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三年，我十九岁，当年我坐在电视机前异常的激动和兴奋，那一年电视上正在直播新加坡国际大专辩论赛。
时至今日，我仍清晰的记得蒋昌建在结辩语中说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去寻找光明。
那个形式的语言交流带给我的震撼是空前的，就像一个生活在沙漠中的蜥蜴，突然被淋了一场热带雨林的五色斑斓的暴雨，激动的都不知道该变幻什么颜色来适应这多彩的新的世界。
那种程度的知识积累，那种瞬息万变的临场反应和机锋应对，还有那滔滔不绝的自信和气度都让我深深的折服了。
这之前我所听闻的辩论故事，不外乎是春秋纵横家们如何在朝堂之上说服君王的高谈阔论和诸葛孔明的舌战群儒，那些文字上的针锋相对终究没有亲眼所见来的轰轰烈烈。
我当时就想，古圣先贤们的辩论现场也不过如此，如果能亲身经历这些朝堂鸿论，应该是人生巅峰了，当然，这只是遐想。
后来，步入学校和社会，吵架、答辩、答疑甚至申辩、申诉乃至哭诉的机会也都亲尝遍历、纷至沓来。
社会不一定是最好的老师，但一定是最有效果的老师，也是最有效率的，我投入社会，也混迹于社会，社会逐渐把我变得嘴比脑子快。
那个时候，年轻，记性好，看的闲书多，就发现一个规律，每次看完一本书，无论哲学逻辑言情故事是否读懂，势必就会滔滔不绝，那些稀奇古怪的词汇会莫名其妙的从嘴里蹦出来，似乎都未经过大脑的思考。
当时甚至有些庆幸，觉得辩论不过如此，有的不过是一股血勇和连绵不绝照搬来的词汇，只要知识够丰富，逻辑够通顺，你总能从一个角度去打败对方。
彼时彼刻，我也曾被称为有口才有临变之能。
当然，年轻是短暂的，盛气临人面对的必然是造型和硬度各异的南墙，事实证明，南墙才是年轻人最好的老师，道理教不会年轻人的，南墙总能变着法的教会你。
黄金时代落幕了，我的时代也沉默了，我于是唯唯诺诺了，我闭上了嘴，重新埋首在杂书堆里，像一个失去了触角的蛀虫，盲目、缓慢而不自信的默然前行。
又一个年头，我偶然了马东主持的《奇葩说》，随着国际大专辩论赛的落幕，马东收集了大部分的过往黄金赛年轻选手，他们把比赛办成了热火朝天的娱乐节目，各种稀奇古怪的论题都可以被主持人和嘉宾们颠而倒之的反复琢磨，辩手们金句叠出，不断的给我们演示着他们的人生智慧，那些亲身感悟的，书本里学到的。
我不再激动和兴奋了，却也看的绕有趣味，那些辩词在我看来更像段子和脱口秀，但他们还是要争胜负，可在我看来有了胜负心，就难免面红耳赤，不再恢宏洒脱。
他们发明了个新的名词，叫杠精，形容那种无论什么都要下意识反驳的人，为了凸显自己的意识形态，无论你提出任何观点，他们的口头禅是：不是，错，你说的不对。
人最固执的表现就是未理解之前，就先做判断。
庄子一生与惠子辩论，却说：大辩不辩。
我脱略了我最初的梦想，不再是做个杠精，而是思辨，真理越辨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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