们说论语的每一条都会直接扎破我们一个脓包，我们已经习惯把这些脓包当做好肉了。他不是在这里泛泛的谈讨论子贡仁不仁的问题，而是通过孟武伯之问，让后世真正诚意学的人永远知道“仁”的标准绝不在能力上。你说他能力高，可以，但不能所有的荣誉都归他。管仲如此厉害，孔子还说他不知“礼”。你必须得知道他不是完备者。他只是某一方面强。
一些人维护的是数据。为什么维护数据呢？因为他维护的是他的官位。他会认证，不会认人。他会认数据，这个数据显示行，他就会让你收割收不了，完全是倒置的。所有的措施，只要是用措施来确保人民生活幸福，永远不可能，离开教化永远不可能。这叫放于利而行。就像我上次回去，农村所有的烧柴火的灶都给拔掉了。强制改成煤气，连农村都不给烧柴火了，我的天哪！他们现在只是为了完成任务，然后以各种各样冠冕堂皇的名义。这样就会造成政令不行。所谓政令不行就是无论看起来多么好的政令一定行不下去。为什么呢？美言不信。各个阶层都是以显摆的方式来治理天下，这天下就没有办法治了，因为他们已经不能听闻庄子所说，爱民害民之实也。所以无论是在上的，在下的，都是在变着法显摆。上面要显摆，下面就予以对应，配合他显摆。其实这事情谁不知道呢？河南省现在又在发文，不能搞形式主义。什么时候都是形式主义，哪里有不是形式主义的呢？没有哪个人在关心民生，只是以关心民生的名义在保各自的利益和官帽。邓的时代说，务必要党政分开，务必要有行政改革，现在不再提了。虽然不再提，但是要写的很好看——改革进入深水区。原来还能摸着石头过，现在已经摸不着石头了怎么过？那只有看命了。
应该不谈时政的，但是所有的史都是政，所有的政都是经，一看就看透。所以为政为什么会放在论语第二篇。敏不能学，学而不能为政。假着情绪上为老百姓好而为政，就是作恶。每一个王朝的末期，如当年在崇祯时期，政令从紫禁城出来，哪一个不是崇祯一厢情愿的对老百姓好？然后在执行的过程中，一定会无所不用其极的作恶，它就会转嘛！它立即就转！你看有人会说：“上面都是好的，就是下面念歪了经。”其实不是念歪了经，是必然念歪经。你见过水像箭一样滋水了吗？水一定都是回流式的朝前走。你这政令一出，你一定得知道下面执行是什么样，你才能反者道动。你都没有基本的见地，只是一厢情愿的制定一个政策，他一定会给你用反的。那么你得有对应，你得知道用的时候是反的。你的政策提前就有调整，这一反就会形成一个合力。真正的明君在执政的时候，他不会是一厢情愿的，你所有的反都会在他的预控之中，他有预案的，他会裹着走。否则的话都出现了问题，你再去被动的应对，你会防不胜，防疲于奔命的。
无论什么体系，德不配位都是一个准则。历史不就是这样招示的吗？德不配位自有你德不配位的灾殃。德配位了就会顺，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德不配位就是积恶之家，必有余殃。就是怎么生怎么死，都会给你颜色看。这不就是叫做天网恢恢吗？哪有什么会不在这个体系呢？体系永远在，只是生你还是杀你。一个人只要敢自大，他就会有难堪的时候。你只要敢管闲事，你就会有自取其辱的时候，没有跑。
再回到文本，孟武伯问仁。大多数的注都是停留在揣摩孟武伯或揣摩子路，这里实际上是提供一个切口，给后世人思考什么是“仁”。我们也经常问什么是“仁”，他与什么是“道”是不同的。“道”是没有办法去解释的，而“仁”是实实在在的。若能立人，就会呈现出美，这就叫以仁为美。这里就是印证，通过子路等三位弟子来印证。子路还有一个故事：子路在蒲城当长官的时候，看清理河道的民工缺少饭食，就从自己的积蓄里面，拿出一部分来接济民工，看起来是“仁”，却被孔子批评一顿，这样做很危险。就是看起来“仁”，也不是不想“仁”，这事多么仁义，为什么孔子要批评他呢？立“仁”的“仁”与我们思维中的“仁”，完全不是一回事，他只关乎天性，回到纯然的状态，你才能呈现。你只要通过读“仁”书，然后去做“仁”，都是假仁假义。你只要通过孔子论“仁”，然后说我要做到这样，你就是在填空，做不成的。你若能明明德，“仁”就在其中了。“仁”不是通过鼓励外求的结果，恰恰是对自我的回归。当你还在呈现出，以能力显的时候往往会伤“仁”。曹操辈而已，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因为以能显的时候就会有屈辱，仁以为善护，是我们本来就有的，他善护着我们。上天用之，上天申之，是以“仁”才能行，不“仁”是不会用你的。所以仁者无忧，仁者无敌，仁者无惧。因为他饱满了，这种饱满就是天性的具足所以我们一开始讲的管仲，他一开始就有这种天性的备足。就是因为有这种天性的备足，即便是做成霸业的事情上，他也没有走到后世的霸业上去，谋士的霸业上，不然他与苏秦张仪什么分别呢？所以子路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冉求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公西华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都是各有能力，各有所长，都没有到化性的地步，还没有到天机滋长的地步，所以各自还显各自的相。佛经说佛无佛相，若以佛像来见我，不可得。仁，所呈现出的相貌不是一个外相，不是看长得像仁者。恰恰一事一行皆能窥见仁者气象。
能将兵、持家国、使宾客这三个点都有才能的人，也未必是仁义者。他们三个代表了在家国与人交际都可以摆平的能力，而非天性。素富贵，行乎富贵; 素贫贱，行乎贫贱，这才能素即“仁”。
论语中说“仁”的地方有很多，通过不同的角度来说。比如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巧言令色，是能力，是口才。一旦显出很强烈的口才相，“仁”就会失。讲学也是这样，讲的很美妙，就容易显鸡汤相，往往变心灵鸡汤，他触不到。韩愈的古文运动，就是把越来越浮华的文字打回去，让它不失古质的美。叫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否则的话就容易伤质。什么时候都是这样，不能太过。能力太过的人，往往会伤人。
你看项羽能力超强，秦始皇能力超强，真正的仁者往往可能会显出名义无可称，你都不知道怎么去夸他。仁德是并举的，有德者德不行，这些我们都要知道说话在哪个点上。这就是一开始我们说的不能按错了穴道。仁是在本质上来说的，能力是在用上来说的。
朱子注：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女，音汝，下同。愈，胜也。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一，数之始。十，数之终。二者，一之对也。颜子明睿所照，即始而见终；子贡推测而知，因此而识彼。“无所不悦，告往知来”，是其验矣。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与，许也。胡氏曰：“子贡方人，夫子既语以不暇，又问其与回孰愈，以观其自知之如何。闻一知十，上知之资，生知之亚也。闻一知二，中人以上之资，学而知之之才也。子贡平日以己方回，见其不可企及，故喻之如此。夫子以其自知之明，而又不难于自屈，故既然之，又重许之。此其所以终闻性与天道，不特闻一知二而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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