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记忆中的娘好像从不会温柔，她的脚步是仓促的，奔跑在田地里，厨房里，似乎没有停下来的时刻——侠客哪有温柔的嘛。
她打夜做的千层底布鞋，针脚不够均匀，鞋面不够熨贴，也就我爸和我哥爱穿，说是不臭脚。我和姐姐也穿——不得不穿，因为没得选。我的脚最费鞋：用做鞋面的花布是旧衣服改的，不结实，穿不多久，我的大拇趾就探出了头；鞋底也是用旧棉布纳的，不久就磨出了洞，我娘只好一边叹着气，一边又开始做下一双了。
哥哥结婚后，生了侄女，我娘升级做了奶奶，就要给晚辈做“虎头鞋”了。我娘不会绣花，绣出来的花怎么看都不像花，只是乱糟糟的一团，“虎头”上的“王”绣成了“三”，“虎须”是又黑又短的，“虎牙”像龅牙，哪里像威风凛凛的老虎嘛，分明就是被欺负了的猫。嫂子嫌弃，不让侄女穿，幸好亲家做的一手好针线，哥哥的三个孩子都是穿姥姥的虎头鞋。
姥姥再亲，也只能做双虎头鞋，其他的小鞋子和棉衣棉裤、开衫等，还得奶奶来。哪个孩子不得备两三条棉裤？哪个孩子不得做两三件棉衣？哪个孩子不得做几双单鞋棉鞋？我婆婆更笨，连针都捏不好，我也只是嘴上能，一切都得依仗我娘——我也不嫌弃她做得不好看了。
在我哥，我姐和我三家的孩子刚出生那几年，我娘的案头上几乎就没空过。谁家的哪个孩子穿多大的衣服，喜欢什么颜色，她一清二楚，集市上买点花布，续里棉花，三下五除二就变成了棉袄棉裤。针线筐里不是鞋底就是鞋面，最下面压着一本《毛泽东选集》——里面夹着全家人的鞋样。
就这样，九个孩子穿着奶奶姥姥做的棉衣棉裤棉鞋，一个个都长大了。他们走进学校，升入高中，有的已经进了大学。
不知从哪一年起，妈妈不再做针线活了，甚至连针线筐里都空空如也，有一次，我居然在堂屋的桌子底下找到了《毛泽东选集》，已经发潮了，鞋样也丢了不少。问她，她说：“小孩子都知道要好了，谁还穿做的衣服鞋啊？还是买的合适，又好看。”问她怎么不给我爸做鞋，我娘笑着说：“你爸也想赶时髦，不穿布鞋了呢！”我爸反驳道：“我想穿，也得有啊！你有几年不纳鞋底了？！
有一次，我见她翘着手指干活，好像极不舒服的样子，细看，才知道，她的右手风湿，指关节膨大，顶针早已套不进去，可怎么做活呢？
不做针线，妈妈改做加工一次性鞋套。就是给鞋套上焊皮筋，一个8厘钱。焊皮筋是需要加热的，在哪加热？煤球炉上。生铁铸成的火炉子，正好可以加热。焊上皮筋，每50个捆成一把，每10把装进袋子里，可挣4块钱。饭前饭后，见缝插针，娘的手里总是有干不完的活。
姥姥中风后，离不开人伺候，娘的手里多了姥姥。给姥姥穿衣，洗脸，漱口，梳头，喂饭，扶到院子里，捶腿，捏肩，等等，全部由娘完成。伺候好这些，骑车子上地，回家做饭，伺候姥姥，收拾家务，一刻也停不下来。
姥姥一病就是8年。俗话说，床前没有百日孝。这句话从来没有在我娘身上应验过。我娘尽心尽力地伺候着姥姥，直到最后，姥姥无疾而终，含笑倒在娘的怀里。从此以后，娘好像一下子失去了精神支柱，她的手里空荡荡的——孩子们不再穿做的衣服鞋子，她的手再也纳不动鞋底，哥哥分了家，搬出去另过，热热闹闹的家里只剩下她和我爸爸。
一只灰色的野猫跑来了，赶不走，就留下；一只黄色的小狗跟来了，赶不走，就留下；猫狗生了崽，送人送不出去，就都留下。一只大红冠公鸡成了组长，它们都听我娘的话。我娘要洗脚，喊声：“豆豆，拖鞋！”狗就颠颠跑过来叨来了拖鞋。我娘吃饭，豆豆和咪咪就盯着饭碗看。大红公鸡很讲义气，总是最后出场——领导嘛，怎么能跟士兵挣食呢？
近几年，村里妇女开始叠纱布。我娘很快就学会了。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她掀起了叠纱布的热情——加班加点，白天黑夜。我们劝过她无数次，她嘴上答应，可是手里一点都不停呢！
我的娘啊，你啥时候能歇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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