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类思考的结果，通过人类头部一些人人的思考，汇聚成某种思想。文人学者所处的时代不同，境遇不同，感悟也便不同，但是即便是不同，大抵也逃不过几种既定的程序模式，所以最终人类的哲学思考，基本也就处于几种不同的方向。
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工整整齐，可以一览华夏的几种思想。但是总觉得中国的哲学思想，不应该这么简单，工整，其背后应该是有一条或者几条暗线才是。因为初步接触哲学，也不能表示太多，只能以后多方了解之后再做定论吧。
照例，摘录一些有意识的话：
《中国哲学简史（插图修订版）》
>> 中国哲学家们的社会经济思想都强调要区别“本”和“末”，农业生产被认为是立国之本，而商业则被看为是立国之末端，因为经济生产主要靠农业，而商业只关系到产品的交换。
>> 农民像婴儿那样单纯朴实，惯于顺服长上，比较不自私，他们的物质财产复杂多样、难于移动，因此，国家遭难时，农民不会弃置不顾；商人则自私奸诈，计谋多、不顺服，他们的财产简单、易于转移，因此国家有难时，商人往往自己逃跑，不顾国家
>> 人的生活方式受经济背景的制约，而他以农业为上的思想又显示那个时代的经济背景对他的思想制约。
>> 任何事物都包含了对它自己的否定。
>> 中国的社会制度便是家族制度。传统中国把社会关系归纳成五种，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
>> 《庄子》书中说，儒家游方之内，道家游方之外。方，就是指社会。
>> 儒家“游方之内”，显得比道家入世；道家“游方之外”，显得比儒家出世。这两种思想看来相反，其实却是相反相成，使中国人在入世和出世之间，得以较好地取得平衡。
>> 由假设观念出发的哲学家喜欢明确的东西，而由直觉出发，则需要重视不明确的东西。
>> 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里，靠贸易维持繁荣，他们首先是商人。商人就要与账目的抽象数字打交道。然后，他们才和数字所代表的具体事物打交道。这些数字是诺斯洛普所说的来自假设的概念，因此，希腊哲学家也以从假设得到的概念作为思维的出发点。他们发展了数学和数学的思维。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认识论成为他们的问题，而且使用的语言如此明晰。
>> 汉语里，“家”首先是指家庭或住家，它表明是个人的或私人的事情。在有教师以私人身份讲学、发表个人的意见之前，谈不上有思想家。
既然这些教师各有自己的专长，又是各人发挥自己的思想见解，于是有些教师以讲授经书、礼乐见长，他们被称为“儒”或“士”；有些教师精通兵法或武艺，他们被称为“侠”；还有些教师擅长辩论，被称为“辩者”；另有一些人以巫医、星相、占卜、术数见长，他们的知识被称为“方术”，这些人被称为“方士”；还有一些人凭对政治的实际知识，献纵横捭阖之策，成为诸侯王公的顾问或官员，被称为“法术之士”；最后，还有些人，具有学识才干，而对当时的现实政治失望，遁入山林，被称为“隐者”。
>> 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 “侠”或“游侠”。《史记》中称他们：“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游侠列传》）这是他们的武士道德。
>> 圣人洞察事物的本性，因此不会由于世上的各种变化而心中波涛汹涌。他的生命独立于外界事物，因此他的心灵快乐也不受外界所左右。他可以说是达到了“至乐”。
>> 当时，反对后期墨家这种观点的，主要有两派意见：其一认为，天下之人无数，一个人怎能做到爱天下人？这种反对意见被概括称做“无穷害兼”；第二种反对意见认为，如果未曾爱某个人，就是未曾爱天下人，那么，杀一个强盗就违反兼爱的宗旨了，这种反对意见称做“杀盗，杀人也”。后期墨家就运用他们的“辩”来驳倒这些反对意见。
>> 周朝初年封建制全盛时期，每个贵族都有世袭的术士。贵族有任何重要行动之前，必先问卜。随封建制的逐渐没落，这些贵族世家的术士渐渐失去地位，散落社会，但继续以方术为生。这是“方士”的由来。
>> 这是阴阳家对中国思想的贡献。阴阳家试图以自然力量来解释自然现象，代表了一种科学探索的倾向。它总是和事实打交道，就这一点来说，它具有积极的意义
>> 《庄子 ·天道》篇中称帝王之德在于“乘天地，驰万物，而用人群”
>> 程颢称他为“风流人豪”。他把自己的住所命名为“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
>> 按照朱熹的思想，理是客观外在的实在，无论心存在与否。而按照王守仁的思想，若没有心，便没有理。心为宇宙立法，理是由心立的。
>> 人往往需要说很多话，然后才能归入潜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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