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洞主

这是一本大胆谈论鲁迅的书。

说它大胆，不是因为它发掘了不为人知的秘闻，而是它能跳出被塑造和利用的鲁迅形象，试图还原真实，说点真话。

我说的这本书，是陈丹青的《笑谈大先生》。作为一本 2011 年出版、由演讲文稿集结而成的小书，请相信，如果在今天，它断无出版的可能。铁定过不了审查。

我做过一个小测试，将这本书中的一篇文稿《鲁迅是谁？》，粘贴到公众号素材库，保存阶段系统会弹出“违反相关法律法规”之类的提示。

如果说这本书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尺度太大的话，那就是：我们被“告知”的鲁迅，是被某种力量重塑和狭隘化后的形象，这种扭曲的形象，与真实鲁迅相去甚远。

《笑谈大先生》的作者陈丹青，是著名油画家、作家，被认为是国内最具影响力的文化批评者之一，他的文集《退步集》和《荒废集》知名度相当高，一度引发热议。

陈丹青谈论鲁迅，绝不是一时兴起，他多年精读鲁迅全集，评述鲁迅的文章虽不多，却在浩瀚的鲁迅研究的之外，逼近真实，辟出新境界，得到圈内人士不少好评。

这也就是为什么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和鲁迅长孙周令飞，都不止一次邀请陈丹青去做演讲，谈谈鲁迅。

1.

回到《笑谈大先生》一书，被扭曲的鲁迅形象，在陈丹青看来，是一桩离奇而真实的大公案。不同地域时空的人，在迥异的宣传导向下，对鲁迅产生完全不同的认知。与大学者胡适一并类比，陈丹青说：

胡适和鲁迅，并非古代人，可是不及百年，由民国而共和国，再加台湾岛，前后左右，三种是非观，三份教科书，三组话语场，于是胡适鲁迅分别变成三个人：一位活在民国，一位待在大陆，一位远去台湾。

换句话说，倘若民国的文人、49 年后的书生、南渡之后的同胞，坐在一起谈胡鲁，怎么说呢，恐怕是一场话语和观念的三岔口。

即便三者都爱胡鲁的书，也会被历史的分离所错置，各持文化记忆之一端，彼此难懂，彼此扑空——其实何止胡鲁二位呢，几乎所有民国人物都已被政治的棋局一分为三，活在无数误解正解与新说谬说中。

按照陈丹青的说法，鲁迅在死后的历史舞台剧中，一会被禁绝，一会成显学，一会当圣人，一会变恶魔。

现在国内很多人，不愿了解鲁迅，甚至厌恶鲁迅，是因为从教科书到中学课堂，怎样看待鲁迅，几乎已经被强行规定。毛不是都说了吗，“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鲁迅是在文化战线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数，向著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出自《新民主主义论》）

鲁迅形象被硬性刻板的规定，致使几代人对权威感到厌烦和冷漠，这种情感一并转移到鲁迅身上。鲁迅早已被简单地脸谱化。毕竟，教条文化的传播，一直以来都是最好的统御术，它便于制造无知、不怀疑和盲从的大多数。

在中国，鲁迅和马克思各有分工：鲁迅专门负责诅咒万恶的旧中国，马克思专门负责证明社会主义的必然性。

那么真实的鲁迅，大致是怎样的呢？

《呐喊》、《彷徨》满是黑暗冷酷的批判，《野草》格调几近绝望，可是，现实中的鲁迅，连送本书给朋友也会顺便开句玩笑。比如朋友川岛结婚时，鲁迅送给他一本书，扉页写道：

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

陈丹青评价，这是鲁迅日常生活中，亲昵、仁厚、淘气与得意的体现。

鲁迅喜欢打笔仗，曾怒斥梁实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但是，你可曾读到里面有什么脏话，或者读到如今日网文一般，充斥情绪化和非理性的内容？

那时的笔仗，火气不大，常常是夜里写了骂某人的文章，隔天就和被骂者在酒席上互相说起，照旧谈笑。

鲁迅给人的感觉，仿佛总是写批评文章，被封杀，换笔名，逃亡至一处，继续写……仿佛时刻处于危险境地。

不过在陈丹青看来，那时的言论空间反而宽松得多。

鲁迅的主要写作时期，是 1918 年到 1936 年。那时候，他和其他文人的头顶上，并没有形成一个巨大且唯一的、能判定一切言论是非的“政治正确”。同一时期，存在多个权力中心，存在各种派系。

那个年代当然充满拘捕与暗杀，不过，一个因言论犯上的写作者，居然有处可逃。比如陈丹青就开玩笑说：鲁迅属蛇，蛇最会逃，逃到租界里。“躲进小楼成一统”，在那个时候，真的可以实现。

鲁迅名篇《记念刘和珍君》，常年列入教科书必读文章，有些段落甚至要求背诵。可是，在脸谱化鲁迅的宣传之下，又有多少人真能读懂呢？

我们被“告知”，鲁迅是英勇且大无畏的，纪念刘和珍一文，仿佛只是为了表达对当权者的不满，以及对刘和珍般英勇女子的赞美。

可真实情况呢？鲁迅一直呼吁不要请愿，不要送死。早在军阀时期，鲁迅就曾坦言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广州国民党清党时，他惊呼一辈子没见这么杀人，说自己“吓得说不出话”。

鲁迅当然有斗士的一面，但他更是一个心怀悲悯的凡人，而非被某种力量硬生生竖起的神。

2.

陈丹青认为，之所以被歪曲的鲁迅很难还原，除了相距较远的时代细节，难以感知外，还因为我们被灌输的很多观念和思维方式，让我们难以回归常识。

灌输之下，鲁迅一面成为至高无上的战士和神，一面被私下认为是阴冷、好斗、心胸狭隘的代名词。分裂的同时，一些人问出下列愚蠢问题：

1.鲁迅的思想可以商榷吗？

2.鲁迅的精神是否被继承？是否值得继承？

3.鲁迅喜欢骂人，是否导致人们在“文革”中互相攻讦斗争的恶习？

4.怎么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

5.鲁迅的名句：“我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是否助长了中国人的恶？

无脑的疑问，在明眼人里不攻自破，《笑谈大先生》里，也有很精彩的反驳。这里只说一点，就是“怎么看待鲁迅认同‘无产阶级专政’？”

这个问题一开始也让我产生疑虑，但只要细想一下鲁迅生活的年代，就能明白。别的不便多谈，就问一句，鲁迅 1936 年去世，那时之前的“无产阶级”和后来的“无产阶级”，是一回事吗？

如果我们连凭借常识就能回答的问题，都感到疑惑，那么眼中的鲁迅，则永远处于偏狭一隅。

若要还原鲁迅，陈丹青提示说，可以借助鲁迅的生存经验，做一番自我还原，引用几句无法完整引用的话（你懂的）：

鲁迅在中国数度迁移，但不必到派出所申办户口或暂住证；他与好几所大学有受聘解聘的关系，但从来没有一份人事档案尾随其后；他有身居高官的老朋友，但从未受制于任何单位领导；他被特务监视，但弄堂隔壁没有居民委员会；

他的文章常被封杀禁止，但从未写过一纸思想汇报与书面检讨；他被多位友朋明攻暗伤，但并非出于卑怯的检举揭发；他被不同阵营污蔑围攻，但从未被“打倒”并发动全国性批判；他活在战祸频仍的时代，但从未领教过举国民众的武斗；

他擅逃亡，但不是为了逃避隔离审查、监督劳动或遣送下乡；他活画出旧文人孔乙己的凄惨末路，但绝对想不到后世的学者教授会在一夜之间沦为囚犯或贱人……

只能说这么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