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请原谅我坐着说话。因为如果我站着，恐怕会吓得两腿发软，瘫倒在地。真的！我原以为，这辈子最可怕的五分钟是在一架飞机上面对着二三十名乘客，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面对着两百多位朋友。说到这儿正好给我一个由头谈起文学。对我而言，文学创作和登台演讲一样都是被逼的。我承认为了不来开这次大会，我什么点子都动过：我想生病，染上肺炎，想理发，让理发师用刀割了我的脖子；最后我灵机一动，不穿西装，不打领带，这样，正式会议应该就会谢绝我入场了。可我忘了，这是是委内瑞拉，穿件衬衫哪儿都能去。因此我还是坐在了这里，不知该说些什么，就说说我是如何走向创作道路的吧！
我本来没想过要当作家。学生时代，波哥大《观察家报》的文学副刊主编爱德华多 萨拉梅亚 博尔达在报纸上说，新生代对文学毫无贡献，写短篇小说的没有，写长篇小说的也没有。他只登老朽的文章，不登年轻人的。他说，不是他不登，是年轻人不写。
这话激发了我对于同代人的集体荣誉感。我决定写个短篇，去堵住爱德华多 萨拉梅亚 博达尔的嘴，他是我的挚友，至少后来成为我的挚友，我坐下来，写了个短篇，投到《观察家报》，等到下一个周日翻看报纸，我下了一跳，那个短篇登了个全版，爱德华多 萨拉梅亚 博达尔公开认错，说了些，“此文标志着哥伦比亚文坛新星诞生”之类的话。
这下我可犯了愁，我对自己的说：“瞧我惹了多大的麻烦！怎样才能不让爱德华多 萨拉梅亚 博达尔下不来台呢？”答案是继续写，但选材是个问题：动笔之前我得先想个故事。
出了五本书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坦白说，写作恐怕是这世上，唯一越做越难的行当。当年那哥短篇，我坐一下午，轻轻松松就写完了；可如今，写一页纸都要费我老大的劲，我写作的方法便如刚才所说：事先根本不知道要写什么，写多少。得先想故事，有好故事，脑子里多过几遍，等它慢慢成形。想好了——有时候要想好多年，《百年孤独》就足足想了19年——想好了，再坐下来写，接下来就是最麻烦，最无趣的阶段了。想故事最有趣，要怎么把故事编圆，一遍遍想，一遍遍琢磨。那么多遍想下来，真要动笔反而没劲了，至少我觉得没劲。
我来讲一个在脑子里想了好几年，编得挺圆的故事。现在讲了，等哪天写出来，你们会发现，它已经变的面目全非，正好也可以观察其中的演变。想象一下：从前，有个很小的村子，村里住着个老太太，老太太有两个孩子，儿子十七，女儿还不到十四。一天老太太一脸愁容地端来早饭，孩子们见了，问他怎么了，她说：“我也不知道，一早起来，总觉得村里会有大难。”
孩子们笑她，说老太太就这样，尽瞎想。儿子去打台球碰到一个双着，位置极好，绝对一击就中，对手说，“我赌一个比索，你中不了。”大家都笑了，儿子也笑了 ，可一杆打出去，还真的没中，就输了一个比索，对手问他：“怎么回事？这么容易都击不中？”儿子说：“很容易，可我妈一早说，村里会有大难，我心慌。”大家都笑他。赢钱的人回到家，妈妈和一个表妹或孙女什么的亲戚在家，。他赢了钱很高兴，说：“达马索真笨，让我轻轻巧巧赢了一个索比。”“他怎么笨了？”“笨蛋都能打中的双着他打不中，说是他妈一早起来说村里会有大难，她心慌。”
妈妈说：“老人家的预感可笑不得，有时候真灵。”那女亲戚听了，出门买肉，对卖肉的人说：“称一磅肉。”卖肉的正在切，她又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多备点好。”卖肉的把肉给了她。又来了位太太，也说要一磅，卖肉的说：“称两磅吧！都说会有大难，多备点吃的，都在买。”
于是，那老妇人说：“我孩子多，称四磅吧！”就这样称走了四磅肉。之后不再赘述。卖肉的半小时就卖光了肉，然后宰了头牛，然后又卖光了。谣言越传越广，后来，村里人什么都不干了，就等着出事。下午两点，天一如既往地热。突然有人说：“瞧，天真热！”“村里一直这么热！”这里的乐器都有沥青修补，因为天热，乐师们总在阴凉的地方弹奏，要是在太阳底下，乐器非晒散架不可。有人说：“这个点儿，没这么热过！”“就是，没这么热过。”街上没人，广场上也没人，突然飞来一只鸟，顿时一传十，十传百：“广场上飞来一直小鸟。”大家惊慌失措地跑去看小鸟。
“诸位，小鸟飞来是常事！”“没错，可不是在这个点。”人们越来越紧张，万念俱灰，想走又不敢走。有人说：“我是大老爷们，有什么可怕的，我走!”说着，把家具、孩子、牲口通通装上车。大家眼睁睁地看着他走过中央大道，都说：“他敢走，我们也走。于是，村里人都开始收拾，物品，牲口通通带走。就剩最后一波人了，有人说：“还有房子呢，可别留在这儿遭难。”就一把火把房子烧了，其他人也跟着烧，好比在经历一次战乱，个个抱头鼠窜。人群中，就见那有预感的老太太说：“我就说有个大难，还说我疯了！”
本文来自 加西亚·马尔克斯《我不是来演讲的》
网友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