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沿海一带，偷渡大省里的偷渡之乡，说起资源，差不多属于穷乡僻壤的水平，城里的人有单位，乡下的人连地都没几块，米饭是不能顿顿吃，太奢侈，必须掺着番薯丝煮。
我的童年，便在那里成长，一直到十岁，离开。
我记得小时候，五毛钱可以半斤猪肉，切碎了炖酱油，吃饭时候，舀几勺出来拌饭吃。等到第二餐，继续倒酱油和水进去炖，就这么持续一周，周末的时候，肉丝都炖成了肉渣，允许用勺子挖出来拌饭吃，是我和我弟弟最期待的时候。
村里没有直接靠海，和海隔了一座山，我们经常爬到山顶远眺那远在天际的海岸线，却一直没能到过海边，每次坐在山顶的岩石上看着远处的海，海风灌满了衣服，张开双臂，幻想着自己能乘风翱翔。
和海这么近，也吃不上什么海鲜，常见的，是一种红眼睛的鱼，印象中，福州话里，大约叫“红眼兔”，常用来和酸笋丝一起煮汤，其次就是带鱼，用盐腌过之后，油煎一下，能放很久，最常吃的是竹蛏，两条煮熟的竹蛏，沾了虾油，就能让我吃两三碗饭，比我们家条件差点的，小孩儿们一顿饭要是能分配到一根竹蛏，就很开心了。
村里很少有人家里有卫生间的，大部分都是一个帘子在屋子的角落隔出来小地方，放一个马桶，这是给家里的女人方便用的，男人要大小便，就去露天的公用旱厕，晚上就用夜壶乘尿。我们小时候最喜欢对着土墙壁屙尿，经年累月下来，差不多把邻居的土墙冲出一个洞来。十岁那年，去我二姨家里，中午下着雨，我想大便，二姨给了我一把伞，让我去外面去找旱厕，我打着大伞，褪下裤子，蹲下来，夏季的中午，虽然下着雨，但是还是炎热，那绿头苍蝇在到处绕，蛆虫们在屎里钻来钻去，还有很多沿着粪坑的石壁向上努力地爬，我一直都没搞懂蛆虫沿壁攀爬是为了什么，里面有屎可以吃，爬出来干什么呢？
太小的时候，是不让去旱厕的，因为每年都有听说掉进去淹死的，所以一般男孩子都要6岁了，才允许独自去。太小的时候，很多都是门口解决，不用担心没人打扫，大约拉完不到一分钟，就有狗过来吃掉了。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我刚蹲下来，就跑过来四五只土狗，围着我的屁股转，刚把大便夹断，我就起身跑了，狗子们立马厮打了起来，我吓得不轻，母亲哈哈大笑。
那时候，就是穷，其实穷和快乐没什么关系，童年的快乐大部分是因为天真无知，小的时候，因为头脑简单，不会有那么多想法，自然就快乐，年中的时候盼着过节，年末的时候盼着过年，能吃到一大块肉，喝到可乐，就是莫大的幸福了。
和孩子们差异明显的，便是大人，人大了，总会有很多心思，所以，大人很少是快乐的，抽着烟，拉着家常，嚼着舌根，揍着小孩。
乡下的好处是野物多，那时候环境还是好的，开着屋门，经常有不知名的鸟儿飞进来，绕几圈走了。溪流里很多鱼和虾，草丛里各种蜻蜓和蜜蜂，田间满是青蛙和草蜢。夏天往往是最快乐的光景，取个竹枝弯成圈，跑到无人居住的老宅子或者废弃的旱厕里去缠蜘蛛网下来，一定得是那种荒弃多年的，那里的蜘蛛网才是弹性和黏性俱佳的，然后把竹枝绑在竹竿上，去树上粘蝉。因为肉吃得太少，所以蝉也是一道美味了，用瓦片装水煮开的蝉，把背上的壳子掀开，吃起来是鸡肉味的。
每日天明，要做农活的家庭，男人们便早早出了门去了田间，没有农活做的家庭，男人一般不会留在家里，大抵出门谋生计了，十天半个月回来一趟，甚至更久。女人一大早就是烧饭，然后去旱厕倒马桶，余下的时间，便是洗衣服，做饭，闲聊，洗衣服，做饭，闲聊地重复着，那时候评论一个女人懒，最不堪的，便是说她连马桶都懒得倒了。
做饭是没有煤气灶的，一般家里都有蜂窝煤，用来烧热水，煮饭大部分是用灶台，烧着树皮或者木材，隔一段时间便有运树皮或者木材的三轮车经过村子，一次买个百十斤，烧半个月。稻田收获后，桔梗晒干了，也可以用来放灶台里烧饭，我们很喜欢丢个番薯到灶台里，用稻草的余烬煨熟，两餐之间拿出来享用。当然也有吃多了烤番薯拉不出大便的，这在村里的孩子中经常发生，因为平日里就是米饭，米饭还掺了番薯丝，蔬菜极少，大部分就拌点肉汤酱油对付了，维生素都是缺乏的，唯一不缺的，大概就是碘。
西瓜是最便宜的水果，最遥远的记忆，是一毛钱一斤，运西瓜的小货车，一个夏天，只会经过我们村子几次，所以一次买个几颗，甚至十几颗，放床底下，慢慢吃，吃完了，西瓜皮还能炒菜吃，我经常在屋后的空地里种下西瓜籽，一直到我离开老家，都没有成功长成西瓜的，最多是开出了黄色的花，冬天来临之前，它们都枯萎了。我也种过桔子，那桔子树总长不高，最高的时候就是和我等身，可能我们经常用童子尿浇灌它，有点变异，浑身是刺，不开花也不结果，像荆棘一般。
山上满是枇杷树，桃树，龙眼，但是后山的枇杷我们不敢摘，有红眼的村民偷偷在后山无主的枇杷树打了农药，因此吃死过好几个小孩，所以我们也不敢吃。
家里养过鸡，最后长大的只有一只，其余的，要么给蚊子叮死了，要么病死了，长大这只是个母鸡，居然变得跟公鸡似得，鸡冠很大，尾巴很长，威风凛凛，但即便是这样，她还是怀孕了，下了很多蛋，孵蛋的时候，饿了，就吃自己的蛋，所以抱窝很久，却没有一个蛋孵化出来的，大部分给她吃了。我忘了这只母鸡最后去哪里了，莫名其妙就消失在我的记忆里了，就跟家里那只猫一样，最后给我的印象就是偷吃挨打，偷吃挨打，最后消失不见了，我想那只黄色猫咪的时候，会把桌上的菜罩子掀开，把煎好的鱼放在中央，希望他忽然出现，可是再也没有见到了。
偶尔，我母亲会带我和弟弟一起去镇上吃小吃，相当于开荤了，扁肉是五毛钱一碗，拌面也是，我母亲或者其他妇女，会在扁肉下锅前，用手指扒拉着数一便看够不够数目，五毛钱，可以买二十五粒扁肉，数对数目了，还叮嘱老板，记得多放葱花。我每次都是先喝完汤水，再让老板加汤，感觉自己吃了两碗。我妈她们都是使劲加醋，生怕加得少了吃了亏。
村民们家里有电视的不多，谁家里要是搞来录像带了，那肯定吸引很多人一起看，隔壁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有封神榜的录像带，我那时候就经常过去凑热闹，虽然看不懂，但是觉得那特技好神奇，想不出是怎么拍的。隔壁的邻居弄了好多黄色录像带，那时候我才七八岁，看着那赤裸裸的活塞运动，却没有生理反应，大人和小孩一起看。后来我们家也换了电视机，从黑白升级到彩色的，能收到的频道不多，我记得在电视上看过《神探加杰特》和《希瑞公主》还有《忍者神龟》，还记得八十年代末期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新闻里爆出来烧焦的军人画面，我看不懂，只是觉得可怜和可怕。
那时候是八十年代，很多人都在谋出路，偷渡的，走私的，搞废品的，一些人靠这些赚到了第一桶金，然后就有头脑活络的开始搞机器做经编厂，渐渐地有人赚到钱了买摩托车，也有人开始赌钱，甚至有人开始有二奶，红眼的邻居也会想尽一切办法借点钱，参一份股，企望年底分一点红，亲戚中没有门路可以提携的，那就偷渡，去阿根廷，去美国，去日本，去台湾。谁也不想别人家红红火火吃香喝辣，自己揭不开锅。
九十年代的时候，开始有人做轧钢厂。零零年后，开始有人做矿山的生意，眼界广开始做房地产。
我们村，差不多是整个福建省沿海农村的缩影，因为早期和台湾的战略关系，国家几乎没有在福建投入什么，除去城里有铁饭碗的人，广大的农村，那些自力更生的福建人，靠着偷渡赚了第一桶金，然后谋了各种生路出来。
富起来的人，在老家盖了新宅子，然后搬到县城里住，老家的宅子一般三五层楼，修的跟别墅似的，一般逢年过节才回来住，盖起来的目的只是宣告：“我家有钱了。”
我从小盼望着能修起来这么一栋楼，但是都未能如愿，家中有财力的时候遇到阻力，村里内斗严重，另一拨人怕我们家新盖的楼挡了他们风水，说什么也不给修，到后来人家不拦着了，我们家也没了那财力，始终没有盖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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