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记录的是《千年悖论》第一章：无处收留——吴三桂
从“冲冠一怒为红颜”，到“反清陈兵长江南”。这一系列抉择不是简单的为一己之私，而是结合和社会伦理纲常的背景，和现实对人性的艰难考验。张老师在这一章中为我们诠释了一个完整的吴三桂的画像，揭示了社会伦理的刻薄和人性的无奈。
一、松锦之战
公元1642年，明崇祯十五年。松锦之战，明朝失去了锦州，宁远成了明朝的最后防线，吴三桂成了宁远的最高军事长官。
对于吴三桂个人，一边是千疮百孔的大明，一边是许给他更高官职的满洲异族，并且还有自己的三位赫赫有名的祖氏大将舅舅在帮助劝降，吴三桂在忠与反之间需要做出抉择。
吴三桂是在舅舅祖大寿的教导下学习武艺的，十八那年父亲在锦州外巡逻时被皇太极大军包围，他带领二十几名家丁杀入四万满洲大军中解救父亲，由此名闻天下。此后吴三桂高中武举，一路仕途坦荡，二十八岁任镇守一方的宁远总兵。在这过程中道德资源对个人的成就有着巨大推动，三十二岁时已被破格提拔为辽东提督。
这时吴三桂在道义原则和显示利益中选择了拒绝舅舅的建议，此举也很快被朝廷知晓，并进一步丰厚了他的道德资本。
大明朝此时正面临着遍地的灾害，四处蜂起的盗贼，几百年积累下所有的势能都冲向一个万劫不复的终点。这一切背后支撑社会的精神支柱已经腐烂了，整个社会的道德水准空前低落，人们的生命空间萎缩，社会陷入严重的道德危机中。
一方面朱氏家族透支着社会信用，另一方面道德价值在社会层面已经起不到约束作用，人们已经时世界上最现实主义了。由于没有一个切实可行的人格标准，父子君臣之间社会关系下深刻的不信任，满朝文武只知道自己的身价性命是真，其他都是假的。内部的互相消耗导致了不可挽回的局面。袁崇焕因满洲人并不高明的反间计被崇祯皇帝剐死、洪承畴的稳扎稳打的战略构想被质疑糜饷劳师，在朝廷一次次的催促下仓促出战全军覆没。
吴三桂在宁远之战后，接连听闻内地官军连连战败的消息，突然发现自己是站在冰山上。而此时的满洲社会虽然还没有标准化的伦理框架，但是行为方式更自然、更直接、更灵活，显得民族更朝气蓬勃，锐气十足。明朝名将祖氏三雄被皇太极招降，洪承畴也投降满洲。
在社会伦理道德方面看，洪承畴是不应该投降满洲的。洪承畴不同于办事迂腐天真但捞起钱来比谁都精明的朝廷官员，他外表文弱但眼神中透漏着通透沉静之气。他能把气势汹汹的农民军打的气焰顿消，把李自成打的只剩十八骑败走商洛。洪承畴初次出关，在接风宴上纵谈守战之势，分析名决，切中要害。松锦陷落后，人们都等着他殉国的消息，可是洪承畴却投降了。这个曾经威风凛凛又身败名裂的慈祥又威严的老头，曾为大明江山出过死力，也曾在生死之际多次拒绝满洲的利诱，最后一次在身家性命和儿孙前途前他做了另一种选择。这一次选择扼杀了自己的精神生命，以往所有的功绩、忠贞全部被泯灭，他在社会舆论的交响中被剥去一切尊严。
在社会的伦理纲常下，一个无辜者的生命价值和尊严，不能自己左右，而是受到所连属的社会的粗暴而蛮横的威胁。在严苛的伦理道德下，承受自然人性和社会伦理两方面的撕扯。王朝板荡之季，不做忠臣就要做贰臣，不成君子就要成小人。
二、弃忠尽孝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在西安建国改元，旋即渡河东征，一路势如破竹。这时明朝精锐已损失殆尽，吴三桂手下的三万关宁铁骑成了最后一张王牌。这时朝廷在商讨调吴三桂入关事宜。大明官僚系统最后一次展示了他的低效性。调兵之事一议再议，迁延了一个月。而李自成大军已经逼近畿辅，北京的陷落看来只是时间问题了，这个时候朝廷才下了最后的决心，诏封吴三桂为平西伯，命其入关勤王。然后吴三桂勤王之路本应两天内可达，但他走了八天。一方面李自成军队连战连捷，士气正旺，吴三桂也许能阻挡几日，却很难力挽狂澜与既倒。而天下大势似乎并无可为，去只是单纯的送死。另一方面他更不能按兵不动，按兵不动就成了国家和民族的罪人，等于是叛臣贼子。他只能选择最佳方案：拖延。在路上等着大明灭亡，等到明朝灭亡已成事实，效忠对象不复存在的时候，就有了道义上的行动自由。天地巨变终于彻底压碎了吴三桂身上的道德外壳，他选择了求生而不是殉道。现在他的前途剩下的只有家族的平安，个人的功利地位，还有陈圆圆。现在陈圆圆，他的家族，和大明皇帝疫情，都留在京城里，他没法救出皇帝，但是以他的三万铁骑，跟李自成换取自己的身家性命和陈圆圆还是没什么问题。
吴三桂在勤王路上缓缓行进时，农民军攻破了北京城。此时他距北京城尚有数百里，他忙撤兵，率大军奔回山海关。十日后，李自成的封侯檄书，四万两犒师银子，还有父亲的书信都到了。忠臣已经没有效忠对象了，孝子可以继续扮演下去。大势已去，天命难回，家国已亡，家族仍在。在命运的逼迫下，吴三桂把山海关交给大顺农民军，踏上了二次西进的征途。然而在永平以西的沙河驿却遇到了因大顺军“追赃助饷”而被掠夺，而从京城里逃出来形同乞丐的家人，又得知陈圆圆已经李自成驾下“权将军”刘忠敏的人了。一群流贼把吴三桂当成了玩物，他受到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侮辱。他调转马头，三万大军重扑山海关，守城的农民军被袭杀殆尽，来救援的白广恩部刚接近关城竟全军覆没。
三、冲冠一怒
当愤怒淹没了理智，而后又冷静下来后，他发现自己失去了国家，失去了家族，失去了最心爱的女人。冲冠一怒使吴三桂永远的背负了历史的重债，他也因此成了所谓了的民族罪人。而这愤怒的一刻袒露出的人性底色正是历史上一抹斑斓的色彩。如果不这样，吴三桂大概有两条路：一条使驱兵南下以卵击石，一条忍辱负重苟活于农民军中。
冷静下来的吴三桂选择了第三条，他已经不需要顾什么华夷之分，敌我之辩，想昔日不共戴天的死对头发出乞求。这封信里充斥着“大仁”“大义”字眼，这是一封投降信，但是这是一种信息的标准化包装，华夷通用。形式是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位，大家彼此心照不宣。多尔衮不会错过这天赐良机，立刻发兵向山海关奔去。
这时的山海关已经被李自成团团围住，六万大军之中还带了吴三桂的父亲，希望吴襄能够劝降，可是对吴三桂来说已经没有用了，李自成那里已经没有他的落脚的地方。看到吴三桂的回信，李自成也知道再费口舌也没什么意义了，于是发起了猛烈的攻势。
多尔衮到山海关下时这座关城已经岌岌可危，激战进行了一天一夜，有的地方已经攻上城墙。而多尔衮却不慌不忙的提出吴三桂得先剃发改服才能发兵。吴三桂没有想到这一招，可他没有犹豫几秒钟。他已经抛弃了国家，抛弃了父母，抛弃了名誉，还在乎这几根头发嘛。他似乎已经不再在乎什么了，不再坚持什么了。剃发的时候就意味着放弃了人格独立，彻底放弃了原来的价值体系，把自己变成异类。现在他心里已经毫无牵挂，反倒获得了解放。多尔衮终于出兵了，但迫使吴三桂做了他的前锋。
战场上吴三桂是无与伦比的，他向发疯了一样对李自成穷追不舍，在望都和真定之间打的李自成扔掉所有辎重狼狈逃走。陈圆圆也终于回到自己手中。接下来他的马蹄从关外一直践踏到云南，为了大清舍生忘死，这一系列战役充分反映了吴三桂作为一个军人的杰出素质，他的 判断力、决断力、意志品质的坚定性、持久性，战略战术上的创造性，在此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只是作为一名叛臣想将，他在满洲人面前总有点伸不直腰，抬不起头。似乎只有豁出性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忠勇，才能赢得信任，才能在清朝权贵中站稳脚跟。
四、封藩
顺治十七年，他被封藩云南，位享人臣之极。
吴三桂是追着永历的足迹来到云南的。明朝虽亡，但朱氏子孙一直没有放弃恢复大明王朝的努力。南明政权也没有改变窝里斗的毛病，最后永历帝逃往到荒蛮炎热的缅甸。满洲人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可吴三桂却有着不同的想法，他认为只有擒杀永历，才能彻底证明自己的忠心不二。于是上书要求入缅扫灭南明残余。顺治帝认为没有必要，南明窜入荒夷，不可能东山再起。可吴三桂反复恳求，最终说服顺治皇帝动心。吴三桂入缅的征程势如破竹，这时收到了一封永历皇帝的亲笔信。信中字字大义凛然，句句鞭辟入里，这封信翻起他压制在心里底层却总是余烬未息的深深的负罪感，触动他封存已久的良知。“将军犹是世禄之裔，即不为仆怜，独不念先帝乎？即不念先帝，独不念二祖列宗乎？即不念二祖列宗，独不念己之祖父乎？”“但思高皇帝栉风沐雨之天下，犹不能贻留片地，，以为将军建功之所。将军既取我室，又欲取我子，读《鸱枭》之章，能不恻然于心乎？“字字句句，提醒着吴三桂生存状况的荒谬无依，提示着吴三桂的精神生命已经被普遍价值放逐于荒蛮，提示着吴三桂灵魂在旷野中的无遮无避。然而文字是苍白无力的，这封信让吴三桂不舒服一阵后，大军继续前进。
清军大军压境，缅军不得不交出永历。在接到信的第二天，吴三桂带着几名护卫走向永历的住所。吴三桂见到永历后，恍惚之中，他已经跪在面前，机械的应了永历的几句话，退下时竟站不起身来，只好由士兵搀扶出去。永历希望见到十二陵再死，四个月后吴三桂也没有把他押回北京，而是在昆明城外缢杀了。
吴三桂不想再叛变了，云南这地方四季如春，天空一尘不染。“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吴三桂现在所得到的，已经超过了他最奢侈的想望。在昆明他次第修起了三座宫殿，玩过奢侈玩过高雅。虽然嬉戏无度日日笙歌，可在世人眼中他却仍是位贤明仁义的王爷。文武官员拜谒王府，府中必于规制之外，备饭款待。上下官员，逢年过节也能得到王爷丰厚的馈赠。旧友有求，也必定尽心帮助。上上下下都知道王爷仁义诚厚，吴三桂在朝在野都混的明白，混的精神，到处收获的都是毕恭毕敬和衷心服从。
可是，遥远的北京射过来的，神秘莫测的目光。还是让他时刻不安。毕竟他是个叛臣啊！他开始信佛了，在云南遍地的佛寺大量的布施，在府内设置了多座禅堂，又在凤鸣山上以前无古人的手笔用纯铜了一座佛寺。
五、削藩再叛
满洲人对吴三桂失去信任应该早从他亲身入缅，擒杀永历的那时起。顺治帝可以理解吴三桂在命运压迫下的屈辱投靠，也可以用混合着欣赏于蔑视的眼光看着他拼尽心力在大江南北为他卖命。但是当吴三桂为了进一步讨好他而再一次扑向故主时有些不寒而栗。一个没有道德原则的人，可以为功，也可以为祸。
当吴三桂从缅甸回来，马不停蹄的投入镇压云南当地的叛乱之时，1661年，康熙皇帝即位了。康熙皇帝是从和平环境中长大的，他接受的是正规而且系统的汉文化教育，也终于弄明白了儒臣所说的天理人欲和世道人心的关系。出于内心的道德信条，他不能对吴三桂当初的投奔抱理解的态度，对于吴三桂为大清天下立的汗马功劳也不存欣赏之意。对于这位王爷买主求荣，更是无法接受。而吴三桂为了久镇云南，经常谎报夸大军情，以保证朝廷供给他每年高额的军费。对于这个位高权重的汉人王爷，康熙皇帝心底只有鄙薄、厌恶，还有些深深的猜疑和不安。
亲政不久康熙皇帝就立下了整治三藩的决心。为了帝国长治久安，必须得用伦理道纲常来整合人心，而任用叛臣实在是不可接受。并且手握重兵的人对帝国来说是最大的危险因素。为了大清万无一失，必须解决这个人，而要解决这个人必须要解除兵权，要解除兵权，就要撤藩。
对于吴三桂来说，苦心经营准备留给子孙的云南，是他为满洲人打下了大半个中国的报酬。对此，吴三桂和顺治帝有着某种心照不宣的默契。这么多年在军政上层结交了很多朋友，也不可避免的树了很多敌手。一旦失去军权，身家性命都可能不保。
但是面对年轻气盛的康熙皇帝一步步杀机毕现的举动，他似乎有一次别无选择。吴三桂没想到爱新觉罗家族这么快就过河拆桥。可是他不想在叛变了，毕竟已经六十多岁了，也没有了冲冠一怒为红颜的锐气。明明大势已去，一向头脑清醒他还在幻想皇上能够收回成命。
康熙十二年岁末，宣诏的使臣又一次到了府中，平日温文尔雅的王爷失去了自制，指着钦差的鼻子吼道：“吾挈天下以与人，只此云南是吾血挣。今入贪污小奴，不容我住耶？“
起兵不可避免了。吴三桂手下都是百战之兵，能征惯战，一路克捷。到了长江边开始按兵不动了。他想通过这个举动，向朝廷表明他并不是想真的反叛，他只是想保住自己的那份利益，还认为大军一路摧枯拉朽足以吓到未经世事的小皇帝。还派人给朝廷送去奏章请和。
康熙比吴三桂想象的坚强许多，吴三桂按兵不动之时他正紧张地调动部队，动员全国的力量。当他初步站稳脚跟，调整好整个国家的姿态应对危机后，他对吴三桂做出了回答：将吴三桂留京长子吴应熊，长孙吴世霖处死，其余子孙免死入官为奴。至此吴三桂的梦想才彻底破灭，只好子啊此发动攻势，可惜时机已失，清军已经做好了充分准备，吴军举步维艰。
起兵五年后吴三桂在绝境中痛苦死去。三年后叛军全部肃清，吴三桂子孙后代被彻底杀光，包括襁褓中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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