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是世界公认的中国最强盛的时代之一,唐朝以后海外多称中国人为唐人,其影响力可见一斑。唐太宗李世民为唐朝的建立和统一立下汗马功劳,南征北战后平定四方,但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是他在唐朝统一后居安思危,与朝中大臣们分析总结前朝灭亡的经验教训,积极推进制度的建设,建立稳定的治理体制,以确保文德治国的理念得以实现,从而使得唐朝蒸蒸日上,取得了唐朝的第一个盛世—“贞观之治”。
朝廷官员作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在国家运行的各个环节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唐太宗时期求贤若渴,广纳人才,但有着基本的用人底线,即“惟贤是举”。唐太宗认为只有品行高尚的人才配做官,因为“用一君子,则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则小人竞进矣”。从汉代开始,选拔官员的察举制中就有“孝廉”一科,可见对品行中廉洁的重视程度。东汉著名学者王逸在《楚辞·章句》中注释说:“不受曰廉,不污曰洁。”也就是说不接受他人馈赠的钱财礼物,不让自己清白的人品受到沾污,就是廉洁。廉洁对于官员、社会、国家举足轻重,而家庭正是孕育这项美德的暖床。
要廉洁,首先就应在日常家庭生活中养成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自古以来,人们就发现了“俭”与“廉”的关系,“惟俭可以助廉”、“俭以成廉,侈以成贪”等都说明了节俭可以帮助养成并保持廉洁的作风。唐太宗身为表率,在他的带领之下,史书称:“由是二十年间,风俗简朴,衣无锦绣,财帛富饶”。“静以修身,俭以养德”,唯有于此,才能让整个社会的奢靡之风得到遏制,让清正之气孕育而生。
然而,廉洁却时常遭受着各种利益思想的蚕食,有时它虽是道德标杆,却是孤家寡人的清廉,能像唐朝宰相卢怀慎那样,子承父志的还是少数。卢奂在广州做太守时,不为当地的奇珍异宝所动,能保持清廉节操,受到当时人的称赞。玄宗嘉其美政,为其写有赞词:“专城之重,分陕之雄,亦既利物,内存匪躬,斯为国宝,不坠家风。”只有将廉洁的美德融入家风之中,子孙世代相继,才能让它的影响不至昙花一现,而是源远流长。
廉洁并不是天生铸就的美德,不仅需要时刻自律,也需要外来的监督和鞭笞。唐太宗就遇到这样的问题,曾经严肃地询问杜如晦道:“比见吏部择人,惟取其言词刀笔,不悉其景行。数年之后,恶迹始彰,虽加刑戮,而百姓已受其弊。如何可获善人?”通过严格选拔上来的官员,几年后就被腐化了,如何长期保持其纯洁性是一个艰巨复杂的工作。魏征提出自己的见解:“知人之事,自古为难,故考绩黜陟,察其善恶”,即建立长期的监督考核制度。而在家庭中,不仅需要营造廉洁的氛围,更要对违反和背离廉洁的行为及时作出批评和惩罚,对于廉洁不利的苗头要及时遏制,谨小慎微。
家庭虽小,却能以小见大,其利害关系国家的兴衰。正是在家庭环境中培养出来的廉洁人才,才能在工作中刮起一道长效的清正之风。“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唐朝正是在这清风的吹拂下,铸就了一个国泰民安、太平盛世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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