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1986年讲了这么一段话:“历史文化传统给了我们启发,现实状况给了我们启发,半个多世纪的田野考古工作给了我们启发:中华文化,中华民族,中国国家,原有自己的特色,自成一系。”
(一)中华文明来自西方说
有个别学者提出,四川境内的“‘三星堆’文明绝非内生,它属于外来文明,其来源是‘西方”’,“‘三星堆’古国是古代中东地区闪米特人建立的政权,‘三星堆’文明实质上更是闪米特文化的遗泽”。意思是中华文明是在数千年前从遥远的西方传过来的。
这种对中华文明起源的假说并非新鲜物,它只不过是中华文明“西来说”的一个新版本。有学者认为,中华5000年文明缺乏有力的考古方面的证据。虽然在我国最早的文献记录《尚书·虞夏书》中记载了尧、舜、禹相继为帝的情况,但是经后代学者考证,《虞夏书》中尧典、《臯陶谟》和《禹贡》并不是当时人们遗留下来的,而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即使是比较可信的《尚书·盘庚》至少也经过了周人的改动——所以尧、舜、禹及以前的黄帝时代,都只能算是古史传说时代。
从19世纪末开始一直到20世纪40 年代,西方学者提出了各种版本的中华文明“西来说”,包括中华文明起源于“埃及说”、“巴比伦说”、“印度说”和“中亚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是20 世纪20 年代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提出的“仰韶文化西来说”。在1923 年发表的《中华远古之文化》一文中,安特生提出,从中亚开始,彩陶的成品年代逐渐接近当代,说明中国陶器的制作技术是从中亚传入的,因此中国文化亦有可能是从中亚传入的。
安特生的观点在当时的学术界曾经非常流行。但是随着中外考古学家对中国史前文化研究的深入,尤其是年代学方面的革命性发现,“仰韶文化西来说”基本被推翻,有关中国文化起源的认识已经远远比20 年代更清楚更进步了。
安特生在 1943 年出版的《中国史前史研究》一书中,承认晚于仰韶的马厂期的彩陶与安诺和特里波列的彩陶相近,在河南及甘肃仰韶时代,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有另外的种族参加了陶器的制作,精美的彩陶以及其他陶器说明,在仰韶初期中国人就是陶器的主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所长王震中研究员认为,中华文明是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文明都与其他文明相互交流和融合,中华文明吸收了众多外来文化的因素,外来文明也吸收优秀的中华文化,但是外来文化从没有改变中华文明的本土特色。随着考古发掘,考古工作者在中华大地上发现了距今170 万年的自元谋人开始的各个时期的人类化石,也有大量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考古发现。各地文化成序列发展,自生因素一目了然,如果再要说中华文明是外来文明是毫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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