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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以维新为名的大部分主张因之而与以洋务为名的主张交相汇融，被疆吏中的强有力者带入了政府，成为当道者用来照路的东西。比较两年多以前以维新取祸的康、梁一群人，此一时与彼一时的不同既可以观世变之亟，也可以见朝野之间人心的浮动。
一时声光炎炎的名流如张謇、汤寿潜、谭延闿、汤化龙、蒲殿俊等等，都官格齐备而不愿入仕途，宁肯以绅界领袖的面目造时势。而后，得新学之助的绅权便挟着一派咄咄逼人的盛气，与官界权力步步对抗，节节冲突。
读书人崇儒，帝王也崇儒，儒学涵化六合，重的是以文化别夷夏，满族君权既已自附于儒学，以遗民心结为源头的“种族大义”遂不容易在后起者的心里一代一代传下去。因此，乾嘉之学和乾嘉学人都不再追问明清之际的往事，并与遗民留下的精神日去日远。
历史文化里的族类之辨和东西洋学理中的民族主义汇通于 20 世纪初年的中国，使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节节内卷的社会矛盾得以附着聚合，在知识人的论说里激烈地归向排满一途。
族类之辨和民族主义同知识人的愤怒和血性相串结，从思想过程里推演出来的东西都是为了总括社会过程，把 20 世纪初年中国人的内绌外困一并归结到满汉之争。
论说容易持一面之理，而历史本以多面为真相。因此，一面之理援历史以为助，结果常常是论说之间的相互捉襟见肘。
章太炎学识植于古文经学，以考辨和实证为家法，不会不知道言而有据的道理。而一旦纵笔论时务，却往往好作任情咳唾，不肯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古训。
19 世纪中叶以来的六十多年里，中西交冲催发出民族意识，民族意识演化为民族主义。由于民族主义的源头在彼邦和彼族，所以民族主义的锋芒所指也在彼邦和彼族。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以此度量排满的人物和思潮，其批评大半都是从道德开始的。“希冀”、“私立”、“以攫重利”罗举的都是不纯不净，而抉发的则是伦理上的没有正当性与公信力。由此深入一层，便是用“公理”扼种族主义之吭。
排满的知识人曾把满人圈进“野蛮”之中，而代表了更“进化”的无政府主义一旦起来，又把反满意识圈到了“野蛮”里面。此可谓一种思想的跳踉遇到了另一种思想的跳踉。章太炎曾说：“世乱则文辞盛，学说衰；世治则学说盛，文辞衰。”149 以此对比清末最后十年的反满意识，则这一段思想历史里显然见不到学术。古人的思想和外来的思想都在鼓吹之中引入时论，又在鼓吹之中化作了一地碎散的文辞，当时和后来都没有办法串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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