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后破产”的恐怖，在于一点一点被逼入绝境之感。
他们并非一下子就陷入到破产状态中去，而是生活困顿之后，或变卖家产，或存款花光。因为是一点一点地被追逼到最后关头，那种不安和恐怖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而不安与恐怖的源头，则是“当财产都没了，接受了生活保护就真能生活下去吗”。他们因此一直节衣缩食，尽量不去动用存款。
这与日本经济评论家大前研一的判断大相径庭。大前研一认为，大多数日本老年人拥有大量的存款，但不敢花，等到临终时，日本的老年人平均每人拥有3500万日元的金融资产。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们对自己的老年生活和日本的未来感到不安，缺乏信心和安全感。
“老后破产”则是指另一个老年群体，处于社会的边缘。他们同样担心未来，但存款少，养老金少，生活成本和患病的危险迫使他们不知哪一天就破产。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整理成书的《老后破产》如今有了中译本，本文摘编一些故事，借此一窥日本老年人何以要说“只靠养老金生活不下去”，甚至怀疑社会养老金。
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录制《“老后破产”的现实》（2014 & 2016）时探访和记录的画面。
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都已进入老龄化社会。即便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可能也是一个在社会心理上提前衰老的年代。生理预期寿命长了，衰老却提前了，漫长的中老年时期与“无助”、“无望”、“孤独”紧紧纠结在一起。自嘲“步入中年”或自称“老人”的年轻人以这样的姿态来告别青春。
说是自嘲，然而，站在我们身后的社会现实，既可能有所谓“后现代（性）”，但更重要的理由是，越来越感叹于改变生活、命运与人生的艰难，活着和奋斗的意义也跟着产生微变。
如果我们真的变老会是怎样的？那一天的来临，将怎样延续、检验和拷问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所面临的生存困境？
（注：文中货币为日元，按目前汇率，1日元约等于0.06人民币。）
“只靠养老金生活不下去”
在东京港区，有着繁华的闹市，如六本木、表参道等，这些地方因穿着时尚的年轻人而热闹非凡。但在城市中独居老人激增的大环境下，该区又是孤身一人生活的老人受孤立情形特别严重的地区。区政府正在为此谋划对策。
2014年8月初，我们到位于幽静的高级住宅区一角的公寓探访田代先生，83岁。为采访在此孤身生活的他，我们来到了公寓一层走廊入口处最靠前的那个房间。
从门厅进去，眼前是一个3张榻榻米大小的小厨房。房间在里面，约6张榻榻米大小。整个住处，加起来也不足10张榻榻米大，很狭窄。可能是没收拾的缘故，垃圾散乱，被子也没叠。
他在厨房里坐下，说：“房间里很乱啊。很抱歉，在这里说可以吗？”于是，我们也在厨房里坐下了。视线降低后，房间里的样子也就慢慢看清楚了。门厅前，脏衣服堆成了小山。厨房的洗碗池里，做饭用的锅、平底锅等，就那样放着，也没洗。往里面一看，没叠的被子上是乱堆一气的杂物。
“只靠养老金无法安度晚年的老人多起来了。我们还听说，自己一个人生活，连帮扶的家人都没有，感觉日子沉重、辛酸的人们也多了。今天，就是要做这方面的采访才来拜访您的。”
田代先生听着，“嗯，嗯”着数度点头，像是在回想自己的晚年。“这样的人，可能真的很多啊。我自己认为一直都是认认真真地工作，可万没想到，会成为今天的样子啊。”
乍看之下，田代先生很年轻，根本不像80多岁的人。虽是一头白发，但又厚又密，身材细长，走起路来也很轻快。但在听他讲的过程中我们才知道，“苗条”，实为节省伙食所致。这让我们吃了一惊。也就是说，他的日子过得很艰难，每每两个月一次的养老金发放日没到，就已经没钱买吃的了。
“到下一个养老金发放日还有几天吧。所以现在，几乎已经没什么钱了。一点一点算计着，吃事先买好的凉面。”他把面条拿出来给我们看了看，是100日元左右两把的凉面干面条。
田代先生每月有10万日元左右的养老金。房租每月6万日元，剩下的4万日元就用来生活。去掉水电煤气等公共支出，再交完保险，手里的生活费就只有2万日元了。房租负担很重，生活捉襟见肘，无力储蓄，手里连搬家的费用都没有，已经是束手无策了！
以日本进入高度老龄化社会为背景的日本动画《老人Z》（1991）。
田代先生拿着两份养老金，一份是全额6.5万日元的国民养老金，一份是作为正式员工在企业里工作时积存的社会养老金。约半数独居老人的养老金月收入不足10万日元。“搬到更便宜的地方住，生活不就轻松了吗？”田代先生的回答是，就是想搬也毫无办法。
因工作繁忙，田代先生没有结婚，所以没有家人可以依靠。父母都已过世，虽然有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但彼此已经疏远，多年没有联系。
“只在这么苦的时候去哭诉，‘帮帮我’什么的，是不可以的。”田代先生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靠捉襟见肘的养老金坚持着生活。快到养老金发放日的时候，钱包里往往就只剩几百日元了。这最后的一笔钱，就拿来买百元店的凉面，算计着吃，一直撑到发放日，这就是田代式的“精打细算，细水长流”。
社会养老金的“骗局”
另一位老人山本女士，在超市男装卖场一直工作到57岁退休，却并没领取社会养老金。因为当时退休的时候，企业的社会养老金可以“一次性提前领取”。不少人都是因并不清楚这一“社会养老金脱退补助金制度”到底是怎么回事便加以利用，才导致无法领取社会养老金的。
“从前，退休的时候，积存的社会养老金是可以一次性领取的。但退休当时不是不知道养老金会这么重要嘛，所以，那时候就一次性领出来了。所以现在就没有社会养老金了。”
若考虑到物价行情，即便当时一次性领取，也不是什么大数目。现在想来，一次性领取实际上损失重大。但这一点，据山本女士说也是为生活发愁时才意识到的。其结果就是，山本女士只有国民养老金这唯一一份收入。只有这份收入是不够的，所以就一点一点地，把工作时辛苦积攒的存款取出来，以应付每天的生活。并且，为尽量不让存款减少，连生病都不得不忍着不去医院—这就是山本女士所面对的现实。
“很长时间，真的是一直在拼命工作，现在却在过这样的生活。那自己以前的人生到底算怎么回事呢？感觉是徒劳一场啊。”
挂念着孤身一人生活的山本女士的，是分开生活的兄弟。担心了打个电话过来，有时也会过来玩。但在金钱方面，山本女士却不想依靠自己的兄弟。“正因为是心爱的家人才不想添麻烦。就算生活苦一点，就算去不了医院，那也只好忍着了。”或许有的读者会想，“明明向家人撒撒娇，请周围人帮帮忙就可以过得更轻松”。但是，当你自己成了老人时，真的会这样做吗？
实际上，不少老人认为：“要是给别人添麻烦，那还不如死了好。”这或许是坚实地走过工作时代而来的自尊，或许是不想给年轻一代增加负担。但不管怎样，对不向周围求助的老人，扔一句“不求助嘛，穷啊苦啊也是自作自受”便抛而弃之之前，我们必须想到，现在还精神饱满的老人，终有一天会需要他人的帮助；现在还在工作的人们，终有一天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成为老人。或许，直到成为老人了才会想—恐怕人人如此——“不想依赖他人活着”“不想给他人添麻烦”吧。
采访结束时，山本女士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新手帕，把冰包进去递了过来。“这么热，您也很不容易啊。把这个缠在头上回去吧。”这种体贴令人开心，也令人歉疚。
回去的路上，因总感觉可惜就没缠到头上，而是一直拿在手里。凉爽，从手帕里一点一点地渗出来。握着手里的冰，一路上都在想，怎么样才能帮助山本女士呢？可是，当冰全部融化了也依然没有结论。
有“家”也能接受最低生活保护
若没有亲属或熟人可以依赖，能够克服“老后破产”的就只有生活保护了。但如果有存款，就无法接受生活保护，此外，房产等不动产也是申请生活保护的一个障碍。很多老人养老金收入虽少，但却拥有自己的房子。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因不愿放弃房子的想法太强烈而拒绝生活保护。曾经做过木匠的川西先生也不例外。
“这个家，是我亲手建的呀。”三十几岁的时候，作为木工师傅亲手建起来的家，至今都令他自豪。父亲病故后，川西先生一直跟母亲和弟弟在这里生活，这个家里，到处都是回忆。
像川西先生一样，很多老人所住的房子，都是在工作年代付出了很多辛苦才到手的。但因为家会被视为资产，即便收入很少也无法享受生活保护。很多情况下，他们都被迫变卖家产或土地，拿到钱后去购买必要的服务。
但这一原则正在逐渐松动。如果房屋已经老旧，或土地价格非常便宜，继续住在家里也可以享受生活保护，但很多人却因不了解这一制度的例外而忍耐着。
“不想放弃自己的房子，所以享受不了生活保护。”
抱有这一误解的人，最好是去所在地政府的福利窗口咨询一下。实际上，若被认定为“财产价值很低”，也有可能无需放弃自己的家就能得到生活保护。特别是因医疗、护理服务等需要想接受生活保护的人，住在家里也可以以“医疗补助”或“护理补助”的形式，接受仅限于贴补医疗或护理费用的生活保护——这样的方式，有的地方政府也是认可的。
“想在已经住惯的自己家里过世”——这是很多老人的愿望。或许，为兼顾这一愿望与制度性生活保护，在生活保护制度的运作层面，已经开始向时代的要求贴近。
在日本也有部分老年人选择到养老院度过晚年。图为日本纪录片《纪实72小时：面朝大海的养老院》（2017）剧照。
对川西先生来说，亲手建起的家里倾注了对家人的爱，倾注了作为一名手艺人的自豪，已是不想放弃的“宝物”。川西先生的精心与执着遍布于家中的每一个角落。
川西先生修习木工始于15岁左右，即战后不久。跟着父亲学做工匠时，因东京大空袭，他出生长大的东京庶民区全被烧光了。在所有建筑都被烧毁、化为一片焦土的故乡，川西先生下决心要做一名木匠。父亲当时说的话，至今言犹在耳。
“今后，日本需要建更多更多的家，盖更多更多的楼。需要木匠的时代到来了。”
川西先生内心涌起的，是想为重建日本贡献力量的激动。刚入门的时候，东西莫辨，老挨骂。尽管如此，到25岁左右时，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等也都掌握了，“虽不能独挡一面，但可以做最低限度的工作了”。到了30岁以后，就有人来购买自己的手艺了，订单也慢慢多了起来。
作为木工师傅在工作中迈进不止的川西先生没有结婚。
“工作结束就跟伙伴们喝一杯，手工业者喜欢喝酒的人多嘛。那时候，身边总有人包围着，真的很开心啊……”就这样，在焚烧一空的地方，城市建起来了，战后复兴的大业完成了。这，就是今天的老人们的丰功伟业。川西先生也一样，50多年一直诚实劳动，交养老保险，也没借过什么大钱。可尽管如此，现在却天天为陷入“老后破产”那天的到来而恐惧，而不安。
随节约而来的“矛盾”
山田宪吾先年逾65岁，也是一个人生活，住在川西先生家附近，步行10分钟左右就到了。通过对山田先生的采访，我们留意到并不只是医疗费，老人家的各类负担都在加重。
山田先生告诉我们，退休前他曾是一名出租车司机，离婚后就在一所木制公寓独自生活了。山田先生身材高大，生得很魁梧，待人却意外地和蔼。跑着出租，还缴纳了社会养老金，所以月收入有12万日元左右。但他每月的房租要花去4万日元，就只能用剩下的8万日元来支付公共费用及生活费了。看来，山田先生也一样，只是活下去就很吃力了。
“按说，房租应该是4.5万日元，但以打扫共用楼梯为条件，让房东便宜了5000日元。”山田先生住的，是那种老式的木制公寓。门厅是共用的，在那里脱鞋上楼，各人的房间在楼上。他告诉我们，就是因为负责打扫走廊和楼梯，房租才便宜了一点。
“5000日元，对我来说也是大钱嘛。”山田先生苦笑着说。走进山田先生的房间，先是一个3张榻榻米大小的厨房，再往里，是一个6张榻榻米大小的起居室，起居室是和室。房间内有洗手间，但没有洗澡间。
山田先生极力压缩伙食费。扣除房租后剩下的8万日元，再去掉公共费用和澡堂费等必要支出，手里就只剩3万日元了。
医疗费就从这3万日元里出。山田先生的心脏有老毛病，并且因腰腿有慢性关节痛还要去看矫形外科。这两个病，每月各去一次医院是必不可少的。山田先生还不到70岁，医疗费自费负担为“三成”，合到一起就近5000日元。
如果是75岁以上的老人，医疗费自费负担“一成”就可以了，但像山田先生这样65岁以上70岁不到的老人，就跟工作人口一样，要自费负担“三成”。
更为严重的是，他还患有视野、视力等视觉功能衰退的疑难病症。这种病需要由专科医生检查，可找了相关诊所才知道，最近的诊所也在埼玉县的所沢市。
但是，他心脏、腰腿都不好，一个人坐电车、倒公交车地折腾又不放心。打的的话，往返要2万日元左右。只交通费就花2万日元，那立马就赤字了。因此，明知需要尽快接受专科医生的治疗，却又连医院都去不了，那就只能徒然蹉跎时间。
视力再坏下去，一个人生活都会有困难。还是在此之前接受生活保护，去医院为上。乍看之下，像山田先生这样每月有12万日元养老金收入的人，是难以成为救助对象的。他自己也很难开口说“我想接受生活保护”。可实际上，能领到一定养老金的人，更会因不想接受生活保护致使病情加重，从而陷入“老后破产”。
换句话说，养老金金额极少等明显穷困的人更易与救济挂钩。因生活的严峻状况明显表面化，即便本人不说“帮帮我”，其穷困情状就是无声胜有声的“SOS”信号，并由此受到生活保护。这样的案例正在增多。
但像川西先生、山田先生这样，拥有一定程度养老金的人，即便因生病等正在一点一点地被逼入“老后破产”的状况，需要支援，但周围的人也难以觉察。或许，这才是在社会保障制度的缝隙中被忽略的问题。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既然不想求助，那就是他本人的责任，不用管”，而是由支援方主动觉察到的机制。或许，等我们成为老人时，这会成为保护我们自己的制度。
《老后破产: 名为“长寿”的噩梦》
作者: 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译者: 王军
版本: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8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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