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人是否有“德”的观念，学术界迄今还有争议。我们认为，周公大讲的“德”不会突如其来。德的观念本身有个长期演变过程。由于周人对“德”作了重大的改造，所以周以后的“德”，不同于殷以前的“德”。
从国家观念在黄河流域萌芽开始，“德”的观念就产生了。《左传》隐公八年众仲“族”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各家族、宗族，得姓得氏，皆因其“德”。有能力者率族人到新居从事垦辟，因地得氏；又因其祖先诞生之特异而得姓。姓，是该族特性即“德”的标志；氏，是得以在该地生息的特许证。一般说，姓所标志的便是该族的图腾。图腾物的特性便是该族的“德”。这是“德”的观念最原始的含义。《国语·晋语四》说：“异姓则异德，异德则异类，异类虽近，男女相及以生民也；同姓则同德，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同志虽远，男女不相及，畏黩敬也。”所谓“黩敬”，指亵渎其敬畏之物，即图腾。图腾内禁止通婚。“同姓则同德”，不能通婚；“异姓则异德”，可以通婚。此“德”，用现代科学的眼光看，可以说就是该族种“遗传因子”；异“德”相及(通婚)，有利于后代兴旺，故曰“以生民也”。
盘庚迁都时对不愿迁都的“在位”者们说：“汝克黜乃心，施实德于民”，这里“德”指民能安居乐业。盘庚说：“生生自庸，式敷民德”(《尚书·盘庚》)，致力于人民生计，让人民生息繁衍，这就是敷德”。《盘庚》三篇的中心思想就在这一“德”字；所谓令“殷民大悦”的“盘庚之政”《史记·股本纪》)，就是那种令种族繁衍、“生生”不息的政策。
武王伐纣，数纣罪状，是“暴虐于百姓”，“奸宄于商邑”(《尚书·牧誓》)，就是说纣王不尊重“百姓”之“德”，令其无法生息；也不尊重商族之德，不祀祖先，不用族人。用微子的话说，是“用乱败厥德”(《尚书·微子》)。
周建立以后，以亡殷为鉴。周初诰命，其中心思想就在“敬德《召诰》云：有夏、有殷“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周王最紧迫的任务，是“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周王不同于其他各族者，在于“位在德元”其治天下之法，在“明德”，在“以小民受天永命”，亦即尊重各族之“德”，令天下民皆得生息繁衍。“德”的观念由此而发生了一些重大变化：由图腾特性之“德”，经周人之“敬德”引申为能令小民生息繁衍者为“有德”。此“德”遂有“道德”“品德”之义。甲骨文中“德”字，表示的是图腾特性本身故无“心”，以至不少学者不承认那是“德”字。周金文加心表意，转为指敬德之心：敬德为“德”。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说周王深知“夫一姓之福祚与万姓之福祚，是一非二。又知一姓、万姓之福祚与其道德，是一非二。故其所以祈天永命者，在‘德与‘民’二字”。与“一姓”、“万姓”生存延续相关的道德，便是所谓“周德”。周人所以有这种观念，与中国是农业民族需安土定居，可共生共存，关系甚大；若在游牧或商业民族，就难以得出这“以“德’治国”的“精义大法”来。
德治思想被儒家大力宣扬并成为儒家政治思想的中心。孔子的“仁”，孟子的“义”，无不渗透着“德治”精神。
实行“德治”的同时，周公还“制礼作乐”，以“礼”治国。
周公是否制礼?汉时出于“山岩屋壁”的《周礼》是否为周公所作?历代经师疑信参半，聚讼不止。从思想史发展的角度看，“礼不是某个人的一时之作。广义的“礼”“乐”，与人类社会诞生而俱来。所谓“社会关系”，就是社会成员必须承担的义务和可能拥有的权利。在原始社会中，这些关系以禁忌和道德规范的形式，通过定的仪式，配合一定的音乐舞蹈，传达给每个成员，这就是最初的“礼乐”。荀况说：“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荀子·礼论》我们认为，荀子的说法是大致符合于初民社会的情形的。《礼记》中有《礼运》篇，讲“礼”的运动变化，讲“天下为公”变为“天下为家”。殷墟卜辞有“礼”字，王国维说像豆形器中放置二玉，以玉祭神。(《观堂集林》卷六《释礼》)这说明殷代以祭神为最大的礼。周人代商，在大大强化宗法的同时，由周公将现存官制与习俗加以整理，使之成为文件，成为政策是完全可能的现存《周礼》，可以肯定经过战国儒生增删整理，但书中所反映的社会状况，则不是战国儒生所能臆造的。它的许多官名和制度，已被西周钟鼎铭文证实。
在《周礼》所反映的社会里，从邦国祭祀征伐到人民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到一草一木一羽一角之用，均有官吏严加管束，大小师长都有戒令刑赏挞罚之权；岁时月日，人民众庶无一日无人监督管。这样烦琐不堪的政务，如果由后世官吏来干，确实只会扰政害民；但在西周时代，却是客观现实。元人马端临谈《周礼》所反映的夏、商周社会说：“盖三代之时……分土而治，家传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给于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于其子孙，家主之于其臧获。”(《文献通考》卷一百八十按语)这个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因封邑众庶一切都属于主人，等于赤子婴儿；卿、大夫、士既然分土而治，食邑食田，便不能不注意保有其民。如果用《周礼》这样严密的制度来管理有了一定人身权利的封建农民，犹如将一个少年放入襁褓，那是不堪忍受的。
《周礼》不能实行于封建社会，已被历史反复证明。但作为上层建筑的礼，经过改造，又可以为后世社会服务。礼具有“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的作用。所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规定了士人君子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也规定了天子诸侯卿大夫册命废立的各种细节祭上帝祖宗有祭礼，诸侯朝见天子有觐礼，外交上有聘礼、飨礼，军事演习有大搜礼，与井田制、公社组织和教育活动配合，有籍田礼、乡饮酒礼、射礼等等。礼不是可有可无的揖让周旋，而是体现国体，具备法典功能的实体。到了王道凌夷宗法崩解的春秋时期，人们还是反复强调“礼以纪政，国之常也”(《国语·晋语四》)，“有礼无败”(《左传·襄公二十六年》)，“无礼必亡”(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儒家以掌握“礼”为自己从事政治活动的资本。正是经过儒家的改造，周代的“礼”发展为后世王朝的行政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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