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总是活在别人的影响中

人总是活在别人的影响中

人是“社会性动物”这句话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几个具体事例吧：

一个叫萨姆的大学生和他的四个同学，正在收看一个总统候选人发表竞选演说的电视节目。萨姆对他印象很好。这位态度诚恳的竞选人比起他的对手来更让萨姆喜欢，因为此人很诚实。

演说结束后，另一个同学认为这个竞选人很令人讨厌，简直是个十足的伪君子，而更喜欢与之竞争的那个候选人。其他三位同学马上表示赞成这个意见。萨姆有些为难了，最后只好嘟嘟囔囔地对同学说：“我想，也许他的诚实还没有达到人们所期望的那种程度。”

一个四岁女孩生日那天得到个玩具鼓，她敲了几下便把它扔到一旁，一连几个星期都不再摸一下。一天，一位朋友来做客，他刚拿起鼓想玩，这个女孩突然从他手里把鼓夺过来，连续玩个不停，好像这个鼓从来就是她最心爱的玩具一样。

一个家长每天都要给他孩子吃两碗麦精，因为这种食品曾受到一个奥林匹克十项全能冠军的赞赏，而且，这位冠军说自己所以在体育方面有成就，就是由于吃了这种特殊牌子的麦精的缘故。

一位一直生活在某小城市的杂货店老板，从未接触过真正的、活着的黑人，但他却“知道”“黑人无能、懒惰而且性欲旺盛”。

上述这些事例全都是社会心理学情境的例证。其情境虽然各不相同，却有一个共同因素——社会影响。

萨姆的朋友们对总统竞选人的见解，影响了萨姆的判断（或者至少影响了他对这个判断的公开陈述）；四岁女孩突然发现自己的玩具鼓很吸引人，这是由于无意中受了朋友兴趣的影响。

但奥运会冠军对吃麦精孩子的影响，却远非是无意的，相反是故意诱导孩子家长去买这种食品；杂货店小店主肯定不是头脑里生来就有一个刻板的“黑人”形象，这种形象是某些人以某种方式灌输到他头脑中去的。

别问我，问上帝去！

上文里的关键词汇是社会影响。大多数人一生中要花费许多时间和别人交往——受别人影响、影响别人、别人使你高兴和气恼。

人是社会性动物，这一事实使得我们生活在两种准则相互矛盾的状态中——一种是与个性有关的准则，另一种是与从众有关的准则。詹姆斯瑟伯在下面这段文字里很传神地描述了人的一种从众现象：

突然，一个人跑了起来。也许是他猛然想起了与情人的约会，现在已经过时很久了。不管他想些什么吧，反正他在大街上跑了起来。另一个人也跑了起来，这可能是个兴致勃勃的报童。第三个人，一个有急事的胖胖的绅士，也小跑了起来……

十分钟之内，这条大街上所有的人都跑了起来。嘈杂的声音逐渐清晰了，可以听清“决堤”这个词。“决堤了”这充满恐惧的声音，可能是电车上一位老妇人喊的，或许是一个交通警说的，也可能是一个小男孩说的。没有人知道究竟是谁说的，也没有人知道真正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两千多人都突然溃逃起来。“向东！”人群喊了起来“东边远离大河，东边安全”。“向东去！向东去！”一个又高又瘦、目光严厉、神色坚定的妇女从我身边擦过，跑到马路中央。而我呢？虽然所有的人都在喊叫，我却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费了好大劲才赶上这个妇女，别看她已经快六十岁了，可跑起来倒很轻松，姿势优美，看上去还相当健壮。“这是怎么了？”我气喘吁吁地问她，她匆匆地瞥了我一眼，然后又向前面望去，并且稍稍加大了步子，对我说：“别问我，问上帝去！”

瑟伯的这段描写，虽然有些可笑，却很恰当地说明了人的从众现象。一两个人，由于自己的某种原因开始跑起来，没多久，所有的人都跑了起来，为什么呢？因为别人在跑。

按照瑟伯的故事，当跑的人终于弄清楚大堤根本没有决口时，他们会感到自己非常傻。但是，如果他们不遵从别人、不跑，而大堤真的决了口，他们就会感到自己更傻了！

从众行为好还是不好？从众可定义为：由一个人或一个团体的真实的或是臆想的压力所引起的人的行为或观点的变化。让我们来看一个社会榜样对随地乱扔东西的影响事例。

你的行为往往取决于别人的行为

乱扔东西对大多数人来说，算不上什么大事儿。大多数人认为，随地扔点儿垃圾算不上什么。但把每一点垃圾堆积起来，就会污染我们的环境，浪费纳税人的大量金钱。

在加利福尼亚州，清扫路边垃圾的费用每年已经超过亿美元。假如你朝停在图书馆停车场的车走去，看见有人把一份讨厌的广告传单塞在你车上。

你一把扯下传单，你会把它扔到地上，还是会先把它揣在口袋里，以后再扔到垃圾箱里？答案是：在很大程度上，你的行为取决于别人的行为。

在一个有趣的实验里，席阿迪尼及其同事把传单塞在一些汽车上，然后等着观察车主发现它们时会怎么做。当他们离开图书馆，实验者的助手会走过他们，弯下身，从地上捡起一个被人扔掉的快餐袋，然后把它投到垃圾箱中。

而在另一个实验中，实验者的助手并没有捡地方的快餐袋，只是走过被试人身边。当被试人走到他们的汽车旁边，看到传单时，有37%的人把它扔到地上。而在有“榜样”的情况下，只有7%的人把它扔到地上。

在一个类似实验中，席阿迪尼利用了信息影响力中更微妙的技巧。他们没有使用“榜样”，却改变了停车场的情况。具体说来，当实验者先在停车场上乱扔传单，大多数司机都会依此照办，也许他们在想，“如果没人在乎停车场的清洁，为什么我要在乎呢？”

有意思的是，与撒满传单的停车场相比，如果停车场的地上只有一份传单，人们就不太会乱扔垃圾。

这里的原因是：只看见一份传单提醒了我们，大多数人都在遵守不乱扔垃圾的社会规范。然而如果停车场上没有垃圾，大多数人可能根本不会想到这个社会规范，因此更容易乱扔垃圾。

当客观现实很模糊时，别人就成了主要的信息源。因此，在不确定的情况下，仅仅通过提供他人在特定环境下的一般行为方式这类建设性信息，别人就可以促使我们采取从众行为。

而且还发现，当人们有机会帮助别人时，往往会采取躲避的态度。这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从众心理”。

围观者越多受害者越难得到救助

一位名叫埃利诺布雷德利的妇女大白天在纽约第五大街采购时，一脚踩空跌断了腿，躺在那里休克近40分钟，几百名过路者竟无一人上前帮忙，他们只是停下来呆呆地看一会儿，便继续走自己的路了。

为什么旁观者不去救助？是大城市里的人对别人的危难无动于衷吗？是他们已习惯这样的灾祸，因而对痛苦和暴力变得漠不关心吗？这些旁观者是否在某些方面与我们不同？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看来都是否定的。

约翰·达利、比布·拉塔内及其同事进行的一系列巧妙实验，提供了更多有说服力的解释。

他们假设，许多人目击惨案减少了任何人去救助的可能。也就是说，如果有许多人看到受害者的痛苦，那这个受害者得到救助的可能性减小。因此，我们可以把“不介入”视为一种从众行为。

我们已看到，从别人那里得到暗示是很合理的，但偶尔也会产生错误，尤其在关键情境下容易铸成大错。在我们的社会里，在众人面前暴露强烈的感情是不合时宜的。当我们和别人共处时，大多数人表现出的害怕、焦虑、动情程度都比实际情况低一些。

带着这种观点，让我们来看看那个在第五大街上跌断了腿的妇女吧。假设你在出事十分钟后来到现场，就会看到她痛苦地躺在地上。此外还看到什么呢？还看到人们从她身边经过时，看了一眼就各自走自己的路了。

你怎样判断这个情境呢？你可能推论出介入这类闲事是不合适的。也许她伤得不厉害；也许她是喝醉了；也许她在演戏......你心里想，“如果情况真是那么严重，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出来管管呢？”

因此，周围有许多人这一事实，并没有增加某人去救助的可能性，实际上反而减少了其中任何一个人去救助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有趣的设想，但它是否正确呢？比布拉塔内与朱迪斯罗丁围绕着“痛苦的妇人”的主题，设计了一个实验。

如可能，人们会尽力避免帮助人

在实验中，一位女实验员让大学生填写一张调查表。她说：“我有事出去，等你们填完了我就来。”然后穿过一个可折叠的门帘到隔壁房间去了。

几分钟后，她上演了一次“事故”。大学生们听到那个妇女爬到椅子上的声音，随后又听到劈哩啪啦的响声（实际是从隐蔽的录音机里放出来的），好像是椅子倒了，把她摔到地板上一样，然后还听到她痛苦地呻吟和哭叫：“噢，天哪！我的脚，我……我……我动不了，噢，我的脚脖子哟！我挪不动它。”哭叫声大约持续了一分钟，以后逐渐平静下来。

研究者感兴趣的是被试人是否会去救助那个妇女？实验中的重要变因之一是，被试人是否单独留在房间里。单独留在房间里的被试人，有70%的人去救助她;和陌生人一起留在房间里的被试人，只有20%的人去救助她。

这表明，他人在场抑制了人们采取行动。这种现象被称为旁观者效应。在后来的谈话中，与别人一起留在房间里未去救助的被试人说，他们之所以认为事故可能不严重，部分原因是由于同伴没有采取行动。

在吉诺维斯凶杀案中，旁观者不去帮助可能另有其因。在那种情境中很有可能是，当人们认识到别人也目睹了此事时，个人的责任感就减弱了。每个人都认为既然别人也在看，说不定有人已经报警了，或者认为报警是别人的事。

为了检验这个设想，达利和拉塔内设计了一个实验。被试人单独在一个房间里，通过耳机和话筒与别人联系，他可以听到别人讲话但看不见人。研究者布置了一个模仿癫痫病人发病的情境：放录音假装一个被试人癫痫病发作。

在一种实验条件下，实验者让每个被试人都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知道那里有人犯病了；在另一个实验条件下，让被试人确信还有别人知道那里有人犯病了。

其结果表明：若被试人认为自己是惟一的知情者，就可能离开自己的房间去尽力帮助病人；而假如他认为别人也知道此事，他帮助病人的可能性就小。知道发病的人越多，去帮助的可能性越小。

吉诺维斯惨案的目击者和达利一拉塔内实验中被试者的行为，勾画了一幅人类冷酷性的图画。如果有人树立了不管闲事的榜样，或者某一行为的责任看起来人人有份，总之只要有可能，人们会尽力避免帮助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