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过一百年

Moonshine 月光酒（美国）

走过一百年。我们前行，从1918走到2021，又将走过2021。我们回头，看到了1918至1920年间的流感大流行。一百年前的流感历程，几近忘却。我们的几次回首，几乎都在走入新的千年。2002-2003年的SARS，让我们惊呼公共卫生防线崩溃。惊回首，各路媒体正慨叹1918年的大流感似在眼前，那毒株却转瞬销声匿迹。转眼走过七年，2009-2010年的甲型H1N1大流感，让人们再次想到1918年，那一年的世界性流感大流行正是后来被确认的甲型H1N1流感病毒引发的。1918年哪，平时想不起，疫时又忘不掉的那场世纪大流感，让人难以走出的如鬼魅的时疫阴影。当2009年的甲型H1N1大流感演变成季节性常规流感时，我们似乎松了一口气。专家学者们终于看清了流感病毒包括冠状病毒的模样，明白了病毒的致病原理。我们以为认识了病毒的致病机制，就可以战而胜之了。

然而，我们错了。相隔刚好十年，2019年的新冠病毒（COVID-19）再次让我们措手不及，我们甚至好久都不知道该如何称呼偷偷袭来的新病毒。专家学者们可以在论文里，在视频里，在纸面上，把病毒描绘得活灵活现，把病毒的复制传播方式讲得头头是道。俨然一副可以将病毒手到擒来的架势，俨然一副可以置未复制之前的病毒于死地的模样。但是，在公共卫生防疫领域内，时至今日，仍然没有人真的明白，或者不敢说明白大批患者是如何被传染上新冠病毒的。空气传播？接触传播？单体病毒？气溶胶？飞沫？对这一切，专家们（包括那些做过各种对比实验和统计的人）并不比大众更有把握。

于是乎，流言满天飞，虚假信息遍及网络，无一不打着专家学者的旗号，散播蛊惑人心的传闻。于是乎，在貌似科学的专业的流言蜚语中，民间继续复制着1918年大流感时期的各式土方法或“科学”方法。我们可以先看看一百年前那场俗称“西班牙流感”的大流行中（加拿大有5.5万人死于此次流感），加拿大媒体记述的种种对付流感的方法。

许多社区命令关闭公共场所，例如商店和酒吧、剧院、电影院、舞厅、保龄球馆、拍卖行和教堂，学校也关闭了。

《多伦多环球报》于1918年10月报道了玛格丽特·帕特森（Margaret Patterson）博士在安大略省的立法机关作长篇在家照顾病人的演讲，其中包括病人应与家人隔离，多晒太阳，多呼吸新鲜空气，饭菜要清淡，还有用皱纹厕纸碎屑放入纸袋点燃，熏鼻子。有专家建议在打喷嚏或咳嗽时遮住嘴巴，用盐水漱口，并避免人群。

艾伯塔省要求民众室外戴口罩，但因疫情持续蔓延，政府的要求反成了大众笑料。在里贾纳，在公共场合咳嗽、打喷嚏和随地吐痰甚至可能受到处罚。

医生建议以碱式碳酸氢钠，柠檬酸钾或石灰水和牛奶的形式使用碱性药物。中度剂量的海洛因用于咳嗽和失眠。绝望的加拿大人诉诸樟脑，甚至是泻药。酒精被认为是一种缓解疼痛的方法，但因为受到管制，人们只能购买掺有酒精或麻醉剂的专利药品。

在美国，有医生建议用月光酒（Moonshine，一种高酒精度走私酒，为避免被发现所以蒸馏通常在夜间进行，所以美国也用“月光”一词来指代私酒）与蜂蜜或糖混合，给生病的人喝。还有其他几种民间偏方，比如大蒜膏，用甘草（Sweet grass）熏，用煤油混合糖润喉止咳，用颠茄和乌头止咳、降温和镇痛。有些医生也用威士忌擦身，以帮助病人咳出痰，顺畅呼吸。有民众用煮沸和过滤的樱桃树皮制成的止咳糖浆给病人服用。另一种是用猪油、煤油、樟脑和其他成分制成软膏，加热后涂在胸部镇咳止喘。也有民众用檫树根（sassafras roots）、商陆叶（pokeweed leaves）和 榆树皮（elm tree bark）煮茶喝，据当事人回忆，还很管用。

那时的加拿大，流行着一种牛肉提取物饮料（Bovril），说是喝了该饮料，就可以增强身体的抵抗力，可以预防流感。

走过一百年，走到今天，我们在媒体上看到的对付新冠病毒方法有哪些呢？

有官方推荐的方法，即勤洗手、戴口罩、正确的打喷嚏姿势（似曾相识）。还有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公开推销过的抗疟疾药羟氯喹，特朗普还曾暗示可以注射消毒剂来防治新冠病毒。日本大阪府知事则声称含有聚维酮碘（povidone-iodine）的漱口水可有效防治新冠病毒。还有医生建议使用兽医药伊维菌素。在民间，网络上盛传的方法包括，大量补充维生素C、多吃大蒜、吃咖喱、吃辣椒、喝高度白酒、盐水、茶水和醋、涂万金油、涂抹芝麻油、闻洋葱、用生理盐水清洗鼻子等等，还有用热吹风吹脸，洗热水澡杀病毒等，可谓花样翻新。而在中国，某些中药受到热捧，如板蓝根、双黄连口服液、藿香正气液等都成了抢手货。乳铁蛋白等取代百年前流行的Bovril（一种牛肉提取物饮料），成了增强体质抵御新冠病毒的新宠儿。

在病毒面前，人类这一百年的历程好像转了个大圈，一个大螺旋回环。向下边百年前的轨迹看去，我们今天对付新型病毒的种种手段除了更多的炫目花样，没有一样比那时更有效。一百多年来各国培养的专家医生，在应对新型病毒方面，并不比百年前的医生专家更高明，而一百多年前西欧列强相互争夺资源的自私自利的恶习却依然不变。不说包括加拿大在内的欧美各国争先恐后地大量预购囤积疫苗，单说英国这个现代医学及文明的发源地之一，这个处处似乎唯科学医学专家之令是从的政府，在听了地产商出身的政客特朗普推荐了抗疟药羟氯喹可以防治新冠之后，立即慌忙在世界范围内大肆搜刮连本国医学专家都还莫名其妙的抗疟药羟氯喹，深恐此药日后有可能成为他国民众的新冠病毒救急药品。据报，其从去年6月份到今年1月份预订了超过3300万片羟氯喹，其国民几乎每两个人就可以分得一片。这就是现代文明的进步，这就是现代医学的进步，这就是我们这一代政府的进步？

现代国家，政府的政策多是基于国民需求及接受程度制定的。像中国政府那样对疫情采取零容忍对策，说到底，是基于民意而做出的决定，所以才能得到绝大多数民众的积极配合。即使没有专家发声，民众也会自觉地出门戴口罩，自发阻挡来自疫区的人，自发的监视可疑患者等等，所以，政府政策出台顺利，且得到贯彻执行。

西方国家政府所采取的对策，也是基于民意的结果。不说西方政府明知疫情已现，却自恃医疗体系、设备及制度先进，在意识及措施上毫无准备，坐失良机。单说在近年兴起的政治正确指导下，在个人自由过度泛滥的状态下，西方政客在保证自己的选票不会过度流失及保证有效防控新冠疫情之间左右为难，投鼠忌器，往往只能坐看风云突变，束手无策，只能亡羊补牢，且时补时不补，尽显公共卫生部门的无力与无奈。

自100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爆发以来，西方专家们就一直怀疑口罩的作用。哪怕口罩生产商通过各种测试，标出符合国家相关过滤标准，哪怕医生护士们在没有口罩时拒绝工作，专家们依然否认口罩的作用。有时真怀疑，像N95口罩的过滤标准和性能是不是没有经过那些公共卫生或防疫专家们的认可和批准，才令他们如此感到不爽。甚至怀疑，美国制定的N系列口罩的分级标准（NIOSH属世界性指导标准）、HEPA级（MERV 17及以上）空气净化器及MERV值是不是都是用来欺骗本国老百姓，蒙骗其他国家的？否则，何以卫生防疫专家们都不认可？

而西方民众又偏偏过分依赖专家，过分信任专家，专家们（非口罩设计生产测试专家）说口罩对过滤病毒无效，民众便对口罩的作用持怀疑，甚至抗拒态度。即使政府后来改变态度，要求民众在公共场合戴口罩，依然有大量民众视若罔闻，致使政府政策较难出台，更难得到贯彻执行。恐怕也是有鉴于专家的名声及政府的无奈，很多西方政府在疫情初期，就打着专家旗号，搬出科学的预测模型，做出极高的感染率及死亡率预测，甚至罔顾平日里口口声声的宝贵生命，提出以牺牲部分人群为代价，来换取“群体免疫”。就这，仰仗专家及模型的背书，西方民众甘心接受。假如实际上没有预测那么高的传染率或死亡率，那岂不就是政府的抗疫功劳？所谓“唯上知与下愚不移”，让子民相信学者专家是愚弄民众最好的工具。古代如此，现代亦然。

新冠疫情的爆发显示，面对新型病毒，专家学者也无所适从，来自各个方面的研究与报道，提供的信息十分混乱，给各国政府的有效指导微乎其微。身在加拿大的我们，已深有体会。只要看看各国如何控制弱势人群，尤其老年人聚集的养老院及病院的新冠感染率，就可以知道专家们的作用。百年前，加拿大为因应大流感而仓促建立的联邦卫生部门，并没有在百年后的今天起到人们期待的有效的疫情防控指导及协调作用。辛苦疲惫及遭受最大伤害的往往是奋战在前线的医务工作人员，百年前如此，今天亦然。

认可常识的民众，在对政府失望之时，自然认为只要遵循最基本的常识，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护自己，那就是少出门，少接触外人，戴口罩，保持距离，勤洗手，打疫苗。早在联邦政府做出防疫指导之前，甚至明确否认口罩作用之时，华人群体就已经不顾来自周遭的歧视而采取防疫行动了。

在这场即将跨越三个年头的新冠疫情中，我们看到，百年前的世界性大流感并没有为今天的新冠疫情提供更多的有效参考，人类似乎并没有学会如何应对新型病毒的突然入侵，政府及其御用专家依然表现得慌乱无措。面对疫情的突然爆发，人类最原始的自卫本能远远优越于从专家学者及其编著的书本中学到的知识，或得到的指导；民众（不论中国还是世界各地）由此采取的个体防疫行动也远远迅捷于专家学者及政府的反应及指引。

反观对口罩的排斥，对疫苗的排斥，强调个人自由等等，无一不受宗教原教旨及意识形态的支配，背离人的本能及常识的引导，违背科学精神。在意识形态的控制下，很多人把自己的个人自由凌驾于他人健康甚至生命之上。他们或以宗教面目出现，或打着现代科学（伪科学）的旗号，或以当代智能科技威胁人类为借口，处处对抗防疫措施，严重阻碍，甚至干扰人们凭本能或政府指引采取的防疫抗疫措施。

走了一百多年，新冠病毒亦已肆虐了三个年头。奥密克戎（Omicron）变异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走出疫情的曙光。大量的统计结果及报道，让人们看到了变异病毒表现的病毒毒性伴随传染率的上升而下降的特点，令人们期待的与病毒共存的可能性提高。当然，病毒的这一特性并非今天才知道的。70年前发生在澳洲的用来消灭兔子的粘液瘤病毒，其毒性就显示了随着兔子免疫力的增强而快速下降，最后形成与兔共舞的生态新局面。10年前的甲型H1N1大流感，最终也演化为季节性区域性流行病，人与病毒共存已有前车之鉴。这些典型的教科书式的病毒变异案例已教会普通民众对病毒变异特性的认识，一旦新冠病毒的变异出现类似现象，即病毒为适应人间生存而提高传染率，降低毒性或致死率，就必然会在传播传染过程中表现出来。

走过一百年，也许真正的进步在民间。尽管网络传媒的泛滥让愚昧的民众更加愚昧，但是，遍及网络的日新月异的信息与知识也让知性的民众更加知性。面对新冠病毒这类新型高度传染性疫情，我们已经看到，仅仅凭借我们已有的知识与经验远远不够，平民百姓依然需要借助古老的生存本能和手段，需要遵循生活常识去阻断病毒的快速传播，以便给专家学者及政府足够的时间去认识新病毒新变种，并配合政府做出有效的防疫措施，耐心等待有效疫苗的出世。除此之外，疫情防控若失去知性民众的配合，任由一些人自私自利的泛滥，破坏公共卫生秩序，将导致更多无辜生命的丧失，令走出疫情的生命代价更加沉重。果真如此，便是专家学者与现代公共卫生防疫的失败，便是政府管理的失效，甚至失职。因为对比起来，现代政府，尤其西方政府，可以十分成功地煽动国民仇视某一国家，甚至能够成功引导国民支持政府对他国开战。说明一个政府若真想做事，并想着把事做成，就一定能够做成。在公共卫生防疫上做不成，便只能说明这个政府并未认真想做成。

一百年就这样走过来。疫情中，看着生命的消陨，数着走失的同伴，似乎走得有些不值。不值，也走过了。如果信命，就说，走了的生命总是该走的。如果不信命，就说，不该走的生命就那么走了，令人惋惜。倘若走到下个百年，再来个新型病毒大流行，人们是信命呢，还是信科学？是信政府呢，还是信本能？信常识？会不会再有哪个特别声称爱惜生命与科学，又特别声称依靠专家学者的政府只因一个地产商的一句话，再去抢购并囤积连医学专家都莫名其妙的药物呢？

（2021年12月25日星期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