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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此次南浔会战及薛岳未来的强劲对手，冈村宁次这位大名鼎鼎的日军战将是值得好好了解一番的，作为日军中也少见的战略、战术全才，冈村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进行了一场个人很不情愿的战争，也足以引为后人之鉴戒（跟山本五十六非常相像）。
冈村宁次于1884年5月15日出生在东京四谷区坂町一个没落的武士之家，由于这一家总共有8个孩子要抚养，其生活是相当拮据的；冈村的父亲死得早，幸好有贤惠的母亲勤俭持家，才令一家人的生活勉强得以维持。正是受贤惠的母亲的影响，冈村成人以后也总是对生活精打细算，乃至于每次给母亲寄钱时，都会一笔一笔认真地记录在日记中。
1890年3月，冈村进入坂町小学就读。据冈村早年的同窗回忆，小冈村是一个很聪明的孩子，有时很老实，有时又很乖巧，比较合群，擅长于交往；他的算术成绩一般，但语文和历史学得好，写的作文常常能得到老师的夸奖。冈村的父母对于孩子的成绩是满意的，特别是他那一直郁郁不得志的父亲，对儿子日后的荣华富贵抱有莫大的希望。
1897年，冈村小学毕业后，考入了当时著名的早稻田中学，这是一所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校，受西方传统的影响较深。由于这所学校收费较高，冈村在这里读了仅仅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冈村此次辍学，也不仅仅是由于家庭经济上的原因，主要还是他那思想保守、效忠皇国的父母希望儿子能走上一条出人头地的军旅之路，由此改变了冈村的一生轨迹。
靠着母亲的到处请托，冈村得以于1898年9月进入陆军幼年学校，为下一步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做好了铺垫。陆军幼年学校的收费其实也不低，但望子成龙心切的父母还是坚持了下去。
在东京幼年学校，冈村与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黑木亲庆等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经历过一年多的学习后，冈村顺利升入了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陆士”在日本的地位极为特殊，它的毕业生是日本建设近代代军队的骨干，在其斯达巴式的教育制度下，学生们被培养成了为天皇拿枪的奴隶和供其任意驱使的兽群。北洋军阀之一的孙传芳曾经就读于该校，他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道：“那简直不是人呆的地方，只有野狼才能够忍受。”【9】而最终培养出来的，也多半都是十足野性的军人了。
前文中已经述及，陆士第16期可谓人杰辈出，不过在当时陆士的教官们看来，最出色的学生是“三羽乌”（围棋术语，即“三杰”之意）冈村宁次、永田铁山和小畑敏四郎。前途远大、已经成为军务局长的永田由于命薄，于1935年被人刺杀；小畑虽做到陆军中将，但由于后来一直做闲差，乃至终生与大将无缘。
1904年，冈村从陆士毕业，时值日俄战争爆发，他作为陆军少尉，于11月被分配到麻布步兵第1联队担任补充部队小队副，正式成为一名帝国军官。由于初出茅庐，在一次战斗中，冈村由于惊慌失措导致所率士兵一死两伤；后来每每忆及此事，冈村都感到特别羞愧。
日俄战争结束后，冈村被调回陆士担任清国留学生队的中尉区队长（相对于班主任）。在冈村所带过的学生中，包括了阎锡山、孙传芳、何应钦、李烈钧、汤恩伯等后来中国政坛、军界的风云人物。在日本投降后，冈村之所以能够保全身家性命，固然是由于蒋介石看重其能力，但何应钦、汤恩伯等这些弟子对老师的“特殊照顾”也起了很大作用。
1910年12月，冈村被推荐进入当时日本军事教育体系中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陆大是专为培养参谋和将官的学府，因此每期都只招收几十名学员。1913年11月，冈村终以陆大第25期的总共55同学中名列第8的优秀成绩毕业。
至此，冈村完成了日本军事教育中的一系列程序，已为个人未来的步步升迁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步兵第1联队做了半年的中队长后，1914年8月，冈村被上司调到了日本陆军最高指挥机构——参谋本部工作。
冈村被分配到第四部的外国战史处工作，当时正值一战爆发，为了编纂日德战争作战史，1915年2月冈村等人被派赴青岛，这是他第一次踏上中国（内地）的土地。随后，冈村又被调去北京做了北洋政府顾问、陆军中将青木宣纯的助手和副官，在北京的顾问处，冈村一呆就是四年——这既增进了他对于中国的了解，也激发了他对华事业方面的野心。
冈村作文写得好，因此笔头子不错，自中国回国后，他在陆军省军事调查局新闻班干了两年，1921年6月，陆军省选派冈村等人前往欧美考察。对于冈村来说，这种难得的机会既是上司对自己才干的赏识，又意在向其暗示今后的前程远大。不过日本陆军主要的学习对象是作为“欧洲问题少年”的德国，因此陆军人士明显不如学习英美的海军人士通达世界大势。
10月，冈村到达德国，在莱茵河上游有名的温泉城市巴登巴登，昔日的“三羽乌”得以聚首。三人在此地进行了一场密谋，达成了一项“巴登巴登盟约”（后来他们又相继组织起宗旨、主张不同的“一夕会”和“樱会”，几乎将陆士15期到25期的人才都吸纳其中）。这项盟约后来被传得走了样儿，有鉴于此，冈村在战后的一次谈话中指出：
有一本《昭和军阀兴亡史》的书，提到了大正10年（1921年）我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在德国南部城市巴登巴登点燃了革命烽火。其实，这么说太夸张了。当时我们根本没有考虑到满洲等其他国家的事，只是讨论了日本陆军的革新问题。当时，我们的想法是很认真的。所说的革新，其包括的内容是：第一，当时陆军人事有派系，长州派垄断军队人事安排的做法必须打破；第二，因为日本陆军独立实施统帅权，而使军政、军民关系疏远，这一定要扭转。当时，我们3个人下定决心要改变日本军队这些不正常的东西。因为我们到欧洲后，看到了这些国家的军事状况，认为不这样干不行。那时我们3人都是少佐，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10】
从冈村的这份自供状中，可以看出两点：一是这个德川幕府武士的后代，对于自明治维新以来由元老山县有朋开始的长州派执掌军权的局面，积愤已久，要在军队中顺利晋升，只有坚定地团结起来。二是通过对欧洲的考察，已使冈村意识到以后的战争是需要全国总动员的，而要顺利实现德国名将鲁登道夫所倡导的“总体战”体制（动员全民力量参战，而不仅仅是军人），就要加强军队与政府、军队与国民的协调和团结，否则一旦合作不力，就容易消弱总体实力——而当时日军领导上层由于甲午、日俄等一系列胜利，已变得骄横不可一世，造成了政府、国民对军队的反感，因此冈村等人才下决心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冈村等人的确拥有非凡的预见力，可惜由于积重难返，扭转日本军政、军民关系的意愿没能很好地达成。至于侵略满洲（中国东北）的阴谋，那主要是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等人主导的。
1924年初，冈村再次踏上了中国的土地，任“上海驻在武官”。
不久孙传芳成为了东南五省的“联军总司令”（乱世发迹之容易可见一斑），他特聘冈村老师出任自己的兼职军事顾问。老孙这个人抠门得很，给冈村的工资很少，以至于令日子紧巴的冈村牢骚不已；老孙等人对冈村的防范也很严，要紧的中国地图总是不轻易让冈村碰——直到北伐战争时期，孙军失利，在败退时由于慌张失措，被冈村乘机盗取了一张华中中部地区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当时冈村在仓促间丢弃了所有行李，但却因此获得了参谋本部奖赏的的巨额秘密赏金，后来冈村的参谋长官宫崎周一指出：“武汉作战和中国大陆各次重要作战，多亏有这份五万分之一比例的地图”【11】——不过，由于这些地图是民国初年由一帮刚从日本归国的学测绘的毕业生所绘制，有些地方还不够准确（特别是距主要道路较远地区），因此也给日军的行动造成了一定误导，如襄东作战、万家岭作战等。
1927年8月，冈村接到了担任陆军第13师团第6联队联队长的任命，军衔也被提升为大佐。虽然在“济南惨案”时冈村也曾率兵到达中国，但没有赶上惨案的发生，只是给那帮参与杀人放火的兽兵发挥了撑腰壮胆的作用。
1932年的“一·二八事变”中，冈村有幸成为了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一·二八事变”中虽然日军没有占到多大便宜，但还是让他们积累了一些淞沪地区进行作战的经验，冈村是有个有心人，他后来有一次跟蒋百里闲谈，就提到说到太湖地区作战，非使用橡皮汽艇在河面机动攻击不可；后来到了“八·一三淞沪会战发生，日军已运用汽艇控制河沼地区，迂回到福吴国防线后面去了”。
由于冈村的出色表现，他在回国后受到了日本天皇及皇后的亲自召见。当年8月，冈村又调任关东军副参谋长，在此期间他给东北当地的抗日武装造成了巨大损失，充当了侵华急先锋的角色，甚至他还充当了未来731细菌部队负责人、杀人恶魔石井四郎的保护者和支持者——可见此人之老辣。
1937年初，冈村升任第2师团师团长，4月第2师团被调驻满洲（在日本人看来，满蒙地区不是中国，所以未来的中国派遣军也并不包括关东军），编入了关东军序列。
中日全面战争爆发后，为冈村大显身手提供了难得的机遇，1938年6月，他突然接到关东军司令部转来的东京急电，内称：“贵职调任第11军司令官，速往参谋本部报到。”老辣、稳健的冈村就这样被派到了对华作战第一线，从此出现在了中国广大抗战将士的视野中及噩梦里。
第11军是专为攻略武汉而组建的，担负着异常重要的战斗使命，而日军高层能够想到远在满洲的冈村宁次中将，足见其对冈村的赏识，毕竟他已在中国工作多年，比较熟悉情况。
冈村回到东京后，再次受到裕仁天皇、良子皇后的召见，并且还拜受了一条皇后亲自缝制的围巾，拜领了侍从长送下的赐金。在东京期间，很多人向冈村表示担忧，认为时值酷暑时节不宜进军，冈村本人也害怕中暑，但战争总是残酷的，日本要解决中国事变的心情也是急迫的。事实上，那些人的担心都是最现实的，但广大士兵的意志根本抵不上高层的一纸命令，野蛮国家的特色就是未达目的不择手段。
7月12日，冈村抵达上海，第二天便去南京向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报到，“大将态度诚恳，表示了信赖之意”【12】。
冈村因公赴中国大陆前后达十八次，还曾深入到中国内地许多地方做调查旅行。从洞晓地形、民情而言，冈村也不愧为真正的中国通；由于他的人品，他与中国很多要人的关系也相当亲昵，虽然冈村也怀有一些“侵华野心”，但是他一贯反对与中国的长期战争、反对汪精卫工作、反对太平洋战争，因为他太明白日本的那点可怜的家底、太清楚日本的大敌是苏联了。
“我虽有如此想法，但此后却始终在中国战线，并四次出任军司令官，这种与友为敌的命运，真使人啼笑皆非。”【13】冈村事后感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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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转引自《侵华恶魔——冈村宁次》，P19
【10】转引自《侵华恶魔——冈村宁次》，P38
【11】《冈村宁次回忆录》，P355
【12】《冈村宁次回忆录》，P336
【13】《冈村宁次回忆录》，P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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