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商鞅和申不害的变法的确各自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变法模式。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两者之间的确是有竞争关系的。当然作为过来人的人们都知道两者角逐的结果：商鞅变法奠定了秦国一统华夏的最初基业，而申不害变法尽管也取得了一些成绩，却最终犹如昙花一现。那么同样是变法，为何商鞅与申不害的成就相差如此之大？
周烈王元年（前375年）韩国灭郑，这时郑国京邑（今郑州荥阳东南京襄城）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官吏，此时这个小人物还根本入不了韩哀侯的法眼。韩国灭掉郑国后这个人成了韩国最底层的一名普通公务员，他的名字叫申不害。他在被韩国起用变法之前就已混迹于韩国的公务员队伍，只不过属于最基层的公务员。周显王十五年（前354年）魏国出兵伐韩，包围宅阳（今郑州市北）。面对重兵压境的严重局面，韩昭侯及众大臣束手无策。危急关头申不害审时度势，建议韩昭侯执诸侯面见天子时携带的珪去见魏惠王。申不害说：“我执珪于魏，魏君必得志于韩，必外靡于天下矣，是魏弊矣。诸侯恶魏必事韩，是我免于一人之下，而信于万人之上也。夫弱魏之兵，而重韩之权，莫如朝魏。”韩昭侯采纳申不害建议，亲自执珪去朝见魏惠王，表示敬畏之意。魏惠王果然十分高兴，立即下令撤兵，并与韩国约为友邦。申不害亦由此令韩昭侯刮目相看，逐步成为韩昭侯的重要谋臣，得以在处理国家事务上施展自己的智慧和才干。
周显王十六年（前353年）魏国又起兵伐赵，包围了赵国都城邯郸。赵成侯派人向齐国和韩国求援。韩昭侯一时拿不定主意，就询问申不害，应如何应对。“申不害始合于韩王，然未知王之所欲也，恐言而未必中于王也。王闻申子曰：‘吾谁与而可？’对曰：‘此安危之要，国家之大事也。臣请深惟而苦思之。’乃微谓赵卓、韩晁曰：‘子皆国之辩士也，夫为人臣者，言可必用，尽忠而已矣。’二人各进议于王以事。申子微视王之所悦以言语于王，王大说之。”申不害让赵卓、韩晁陈述是否出兵救赵的意见，自己则暗中观察韩昭侯的态度，摸透了韩昭侯的心思。于是便进谏说应当联合齐国，伐魏救赵。韩昭侯果然十分高兴，即听从申不害意见，与齐国一起发兵讨魏，迫使魏军回师自救，从而解了赵国之围。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围魏救赵”的故事。由此不难看出：申不害其实是一个颇有心机深通权谋的人。韩昭侯也从申不害处理外交事务的卓越表现及其独到的见解中发现这位“郑之贱臣”原来是难得的治国人才，于是便力排众议，于周显王十八年（前351年）破格拜申不害为相，以求变革图强。
申不害
申不害变法的第一步就是整顿吏治，加强君主集权统治。在韩昭侯的支持下他首先向挟封地自重的侠氏、公厘和段氏三大世家贵族开刀：果断收回其特权，推毁其城堡，清理其府库财富充盈国库，这不但稳固了韩国的政治局面，而且使韩国实力大增。与此同时大行“术”治——整顿官吏队伍，对官吏加强考核和监督，“见功而与赏，因能而授官”，有效提高了国家政权的行政效率，使韩国显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局面。随后，他又向韩昭侯建议整肃军兵，并主动请命，自任韩国上将军，将贵族私家亲兵收编为国家军队，与原有国兵混编，进行严酷的军事训练，使韩国的战斗力大为提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申不害为富国强兵，还十分重视土地问题。他说：“四海之内，六合之间，曰：奚贵，土，食之本也。”又说：“昔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号令不同，而俱王天下，何也？必当国富而粟多也。”因而他极力主张百姓多开荒地，多种粮食。同时他还重视和鼓励发展手工业，特别是兵器制造。所以战国时代韩国冶铸业是比较发达的。当时就有“天下之宝剑韩为众”、“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的说法。申不害相韩15年，“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帮助韩昭侯推行“法”治、“术”治，使韩国君主专制得到加强，国内政局得到稳定，贵族特权受到限制，百姓生活渐趋富裕，史称“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韩国虽然处于强国的包围之中，却能相安无事，成为与齐、楚、燕、赵、魏、秦并列的战国七雄之一。
申不害属于早期的法家变革人物，当时的法家主要有三派：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商鞅重“法”。申不害所说的“术”是在执行法的前提下使用的，而“法”又是用来巩固君主统治权的。因此他并不是不讲“法”与“势”的。关于君主的权势申不害认识得很清楚。在战国诸侯争霸的情形下君主专制是最能集中全国力量的政权形式，也是争霸和自卫的最佳组织形式。他说：“君之所以尊者，令也，令之不行，是无君也，故明君慎之。”令是权力的表现，是一种由上而下的“势”能。“权势”是君主的本钱。然而申不害重“术”的法制思想却为历代封建帝王加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也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
事实上申不害的主公韩昭侯深得申不害的权谋术数之精华：“昔者韩昭侯醉而寝，典冠者见君之寒也，故加衣于君之上。觉寝而说，问左右曰：‘谁加衣者？’左右对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与典冠。其罪典衣，以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为越其职也。”
韩昭侯
这件事一向被作为韩昭侯严明朝廷体制的行为正面宣讲，但其实也可以换一个角度看：一国之君不思改良国家政体，只专注于谁给自己戴帽子、穿衣服之类的细枝末节，又以权谋术数监视臣子，成天和臣子们斗智斗勇，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不是加重内耗吗？遗憾的是中国古代历朝君主几乎都深具权谋之术——在专制政体下皇宫几乎是天下最为肮脏龌龊之地，是阴谋权术汇聚之地，是勾心斗角尔虞我诈之地，要在这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进而成就大业就不得不修习权谋术数。自古以来的君主论治国理政或许有昏君，但论玩弄阴谋权术一个比一个精明，所谓亡国之君不过是被比他更精明的人给玩死了。自宋以后随着华夏尚武精神的日益衰落，内争之势反而愈演愈烈——皇帝们对外不能御侮杀敌，不过搞朝廷内斗接连玩死过岳飞、熊廷弼、袁崇焕......客观而言：在专制年代一国之君若是不通权谋之术就做不长久江山；然而一国之君不专注于国家体制的创新变革，而一味醉心于权谋之术正是国家衰亡之始。
如果用商鞅变法作为对比就可以明显看出这种重权谋术数的变法的缺陷性：商鞅重法，而重法的表现形式是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于百姓。申不害重术，而其具体表现形式是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法的对象是民，而术的对象是臣。商鞅变法通过军功爵等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制度措施成功将整个秦国打造成为全民崇尚耕战的国家，反观申不害变法，主要针对的是朝堂大臣。商鞅在秦国进行的是一场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百姓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变革，而申不害变法更多是通过权谋术数对朝廷吏治进行整肃。申不害和韩昭侯死后韩国又迅速衰败，日渐沦为被人征伐的对象，从某种意义上而言：申不害变法过于醉心于权谋术数，而忽视对国家体制的深彻变革就已潜伏下这场变法昙花一现的祸根。不过在申不害和韩昭侯在世这些缺陷并未表露出来，“申子请仕其从兄官，昭侯不许也。申子有怨色。昭侯曰：‘非所谓学于子者也。听子之谒而废子之道乎？又亡其行子之术而废左之谒乎？子尝教寡人循功劳、视次弟，今有所求，此我将奚听乎？’申子乃辟舍请罪，曰：‘君真其人也！’”
申不害在韩国实行以“术”为主的法制，经过15年改革，加强了君主集权，使韩国“国治兵强”，政治局面比较稳定，国力也有所增强。但实行这种政策也产生了另一个后果，即“一言正而天下定，一言倚而天下靡。”“术”取决于君主本人的才能，君主本人比较正确，有能力，国家就会比较兴旺；相反，国家就会陷入混乱，老百姓就会遭殃。正因为申不害与韩昭侯用“术”有余，定法不足，“不擅其法，不一其宪令”，因此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韩国的问题。韩昭侯一薨逝，韩国很快又衰落了。但申不害重“术”的法制思想却为历代封建帝王加强君主集权提供了理论和经验，也为一些人搞阴谋诡计开了先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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