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做人表面可以示弱低姿态，但内心要强大，头脑要清醒。
得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这样我们才能不被成败强弱的社会评价拿捏。
坚定信念，往生活的更深处走。
鲁迅的人生哲学
我原想硬刚一下，但放弃了｜怂人鲁迅
如果说，要问谁是中国文坛第一硬汉，鲁迅会是大多数人脱口而出的名字。鲁迅首先有一张不买账的脸，怒发冲冠，横眉冷对，看起来态度非常强硬。他的杂文写作大部分都在和论涤敌硬刚，他临死前的一句话是：我一个都不宽恕。
伟大领袖对他的盖棺定论是，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这一切给人的感觉是大环境再不好，鲁迅也能支棱起来，所以在这个普遍幕墙的社会，鲁迅成为被引用频率最高的中国作家。但这是鲁迅的A面，B面的鲁迅该认怂的时候认怂，该示弱的时候示弱。
有句老话说是：智者示弱，愚者逞强。鲁迅早期受进化论的影响很大，他明白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是适者生存，而不是强者生存，所以接下来我们讲第一部分：人得要生存。
鲁迅的人生信条就是人得要生存。这是批评家李长之在专著《鲁迅批判》里，对鲁迅思想的总结。这本书，鲁迅生前审阅过，算是默认了。他对那些眼巴巴望着他的年轻人有一个忠告：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有什么妨碍生存了，那不妨后退一步。年轻的鲁迅就是这样做的。晚期在上海，有好几个月，他给日本学生增田涉，逐字讲解《中国小说史略》。课间休息聊闲话，鲁迅还自曝过一个早年的黑料。
这个黑料可以概括为：我原想当一个现代荆轲，但放弃了。在日本留学的时候，鲁迅那会儿是一个热血革命青年，去听章太炎讲课。看中的不是张老师的学问，而是一个有学问的革命家的身份，这种革命热情呢，让鲁迅最终在1905年前后加入了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
有一次，组织给他安排了一个暗杀任务，他说没问题，但是临行前他又跑来问领导：假如我死了，我母亲怎么办？领导一听这话，小伙子革命意念不够坚定啊！算了算了，你别去了。
这个事儿呢，在鲁迅的喷子眼里，是鲁迅临阵退缩的铁证，而在鲁迅干什么都正确的铁粉眼里，又是鲁迅是个大孝子的好材料。但是在鲁迅自己这里，他从此认识到自己干不了革命，后来走上文坛，与革命难解难分。鲁迅尽管被认为是革命导师，但他一有机会就去声明，自己不是什么革命家和战士。
1925年3月，女师大闹风潮，学生领袖徐广平写信给鲁迅，希望他出头，领导学生革命一下。鲁迅在回信里一再退缩，说自己无权无勇，只能写写文章。
他说，干领导要有两个能力，自己都没有。一个是要勇猛，但是他自己看事情太仔细，仔细就有疑虑，不能勇往直前。当时几乎对当年街道暗杀任务之后，内心活动的自我剖析。
第二个是要不惜用牺牲。但是他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让别人做牺牲。他坦言，这些看法都是革命前种种事情刺激的结果。
鲁迅的自我要求是：
第一，自己活着，能永远做指导。因为没有指导和命便不成功了。
我们回到暗杀这个故事，鲁迅假如真的去执行的话，他的下场极有可能就是光复会首领徐锡麟刺杀安徽巡抚恩铭的下场——鲁迅在文章里描述过，徐锡麟是被挖了心，给恩铭的亲兵炒食净尽。
就在徐锡麟事件发生后不久，又传来剑湖女侠秋瑾在家乡绍兴被清廷处决的消息。说起来，鲁迅和同乡秋瑾也有一个“过节”。这个过节有一个标题党概括：秋瑾宣判鲁迅“死刑”。
在鲁迅到日本两年后，秋瑾也来日本留学，积极投身革命活动。他们应该是在光复会这个小圈子里认识的。1905年11月，日本方面出台了一个政策，简称叫《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
日文里取缔是监督的意思，这个政策背后和清帝国驻日公使馆有关，目的是加强对留学生的管理。限制他们的革命活动。政策一共有15条，学生入学，转学，退学都需要征得清国公使馆的同意才行。
这样一来，中国留学生炸开了锅。分成两派，相持不下。一个是激进派，主张留学生集体回国。秋瑾，胡瑛是代表。另一个是维持派，主张还是要以学业为重，不应回国。汪精卫，胡汉民是代表。鲁迅和许寿裳也站在了这一边。
据说，激进派还组织了一个叫纠察队，带着棍棒，见到中国留学生，就问你回不回国。要是不回，当场一顿暴打。争论在一个月后，留学生陈天华跳海自杀事件中，迎来了高潮。在陈天华追悼大会上，秋瑾上台，慷慨陈词，宣判反对集体回国的人死刑。显然，这些人里包含鲁迅。
虽然秋瑾没有点名，但是为了制造戏剧冲突呢，后来就传成了秋瑾宣判鲁迅死刑。更戏剧的说法来自周作人。他说，鲁迅对他讲过被宣判死刑后，鲁迅还将一把小刀抛在桌子上，以示威吓。又是宣判死刑，又是拔刀相向，看来秋瑾就对鲁迅恨之入骨了。
其实完整剧情是，在秋瑾退学回国的送行会上。她说：有人回到祖国，投降满虏，卖友求荣，欺压汉人，吃我一刀。
对这一刀，也不是冲鲁迅的，但经过这些斩头去尾的材料加工，就能刻画出一个怂人鲁迅的形象来。
你看，面对刺杀行动，徐锡麟义无反顾，鲁迅却犹犹豫豫，瞻前顾后。面对日本和清廷对留学生的联合欺压，陈天华跳海，秋瑾英勇就义，鲁迅却明哲保身。
从革命青年变成文学青年，在日本待到待不下去，这才回国。事情的过程可能存在演绎，但结果总归是事实。对吧?鲁迅是一个说最硬的话，做最软弱的事情的两面派吗？
不是的，应该说鲁迅是看到了事情的两面性，乃至多面性，比如说日本政府颁布的《取缔规则》。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是一面，另一面是他还有限制日本乱开野鸡大学，贩卖文凭等条款。从这一面来说，这反而是对中国留学生的保护。
鲁迅的好友范爱农，在日本就是上的一个叫物理学校的野鸡大学，升级毕业困难不说，结业证上也没有大学等字样，回到国内，学历人家不认，工作难找，日子过的也很潦倒。
再有啊，虽然身在光复会，但对刺杀和军事暴动等行动，鲁迅其实并不完全认可。一方面他看到不少所谓的革命者对革命的态度很游戏化，不严肃，为此送命，他觉得很不值。
另一方面他主张韧性地战斗，就像他对年轻人的反复规劝：有不平，但不悲观。要抗战，更要自卫，不要轻易牺牲自己，要打壕堑战。这样还能多留下几个战士，多取得一点成绩。
但不管怎么说，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仍仁人志士的死，在鲁迅的心中萦绕不去。让他有了幸存者的内疚感，由此催生了文学战士鲁迅。另外，有人说鲁迅的文学是救赎的文学，日本学者竹内好有一个精辟的总结：他（鲁迅）的没能复仇，是因为胆怯吗？不是的，因为他不想只图一时之快，而是决心终身付出痛苦代价，即想当一个文学者。
鲁迅后来常在文章里提及他们，或者在小说中投进他们的影子。念及这几个朋友，他感到自己依然无力，比如他写了以秋瑾为形原型的小说《药》，也在自传性散文集《朝花夕拾》中，写下名篇《范爱农》。
范爱农是徐锡麟的学生，跟着老师到了日本。刚回国，鲁迅和范爱农都在绍兴，两人很投缘，一度来往很平凡，直到鲁迅去北京上班，后来听说范爱农是酒后落水身亡，鲁迅一直耿耿于怀，认为他其实是自杀。
他懂这位老友内心深处的忧愤，但我们发现对他的死鲁迅感到可惜和悲痛，但并无赞颂。就拿《药》里的革命者夏瑜来说，他为民众牺牲，然而吃着他的人血馒头的愚昧民众，却一点不知道他的牺牲的价值，这样的革命注定是失败的。
总的来说，鲁迅对革命是怀疑的，今天的革命者成为明天的压迫者，他在辛亥革命后的家乡绍兴见过，也在国民革命的策源地广州见过，接连的革命失败让鲁迅认识到，最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不管革命带来的是专制还是共和，不过是一块招牌。涂一道新漆，里面的货色还是照旧。
这个工作和革命一样紧迫，但他需要少一点摧枯拉朽的革命激情，多一点循序渐进的革命耐心，为此当个庸众眼中的怂人也不是不行。
1909年，鲁迅一回国，就在上海买了条假辫子戴上。这和当初一到日本，冒着被中断官费的风险，也要把辫子剪掉的青年鲁迅，形成了一个鲜明对照。
前面课程我们说过，鲁迅是因为经济问题才被迫离开日本，所以他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顺利找个班上，不能让一条辫子拖后腿，对吧？
讽刺的是，等到回到家，有一个本家，得知他戴了一条假辫子，还准备去告官，后来怕革命真的会成功，这样才作罢。而在绍兴师范学校，当校长时期，一腔革命热情的学生也来问他辫子的事。鲁迅的回答是：不行。
学生又问：是有辫子好呢？还是没有辫子好？
鲁迅说，没有辫子好，但最好不要剪。
学生被校长的含含糊糊的态度弄糊涂了，有点失望，最后还是没听劝。后果是，这边剪下六条辫子，那边学校就开除了这六位学生，但他还是接受当挂名发起人，支持学生办报，对政府搞舆论监督。
不过，学生没分寸，都督的亲戚，同乡，姨太太……这样骂了十几天，王金发，王都督怒了，说，你们这些人，讹诈了我的钱，反过来骂我，扬言要派人用手枪，把他们一个个打死。
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王金发本不想多计较，打算息事宁人，给报社送了一笔钱，报社内部开会讨论两个问题：
钱要不要收？人要不要骂？
结论是：有钱不要王八蛋！
收了还骂不骂？
结论是：骂的就是这个王八蛋。
鲁迅这个挂名发起人，马上要被挂上城楼示众。鲁迅母亲听说儿子要被人枪毙，急了，说你死了，我怎么办？叮嘱他不要再出去了。
接管光复后的绍兴的，是从革命者变成山大王的王金发。眼前又是一群把革命当儿戏的年轻人，绍兴呢，是不能久待了。
1902年，鲁迅得到一个离开的机会，短暂停留南京后，他又去了北京，一直呆到1926年，他的热情并没有因为绍兴的见闻而冷却。
如果说刚从日本回国的鲁迅，首先考虑的是生存和温饱问题，那么在北京，这个政治和文化中心站住脚跟后，他开始谋求个人的发展了。
在北京，他全力实践，对青年的寄语，只是向上走，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有一份热，发一份光。
由此，我们熟悉的文学鲁迅和革命鲁迅，从绍兴的三尺讲台，走上了新文化的舞台。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部分：生存不是苟活。
鲁迅对革命仍然充满期待，辛亥革命的成功让他看到了光明。他说，那时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不过到了北京之后，失望很快到来。袁世凯称帝，二次革命失败，学界，文化界受到的严密监视，情况又开始坏了下去。
鲁迅在北京打了十几年，买了大宅子，有了社会地位，但是现在为了安全等问题，他打算抛弃这一切。
前面课程我们多次分析过，鲁迅离开北京，南下到厦门，广州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政治避难。由于在女师大风潮和三一八惨案中的挺身直言，让鲁迅成为段祺瑞政府眼中的刺头，被列到通缉名单上。
后来，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军打到北京，镇压国民党和共产党，白色恐怖横行。鲁迅和许寿裳躲到东交民巷使馆区。日子过的很不安宁。
另一个呢，是感情问题。此时他和学生徐广平已经有了实质的恋爱关系。北京有家有口，流言蜚语环绕四周，他们约定分别两年，搞搞事业，攒攒钱，然后再考虑共同生活。
鲁迅自己也总结过，他说，要不是和段祺瑞，章士钊等人搞斗争，还有其他的原因，是不会离开北京的。但眼下他要先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于是先到厦门大学，想踏实工作两年。
我们发现，无论是在绍兴师范学校当校长，还是在女师大当兼课老师，只要碰到学校里的“青年叛徒”，搞运动，闹学潮，都来找他这个“青年叛徒的领袖”。鲁迅很快成为学生聚焦的中心。
学校高薪请鲁迅来教书，鲁迅却反过来和学生一起反对学校，指导学生办刊物，创社团，参加学生党员会议，发表公开演讲，呼吁厦门高校学生多留心世事。
学校领导很头疼，集美学校校长干脆说，闹风潮都是鲁迅不好。鲁迅感到很委屈，年轻人总是迷信我，真是没有办法。
此时，鲁迅已经有战斗经验了，再耗下去，北京的情况将再次重演：被监视，被通缉，甚至被暗杀。所以，这次鲁迅决定再怂一次。
四个多月后，鲁迅坚决请辞，南下广州，去见见许广平信中所说的广州革命盛况。从广东展开的北伐战争迎来巨大胜利，让鲁迅从辛亥革命后的失落情绪中彻底振作起来。广州和鲁迅是两情相悦的。
在徐广平的怂恿下，鲁迅本来就有心到广州做事，而另一边，广州政府也十分看重鲁迅在思想界和年轻人中的影响力，有意请他到改制的中山大学主事。双方一拍即和，鲁迅被聘为为中山大学唯一正教授和中文系主任。
从厦门到广州，鲁迅完成了从革命思想者到革命同路人的转变。鲁迅此时具备了应对复杂政治环境的能力，国共两党正处在蜜月期，不过也在暗中较劲，因为面对鲁迅这个思想界的权威，双方都在争取。鲁迅有点动静，互相抢头条报道。
但鲁迅一直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他对当时两党的态度是：可以靠近，但绝不站队。经过从政界到学界的卖力营销，鲁迅的地位由此再上一个高度。时代的战士成为当之无愧的中国文化界顶流。
但顶流不好当，今天政府想请你去官方活动站台，明天青年学生想让你走上街头，谈革命和文学。鲁迅初来乍到，还看不清广州的局势，但他对流量有一个清晰的认知：从顶流到塌房，就在一句话之间。
因此，除了广州，鲁迅能不出门就不出门，也不发表什么东西，问起来就说自己教学任务繁忙。这种装死的举动，让广州革命青年非常不满，乃至愤怒。《鲁迅先生往哪里躲》等质问文章接连抛来。鲁迅按兵不动，只让徐广平出面，代为答复。
从事后看，这种清醒又救了鲁迅一命。国共的蜜月期，随着蒋介石的四一二政变很快破裂，大批共产党员遭逮捕和暗杀。一夜之间，广州这个革命策源地到处是血的游戏。
好巧不巧的是，因为学生被捕，学校不管事，鲁迅一怒之下提出辞职。但走还是不走呢，不走很危险，走同样很危险。思来想去，鲁迅决定，人离开国民党掌控的中大，但不离开广州。
这样一直到1927年9月底，风声差不多过去了，鲁迅和徐广平离开广州，前往上海。在上海，鲁迅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十年。
虽然除了几次去北平探亲，鲁迅几乎没有离开上海，但这个定居之所并不安定，甚至比他之前呆过的几个地方还要凶险复杂。这从两个事可以侧面反映：
一个是创作多。鲁迅自己统计过，最后十年的创作成果是前面十年的两倍还多，可见外部斗争环境的刺激之大。
另一个是笔名多。据统计，上海十年鲁迅用了100多个笔名，数量是各个时期之最。鲁迅的大量笔名不是什么文人雅趣。此时，国民党当局对鲁迅的任何言论，都是实施围追堵截，鲁迅不得已，只好频繁换马甲，打游击战，进行文化反围剿。
给申报自由谈写专栏的时候，鲁迅用了个笔名，特别刚，就一个字：干。干文学，干革命，干敌人，就是干。可以说这个字非常直白有力的总结了鲁迅怂人的面具下的真正本色。
所以这就是我们最后想说的，今天这节课其实有一个潜在的关键词，革命。经历大大小小的革命事件，鲁迅明白一个道理，先有真正的革命者，才会有真的革命，后来这也被他用来解读革命文学这个概念，革命人做的文学才是革命文学。
另一方面，他对革命的本质也有了新的理解，那就是失败，只有失败的革命才是真正的革命。就是说，革命的命运是永远革命，永远失败。孙中山的临终遗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这也是鲁迅关于革命观念的最好注脚。
鲁迅也把孙中山，当看作一个真正的革命者。鲁迅给自己的定位就是这样的一个持续革命者，而想持续呢，生命首先要存续。
在激进的革命行动中，我们看到一个犹豫的，后退的，认怂的鲁迅。在上海时期，鲁迅过的并不太平，著作遭查封，还经常被当局列上逮捕令。日本学生增田涉说，他去鲁迅家里听课的时候，天气就算再酷，热鲁迅也不靠近房间唯一一扇窗户透气乘凉，永远坐在离窗三尺远的里面，防止有人从楼下街道仰头望见自己的身影。
所以鲁迅常说，改革自然不能免于流血，但流血并非等于改革。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而这种精打细算背后，是为继续韧性战斗储备弹药。
就像鲁迅一再强调的，先得要生存，但生存不是苟活。地低为海，人低为王。这给我们普通人的启示是：做人表面可以示弱，低姿态，但内心要强大，头脑要清醒。
一句话得：知道自己想干什么，这样我们才能不被成败强弱的社会评价拿捏。坚定信念，往生活的更深处走。因为示弱是一种高情商，示弱了，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向生活进行反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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