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中国文学史》
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真是指讲真理、讲真情。鸟鸣兽啼是自然地，雄鸟鸣声向雌鸟求爱固然是出于求爱，但晨鸟在一无用心时鸣唱几声，那是最自然不过的流露；花之芳香完全是自然地开放，如空谷幽兰，它不为什么，也没有为任何特定的对象而开放；又如行云流水，也是云不为什么而行，水不为什么而流，只是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流乎其所不得不流，这是最纯真最自然的行与流。写作也是如此，要一任自然。文学作品至此才是最高的境界。
钱先生说：“落花水面皆文章，拈来皆是的文学境界，要到曹操以后才有，故建安文学亲切而有味。”
讲文学史亦得要义理、考据和辞章三者兼顾，不但要讲其历史演变、创作目的和字句修辞，而且还要了解历史地理，懂得校勘学，所以，读书做学问真不容易，少一瓣就会出错。
故讲文学应先明白历史，并非就文学讲文学，文学只是抽出来的，并非单独孤立的。
文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从东汉时代到三国时代，其人情、风俗及社会
文学是一种灵感，其产生必自内心之要求。
西洋的散文以小说为大宗，中国的散文则以历史为大宗，因中国向来以史当作文学看。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普通说，《尚书》记言，《春秋》记事，为我国古代两大史书，它们在文学上均有很高的地位。
《春秋》的笔法是法律性的、客观性的，有了文学的自觉性，此种自觉性是周公写时所没有的。
我国文学史上，韵文与散文之演变各有不同之现象，即韵文是渐往艰深的路上走，如《诗经》易读，到屈原的《离骚》《九歌》则较难读，再进而到《两都赋》《两京赋》则更难读；至于散文，则其演变之趋势是渐往平易的路上走，《尚书》难读，到《左传》则较为平易浅近了。
我们写文章，不可用土语俗语，不然会失去意境。如“浮云”两字，不论何处人均可会意，实有其意境，人人可明白，故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段文字可以说是无韵的散文诗。
《孟子》文章，近似陶渊明；阮籍的文章指阮籍的诗，则近似《庄子》。这是中国文学的两大派，孟、庄的文，陶、阮的诗，各有其风格。
金圣叹曾说，中国六大天才奇书即是《左传》《庄子》《离骚》《史记》《西厢记》和《水浒传》。
金圣叹曾说，中国六大天才奇书即是《左传》《庄子》《离骚》《史记》《西厢记》和《水浒传》。金氏将《左传》《庄子》与《西厢记》《水浒传》相提并论，我们读上述诸书，最好去读有金圣叹眉批的，方可懂得文学的描写。（注：叶龙按：钱师曾谈起过，他认为《论语》《孟子》《老子》以及《庄子》，可称为“新四书”，乃人人必读之四大要籍。与传统所说“论、孟、学、庸”之“四书”有异。） 我们如以文学史的眼光来说，中国开始的散文性格是历史性的，一为记言，一为记事。《论语》中有记事的，如“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亦有记言的，如两人的问答体，如“子夏问曰：‘巧笑倩兮……’。何谓也？”；亦有孔子单独说的。故就文章的体裁来说，《论语》仍是根据记事记言的传统演变下来，但与《尚书》《春秋》不同：前者是孔子的私人言行，而后者是对国家大事而言。这是历史的大进步，亦即由国家大事的记载进步到个人生活的
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
处若忘，行若遗，俨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然后识古书之正伪，与虽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务去之，乃徐有得也。”）读书要能辨别出该书系哪一时代的文章或诗，更要能察验出是清代人之诗却含有唐人之诗之风格，能如此，便是达到最高境界矣！ 再谈《老子》一书，自其外表看来，好像是把零零碎碎的字句拼凑在一起，例如“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一节，其字句犹如《论语》一般，但《老子》是一部哲学著作，其词句是经过凝练的格言，有如西方尼采的作品，而且不是用问答体，境界提高了。故可说明《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当是在《论语》之后，《论语》是将各条凑合成为一篇，互不相干，而《老子》却是凝练的、有次序的，故可断定《老子》出书后于《论语》，是后期的作品。
读书要能辨别出该书系哪一时代的文章或诗，更要能察验出是清代人之诗却含有唐人之诗之风格，能如此，便是达到最高境界矣！
适中的原则。如人的本性喜好长寿、平安、
中国的字和命名都是有意义的。如“华山”之“华”，意即说明此山如花一般有五瓣；“岐山”之意思是“二山相并”；“衡山”是说明横亘一排；“昆仑”之意是重叠之山。
杜甫的诗不超脱，却是人生实用的，故其境界比庄子为高，庄子只是一位哲学家；陶渊明与屈原相比，陶为人退隐而不合作：故屈原、杜甫可说已达到中国文学的最高境界，而庄子、陶渊明则较次。
中国韵文的演进是由诗而辞，而赋，而曲，进而到现在的京剧。
他是能用文学眼光来看史学，又拿文学情调来描写人生。
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者之偏也；惟通才能备其体。”
位尊减才，势窘益价。
写作时应加以适当剪裁，将“物”“意”和“文”加以融会贯通，然后才能达到“诗缘情而绮靡”的抒情意境。他把先秦时期那种道德功利观念弃之于后，并将文学体裁由句读文加以扩充而分为十二类。将有韵文分为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体诗及词曲六类，将无韵文分为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及小说六种。
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则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专用赋体，则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蔓之累矣。
若夫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注：编者按：椎轮，无辐条的车轮。大辂，天子乘用的车。《礼记·乐记》：“所谓大辂者，天子之车也。”）；增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华，变其本而加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变改，难可详悉。
楚人屈原，含忠履洁，君匪从流，臣进逆耳，深思远虑，遂放湘南。耿介之意既伤，壹郁之怀靡愬。临渊有怀沙之志，吟泽有憔悴之容。骚人之文，自兹而作。
转益多师是汝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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